蝴蝶扇動了翅膀，波瀾也隨之泛起。蒙古入衛的草原宗王雖然看似一體，其實他們之間也是矛盾重重，尤其是真金死後，他製定的策略逐漸崩壞，難以再繼續實施。而朝廷財政的緊張，使得鐵穆耳不得不放權讓宗王們自己搞錢養兵。
惡例一開，便難以再收拾，暫時的和平也讓宗王們失去了共同的敵人，可以專心致誌的奪權找錢。讓當下宗王擅權，地方州府難治，雖未封疆裂土，但也讓諸王們對皇權再難生畏懼之心，尤其是在去歲鐵穆耳居然畏宋如虎，行駕不敢回京，讓他們更加藐視朝廷。
當下發生在沛縣看似隻是爭奪一個稅關，是兩人間的利益之爭，其實深層次確是權力之爭。也隻裏控製著山東大半疆域，但是運河在其轄地中流經的隻有徐州至沛縣一段，大部分卻在濟寧王察罕帖木兒的轄地，這導致也隻裏難以從中謀取更多的利益。
察罕帖木兒控製著東平至沛縣的運河，比之也隻裏要長的多，因而他可以在多地設置稅關，收取更多的稅賦。但其並不滿足，因為榷場設置在徐州，無論是進出蒙元的貨物都要在這裏完成，所以這裏既是蒙宋兩國交易的樞紐，自然貨物最多，價值也最高，獲取的利益也最大。
當初真金劃分諸王的轄地也是經過多方考慮的，除了軍事上的便利，也有讓他們相互製衡的想法，畢竟諸王若是鐵板一塊，便足以威脅到京畿的安全，而他們之間若是摩擦不斷，就需要朝廷從中調解，便能夠將他們握在掌心之中。
於是真金在劃分轄地的時候，就有意將傳統的地域進行了重新調整，導致他們的轄地犬牙交錯，相互滲透。當然皇帝也有幾門窮親戚，尤其是在蒙元這種家族式的統治方式，因此在劃分的時候也不得不加以照顧，尤其是後期皇後闊闊真插手其中，使得諸王之間嫌隙頓生。
運河北上借用了一段濟河河道，察罕帖木兒當初重賄了方臣祐說動了闊闊真，而其祖上又是鐵木真四弟鐵木哥斡赤斤，根腳不淺。於是將東平路亦劃入其的轄地，生生的從濟南府路割裂出去了一塊。
當然也隻裏也非平常的權貴，他也是出身蒙古孛兒隻斤氏，祖上是鐵木真弟合赤溫，根腳同樣深厚。當然從封地麵積上也是占了便宜的，控製了山東最為肥沃的平原地區，東部又瀕臨大海，可以從事海上貿易，按說也不算虧待他。
也隻裏算起來與察罕帖木兒還是正經親戚，但是利益麵前就不好說了。也隻裏想要將東平路收歸自己轄下，而察罕帖木兒則覬覦徐州段運河，兩人都想吞並對方。而在朝廷控製力下降的情況下，兩人間的矛盾從小規模的摩擦，終於演變成了兵戎相見……
雙方都不是孤立的存在，誰都有三親倆好的，身後也皆有各自的利益集團，見兩位要打起來了，或是聲援，或是暗中派兵助戰，或是出麵調解。因此這仗正如趙昺所料，大打是不可能的，也打不起來，但卻將矛盾公開化，
蒙元朝廷方麵當下隻是中書省派出了使臣前來調解，但是其官階不高，威望不足，又如何能壓製住兩位宗王，所以來了等於沒來，隻是表明了朝廷的一個態度。而朝中也有人希望他們鬧得大些，如此可以從中取利，甚至導致格局重新變化。
至於趙昺也希望他們繼續鬧下去，起碼一旦蒙宋開戰，倆人不說相互拆台，能否相互支援都難說。而他也沒有閑著，利用開榷的時機，將武器裝備和輜重藏於漕船之中送往前線，且倆人鬥爭鬥正酣，自然顧不上監視，他就能瞞天過海的完成戰爭準備。
不過開榷是兩國間的大事，不僅是互通有無，也是收取蒙元歲貢的時候。現下兩人間的爭鬥，導致運河封閉，不能通航，商船滯留，趙昺自然不能不發聲。在五月即將開榷之際，宋廷發出警告，若是再封閉運河，大宋將關閉榷場，並將對破壞和議者興師問罪。
有些可笑的是這些宗王們不聽的朝廷的，卻怕大宋問罪，諸王借此相脅勸二人罷兵，開放運河。地方鄉紳則聯名勸解，願意捐獻錢糧彌補各自的損失，以免刀兵。這個結果有些出乎趙昺的意料，但想想也符合各自的利益。
從大形勢上而言，蒙古取代遼金以來，以宋為正朔的觀念在北方淡漠已久，因此恢複宋室的號召很難有多少政治感召力；漢人們親眼看到了蒙古軍隊的作戰能力，諸王們也認識到各自之間實力均衡、互相牽製的複雜形勢，所以滿足於大汗君臨之下割據一方的實權和地位。
在蒙古最高統治集團中，新汗缺乏曆代大汗銳意進取，開疆拓土的誌向，的確不是最符合他們利益的大汗，但是鐵穆耳為漢臣們認為是守成的君主，便於控製，加以時日不僅能夠實現漢化。而大汗的軟弱對於他們卻是利好，可以在各自轄地為所欲為。
所以盡管這些宗王在平時的私下談論裏或有誹議朝政的不遜之辭，但如果沒有充分的把握，他們絕對不肯輕易地舉兵對抗朝廷的。且知道他們之間也非鐵板一塊，且關係錯綜複雜，若是真的對抗朝廷，其他人非但不會支持，反而會多在朝廷督責之下帶兵參加對他們的圍剿。
諸王也都是明白人，汗位不是人人都能坐的，他們這些旁係即便篡取了汗位，也無法得到其他人的認可和支持。以其把成功的賭注完全壓在不切實際的空想上，將自己引向坐而待斃的死路，還不如維持現狀做個土皇帝。
此外，榷場不僅是兩國貿易交易的場所，也是蒙元朝廷的重要收入來源之一，從江南來的絲綢、茶葉和精美的瓷器、香料、金銀珠寶都是由朝廷專賣。尤其是在失去海上貿易以後，蒙元從外界獲取這些東西的渠道基本斷絕。
而大宋海上貿易的繁榮，卻能輕易獲得，榷場也就成蒙元權貴們獲得奢侈品的重要來源，而他們還可將這些東西加價賣給更遠的北地，通過西域販賣到中亞地區獲得巨額利潤。當然兩國間的貿易也是朝中權貴們發財的重要途徑，可以將馬匹和皮毛、藥材名正言順的賣給南朝。
也隻裏和察罕帖木兒當然也清楚長期截斷水道，自己不僅得罪了朝廷和大汗，也侵害了諸多權貴們的利益。若是真惹了眾怒，他們的下場也不會好，見有台階可下，便接受了各方調解，適可而止的暫時罷兵，重新開放水道。
貿易正常展開，但是趙昺並沒有多少歡喜，於是便放出了後手。
曆史上的山東，由於地形複雜，地處中原核心，這裏產生了很多有名的響馬，他們做出了許多驚天動地的‘大事’。
新莽時期，山東爆發了聲勢浩大的農民起義，起義軍的名字叫——赤眉。赤眉軍和綠林軍一起，推翻了王莽的統治。後來赤眉軍又消滅了綠林軍建立的更始政權。不過赤眉軍沒有走到最後，他們被後起的劉秀所滅。
東漢末的時候，山東又爆發了轟轟烈烈的“黃巾起義”，黃巾軍成為了壓垮腐朽的東漢朝廷的最後一根稻草，雖然他們最終被軍閥鎮壓，但是黃巾軍的持續抵抗對三國的形成依然造成了巨大的影響，曹操的起家就多虧那三十萬由黃巾軍俘虜編成的“青州兵”。
隋朝末年的時候，這裏又爆發了“瓦崗起義”，無數山東豪傑揭竿而起，聚兵反隋，在這裏建立了瓦崗政權。隻是他們勢力太過單薄，後來歸順秦王李世民後得到很好的出路。唐末的時候，又是在山東，先是爆發了王仙芝起義，接著而起的又是“黃巢起義”，最終撼動了唐王朝的統治，，差點就成為唐王朝的繼承者。
到了宋朝，這裏又興起了一股反政府武裝，那就是大名鼎鼎的梁山好漢。真實的梁山起義並沒有那麽大的陣仗，他們在宋江的帶領下，並沒有接受招安，而是轉戰各地，最終在兵敗的情況下，被迫向朝廷投降。
山東因為地處黃河下遊，為抵禦金兵南下，東京守將杜充在滑州人為決開黃河堤防，造成黃河改疲乏，向東南分由泗水和濟水入海。黃河至此由北入渤海改而南入黃海，自此黃河便在下遊地區頻繁改道，在山東境內肆虐。災民們為了生存或流離他鄉，或淪為“盜賊”。
而到了南宋時期，這裏落到了女真金國的手裏，由於不堪重負，這裏的人們又組織起來反抗金國的統治。這支起義軍因身穿紅襖作為標記，故名“紅襖軍”。在蒙、宋的外部打擊和紅襖軍的內部呼應下，金國很快招架不住，敗下陣來，走向末路。
所以“響馬”文化這個基因已經深深的植入了這塊大地上。而入元後，災害依舊嚴重，戰亂不斷，加之朝廷橫征暴斂，導致民亂不止盜匪橫行，現下依舊嚴重……
惡例一開，便難以再收拾，暫時的和平也讓宗王們失去了共同的敵人，可以專心致誌的奪權找錢。讓當下宗王擅權，地方州府難治，雖未封疆裂土，但也讓諸王們對皇權再難生畏懼之心，尤其是在去歲鐵穆耳居然畏宋如虎，行駕不敢回京，讓他們更加藐視朝廷。
當下發生在沛縣看似隻是爭奪一個稅關，是兩人間的利益之爭，其實深層次確是權力之爭。也隻裏控製著山東大半疆域，但是運河在其轄地中流經的隻有徐州至沛縣一段，大部分卻在濟寧王察罕帖木兒的轄地，這導致也隻裏難以從中謀取更多的利益。
察罕帖木兒控製著東平至沛縣的運河，比之也隻裏要長的多，因而他可以在多地設置稅關，收取更多的稅賦。但其並不滿足，因為榷場設置在徐州，無論是進出蒙元的貨物都要在這裏完成，所以這裏既是蒙宋兩國交易的樞紐，自然貨物最多，價值也最高，獲取的利益也最大。
當初真金劃分諸王的轄地也是經過多方考慮的，除了軍事上的便利，也有讓他們相互製衡的想法，畢竟諸王若是鐵板一塊，便足以威脅到京畿的安全，而他們之間若是摩擦不斷，就需要朝廷從中調解，便能夠將他們握在掌心之中。
於是真金在劃分轄地的時候，就有意將傳統的地域進行了重新調整，導致他們的轄地犬牙交錯，相互滲透。當然皇帝也有幾門窮親戚，尤其是在蒙元這種家族式的統治方式，因此在劃分的時候也不得不加以照顧，尤其是後期皇後闊闊真插手其中，使得諸王之間嫌隙頓生。
運河北上借用了一段濟河河道，察罕帖木兒當初重賄了方臣祐說動了闊闊真，而其祖上又是鐵木真四弟鐵木哥斡赤斤，根腳不淺。於是將東平路亦劃入其的轄地，生生的從濟南府路割裂出去了一塊。
當然也隻裏也非平常的權貴，他也是出身蒙古孛兒隻斤氏，祖上是鐵木真弟合赤溫，根腳同樣深厚。當然從封地麵積上也是占了便宜的，控製了山東最為肥沃的平原地區，東部又瀕臨大海，可以從事海上貿易，按說也不算虧待他。
也隻裏算起來與察罕帖木兒還是正經親戚，但是利益麵前就不好說了。也隻裏想要將東平路收歸自己轄下，而察罕帖木兒則覬覦徐州段運河，兩人都想吞並對方。而在朝廷控製力下降的情況下，兩人間的矛盾從小規模的摩擦，終於演變成了兵戎相見……
雙方都不是孤立的存在，誰都有三親倆好的，身後也皆有各自的利益集團，見兩位要打起來了，或是聲援，或是暗中派兵助戰，或是出麵調解。因此這仗正如趙昺所料，大打是不可能的，也打不起來，但卻將矛盾公開化，
蒙元朝廷方麵當下隻是中書省派出了使臣前來調解，但是其官階不高，威望不足，又如何能壓製住兩位宗王，所以來了等於沒來，隻是表明了朝廷的一個態度。而朝中也有人希望他們鬧得大些，如此可以從中取利，甚至導致格局重新變化。
至於趙昺也希望他們繼續鬧下去，起碼一旦蒙宋開戰，倆人不說相互拆台，能否相互支援都難說。而他也沒有閑著，利用開榷的時機，將武器裝備和輜重藏於漕船之中送往前線，且倆人鬥爭鬥正酣，自然顧不上監視，他就能瞞天過海的完成戰爭準備。
不過開榷是兩國間的大事，不僅是互通有無，也是收取蒙元歲貢的時候。現下兩人間的爭鬥，導致運河封閉，不能通航，商船滯留，趙昺自然不能不發聲。在五月即將開榷之際，宋廷發出警告，若是再封閉運河，大宋將關閉榷場，並將對破壞和議者興師問罪。
有些可笑的是這些宗王們不聽的朝廷的，卻怕大宋問罪，諸王借此相脅勸二人罷兵，開放運河。地方鄉紳則聯名勸解，願意捐獻錢糧彌補各自的損失，以免刀兵。這個結果有些出乎趙昺的意料，但想想也符合各自的利益。
從大形勢上而言，蒙古取代遼金以來，以宋為正朔的觀念在北方淡漠已久，因此恢複宋室的號召很難有多少政治感召力；漢人們親眼看到了蒙古軍隊的作戰能力，諸王們也認識到各自之間實力均衡、互相牽製的複雜形勢，所以滿足於大汗君臨之下割據一方的實權和地位。
在蒙古最高統治集團中，新汗缺乏曆代大汗銳意進取，開疆拓土的誌向，的確不是最符合他們利益的大汗，但是鐵穆耳為漢臣們認為是守成的君主，便於控製，加以時日不僅能夠實現漢化。而大汗的軟弱對於他們卻是利好，可以在各自轄地為所欲為。
所以盡管這些宗王在平時的私下談論裏或有誹議朝政的不遜之辭，但如果沒有充分的把握，他們絕對不肯輕易地舉兵對抗朝廷的。且知道他們之間也非鐵板一塊，且關係錯綜複雜，若是真的對抗朝廷，其他人非但不會支持，反而會多在朝廷督責之下帶兵參加對他們的圍剿。
諸王也都是明白人，汗位不是人人都能坐的，他們這些旁係即便篡取了汗位，也無法得到其他人的認可和支持。以其把成功的賭注完全壓在不切實際的空想上，將自己引向坐而待斃的死路，還不如維持現狀做個土皇帝。
此外，榷場不僅是兩國貿易交易的場所，也是蒙元朝廷的重要收入來源之一，從江南來的絲綢、茶葉和精美的瓷器、香料、金銀珠寶都是由朝廷專賣。尤其是在失去海上貿易以後，蒙元從外界獲取這些東西的渠道基本斷絕。
而大宋海上貿易的繁榮，卻能輕易獲得，榷場也就成蒙元權貴們獲得奢侈品的重要來源，而他們還可將這些東西加價賣給更遠的北地，通過西域販賣到中亞地區獲得巨額利潤。當然兩國間的貿易也是朝中權貴們發財的重要途徑，可以將馬匹和皮毛、藥材名正言順的賣給南朝。
也隻裏和察罕帖木兒當然也清楚長期截斷水道，自己不僅得罪了朝廷和大汗，也侵害了諸多權貴們的利益。若是真惹了眾怒，他們的下場也不會好，見有台階可下，便接受了各方調解，適可而止的暫時罷兵，重新開放水道。
貿易正常展開，但是趙昺並沒有多少歡喜，於是便放出了後手。
曆史上的山東，由於地形複雜，地處中原核心，這裏產生了很多有名的響馬，他們做出了許多驚天動地的‘大事’。
新莽時期，山東爆發了聲勢浩大的農民起義，起義軍的名字叫——赤眉。赤眉軍和綠林軍一起，推翻了王莽的統治。後來赤眉軍又消滅了綠林軍建立的更始政權。不過赤眉軍沒有走到最後，他們被後起的劉秀所滅。
東漢末的時候，山東又爆發了轟轟烈烈的“黃巾起義”，黃巾軍成為了壓垮腐朽的東漢朝廷的最後一根稻草，雖然他們最終被軍閥鎮壓，但是黃巾軍的持續抵抗對三國的形成依然造成了巨大的影響，曹操的起家就多虧那三十萬由黃巾軍俘虜編成的“青州兵”。
隋朝末年的時候，這裏又爆發了“瓦崗起義”，無數山東豪傑揭竿而起，聚兵反隋，在這裏建立了瓦崗政權。隻是他們勢力太過單薄，後來歸順秦王李世民後得到很好的出路。唐末的時候，又是在山東，先是爆發了王仙芝起義，接著而起的又是“黃巢起義”，最終撼動了唐王朝的統治，，差點就成為唐王朝的繼承者。
到了宋朝，這裏又興起了一股反政府武裝，那就是大名鼎鼎的梁山好漢。真實的梁山起義並沒有那麽大的陣仗，他們在宋江的帶領下，並沒有接受招安，而是轉戰各地，最終在兵敗的情況下，被迫向朝廷投降。
山東因為地處黃河下遊，為抵禦金兵南下，東京守將杜充在滑州人為決開黃河堤防，造成黃河改疲乏，向東南分由泗水和濟水入海。黃河至此由北入渤海改而南入黃海，自此黃河便在下遊地區頻繁改道，在山東境內肆虐。災民們為了生存或流離他鄉，或淪為“盜賊”。
而到了南宋時期，這裏落到了女真金國的手裏，由於不堪重負，這裏的人們又組織起來反抗金國的統治。這支起義軍因身穿紅襖作為標記，故名“紅襖軍”。在蒙、宋的外部打擊和紅襖軍的內部呼應下，金國很快招架不住，敗下陣來，走向末路。
所以“響馬”文化這個基因已經深深的植入了這塊大地上。而入元後，災害依舊嚴重，戰亂不斷，加之朝廷橫征暴斂，導致民亂不止盜匪橫行，現下依舊嚴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