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初鐵穆耳使宋，其作為敵國的皇子，不僅可以自由出入驛館，還可以上街遊玩，但是並沒有人拿他怎麽樣，可以說是依禮待之。可是李思衍身份比之其差遠了，不僅被朝臣們斥責，在回驛館的途中也受到百姓的圍攻，尾隨謾罵，若非有官兵護送，恐怕一頓打是免不了的。
趙昺知道李思衍之所以引發朝野的憤慨，其實根本原因還在其不僅是漢人，還本是正經八百的宋人，又中過科舉，做過大宋的官。按說他應該為大宋守節，以死報國，但是他在蒙元占領江南之際，接受了敵國的征辟，做了蒙元的官，還來跟大宋討價還價，為敵代言，那就是漢奸國賊。
而事情並為此而停止，且有愈演愈烈之勢，事務局報告有人甚至在謀劃衝擊李思衍住的驛館，甚至準備將其當街截殺。趙昺聞知大驚，刺殺他國使臣無論古今皆是極為惡劣的事件，下旨立刻嚴查，並加強對驛館的保護，保證蒙元使團人員的安全。
對於大宋臣民的過激行為，趙昺也能表示理解，自己前世作為一個憤青，也曾有過這種想法。即便到了這個世界也是對漢奸極為仇恨，在瓊州保衛戰和收複江南的初，時凡是俘獲的蒙古官員皆立即處斬，普通兵卒罰做苦役。而對曾投敵的漢奸更是絕不放過，抄家做苦役都是最輕的，且要殃及後世子孫。
但是隨著戰爭的深入，戰線越過了南宋傳統的邊界，深入敵國境內，趙昺覺得這種政策就不再適用，你總不能實施滅絕政策，將所有人皆屠戮殆盡。且在理論上來說，中原及長城以內的地區皆是漢人的傳統統治區域，也即國的範圍，其中多數都是漢人，難道還要同胞相殘嗎？
而曆史上所謂的“北胡南蠻東夷西狄”，胡，本義是獸頸下的垂肉，引申指遊牧肉食之北方民族，今之“胡來”、“胡說”、“胡鬧”都是當日指胡人野蠻行徑之形容遺傳；蠻，南蠻，蛇種，孟子曾經說：南蠻鴃舌之人；夷，背負大弓的人形，就是獵人的意思；狄，本義帶著獵犬行獵。
《周禮·職方氏》曰：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爾雅·釋地》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把周邊少數民族都看成為野獸或還帶著野獸圖騰行狀的人，給他們命名也與獸、蟲、犬、弓箭相關，全不在漢族文明發達之平等正視的法眼之內。
四野之賓，都不是人，“非我族類，其心必異”，這樣的觀念十分流行。可是後來這些四野之賓也都成了中國人，那麽“中國”的名稱應該改為“華夏”才對，“中國”的本義就是“中原地區”而已。以此態度待人待己，其惡果就是愚蠢的傲慢和封閉的拒絕，拒絕承認他人是平等的人類。
作為現代人投胎的趙昺清楚人類的進化史其實就是人類血緣的融合史，即使在上古，也是東方的夷人和西方之夷人漸次異族合並的曆史過程。若是當下那老酸儒們知道自己與異族本是同根生，甚至與遠隔萬裏的歐洲人、非洲人在基因上都有關聯，不知當做何想。
但趙昺以為這些抱著血統觀念的腐儒們心中也十分明白，所謂的漢族血脈早已並非純正，隻是在這個問題上裝聾作啞掩耳盜鈴罷了。僅就本朝而言，在唐朝滅亡之後，經曆了五代十國間上百年的動亂，其間異族多次侵入中原地區建立政權，期間不同民族間不可避免的進行了同化和通婚，宋朝正是建立在此基礎之上。
而後的宋朝同樣在遼闊的華北平原上一直進行著一個種族混血文化雜交的曆史運動，北方各少數民族與華北漢人不斷通婚，即使宋時敵對的契丹人，也是“授漢官者從漢儀，聽與漢人婚姻”。遼國占領華北平原後，即將多數的漢人編成“轉戶”，配屬在各“幹魯朵”之下，於是每一個部落都有漢人融入契丹的軍隊做兵員。
金國則將漢人與女真人雜居編成五十戶至三百戶組成的社會-軍事組織，首長由女真人擔任。這樣一來，實際上契丹之遼和女真之金向南方的宋朝開戰，其中就有很多華北平原的漢人參加。而到了蒙古滅金進入中原地區，索性將契丹人、女真人及渤海人等等皆劃為漢人之列。
因此“漢人”這一概念的文化內涵，在此時愈來愈混合，不再有血緣上的意義。而在前世，趙昺也知道對於國家的意義也曾有過延續多年的爭論。在現代文明的框架下，中原王朝與曾入主的契丹、女真和蒙古間的戰爭都是內戰，如鐵木真、完顏阿骨打和努爾哈赤都可以算作開疆拓土的英雄。但是站在民族立場上，這些人都是敵人，是入侵中原的蠻夷。
現在姑且不論誰是誰非，不過趙昺清楚後一種觀點在曆史上占據了主流，中國古代的愛國主義都和複雜的民族和地域問題錯綜糾纏在一起，所愛的國家，就是漢族的國家，即與民族主義和中原中央觀念息息相關。當前的宋朝同樣如此。
極具諷刺意味的是，中國曆史的命運軌跡是這樣的：文明首先在中心地域繁盛，周邊區域為落後民族地帶，但是北方遊牧民族卻是軍事化民族，占據高位，時時覬覦著富裕的中原地區。先是邊鄙落後民族稱臣，中原人民蔑視四野，繼而中原政治腐化。
皇帝為了保住自己的皇位而削弱國家軍事力量，從而導致國家實質性的落後，於是胡羌羯厥蒙滿之邦民族乘機進犯，文明文化隻好節節退讓；當中原文化力不從心應接不暇的時候，文明輸於野蠻，老大退避後生，失土守望，漢族逐漸以體麵認輸退卻；再是遠客入主中原，附庸蔚為大國，漢人淪為下民
後來曆史成為現實，漢人漸把當年的蠻族視為主子，多數民族和少數民族混血雜交合為一家，昔日所愛的國家已經過時，再行堅持愛念舊國已經不合時宜；再後來，新來的主子也慢慢漢化，繼承了漢文化的腐敗本質，封建文化愈加墮落，落後民族主政的封建皇朝集漢族與少數民族的負麵文化，再次走向曆史的下坡路。
而曆史和現實一再告訴趙昺，那些淪陷區的民眾往往不太計較這個國家的主子是誰，時移世遷，人心都會漸漸接受事實。本朝範成大出使到金，經過了淮河以北的北宋故土，寫了諸多詩詞和一卷日記《攬轡錄》。其中一首絕句寫道：州橋南北是天街，父老年年等駕迴；忍淚失聲詢使者，幾時真有六軍來。
但是在趙昺看來範大成就是在明明白白的作弊，其在日記寫卻記載著真實的事實：民亦久習胡俗，態度嗜好與之俱化。過相州也隻是說：“遺黎往往垂涕嗟嘖，指使人曰：‘此中華佛國人也！’”哪裏有遺老敢在金國南京的大街上攔住宋朝使者問為什麽宋兵不打回老家來的！
後三年韓元吉出使金國，記述使者避嫌疑，躲在車內，也不敢和當地百姓說話，下車討水喝，遇到小孩和婦人，用語言試探，讓親信多次去偷偷詢問，“然後知中原之人怨敵者故在而每恨吾人之不能舉也！”當前趙昺多年以來在曆次的戰爭中，在戰場上遇到的敵人同樣是北方漢人和南宋的降軍，比之蒙古人要多得多，而且也更為凶悍。
在趙昺看來導致這種事情的發生主要還是中國曆史上王朝不斷被顛覆，政權頻繁更迭，於是給普通人留下了一個極其尷尬的二律背反難題：究竟我們應該忠誠於哪一個國家？忠誠哪一個皇帝？於是在一部分中國人的心裏，就產生了虛無的不愛國家的理念，所以成為背叛者就有了理所當然的理由。
既然我們沒有一個可以永恒真誠熱愛的國家，國家也是皇帝的，那麽背叛就成了順理成章的怪事，於是給人們留下了自古以來漢奸多的印象。愛大宋的，在蒙古人眼裏就是叛逆和反賊；忠於蒙元的，又會被漢人罵作走狗和漢奸。
但是隨著時易世變及時間的流逝，大多數百姓也就選擇了屈從，沒有誰在為了恢複前朝而造反，那些儒者也會放下身段走進異族人的朝堂。而這時誰再高喊恢複前朝，不僅僅會遭到當朝發兵剿滅，舉國百姓也會千夫所指，共同唾棄之。
當抽象的道德問題演變成簡單的常識難題，百姓就隻好變得滑頭而識時務者為俊傑，學會了沒有原則的油滑軟弱。於是一大批人，隻看人挑擔不吃力，在一邊說風涼話最氣壯山河，看到大事臨頭，人人得而藏拙，萬馬齊喑。趙昺相信若非自己複國成功，隻怕江南百姓也會在幾十年後，已然忘記了曾經的故國了……
趙昺知道李思衍之所以引發朝野的憤慨，其實根本原因還在其不僅是漢人，還本是正經八百的宋人，又中過科舉，做過大宋的官。按說他應該為大宋守節，以死報國，但是他在蒙元占領江南之際，接受了敵國的征辟，做了蒙元的官，還來跟大宋討價還價，為敵代言，那就是漢奸國賊。
而事情並為此而停止，且有愈演愈烈之勢，事務局報告有人甚至在謀劃衝擊李思衍住的驛館，甚至準備將其當街截殺。趙昺聞知大驚，刺殺他國使臣無論古今皆是極為惡劣的事件，下旨立刻嚴查，並加強對驛館的保護，保證蒙元使團人員的安全。
對於大宋臣民的過激行為，趙昺也能表示理解，自己前世作為一個憤青，也曾有過這種想法。即便到了這個世界也是對漢奸極為仇恨，在瓊州保衛戰和收複江南的初，時凡是俘獲的蒙古官員皆立即處斬，普通兵卒罰做苦役。而對曾投敵的漢奸更是絕不放過，抄家做苦役都是最輕的，且要殃及後世子孫。
但是隨著戰爭的深入，戰線越過了南宋傳統的邊界，深入敵國境內，趙昺覺得這種政策就不再適用，你總不能實施滅絕政策，將所有人皆屠戮殆盡。且在理論上來說，中原及長城以內的地區皆是漢人的傳統統治區域，也即國的範圍，其中多數都是漢人，難道還要同胞相殘嗎？
而曆史上所謂的“北胡南蠻東夷西狄”，胡，本義是獸頸下的垂肉，引申指遊牧肉食之北方民族，今之“胡來”、“胡說”、“胡鬧”都是當日指胡人野蠻行徑之形容遺傳；蠻，南蠻，蛇種，孟子曾經說：南蠻鴃舌之人；夷，背負大弓的人形，就是獵人的意思；狄，本義帶著獵犬行獵。
《周禮·職方氏》曰：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爾雅·釋地》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把周邊少數民族都看成為野獸或還帶著野獸圖騰行狀的人，給他們命名也與獸、蟲、犬、弓箭相關，全不在漢族文明發達之平等正視的法眼之內。
四野之賓，都不是人，“非我族類，其心必異”，這樣的觀念十分流行。可是後來這些四野之賓也都成了中國人，那麽“中國”的名稱應該改為“華夏”才對，“中國”的本義就是“中原地區”而已。以此態度待人待己，其惡果就是愚蠢的傲慢和封閉的拒絕，拒絕承認他人是平等的人類。
作為現代人投胎的趙昺清楚人類的進化史其實就是人類血緣的融合史，即使在上古，也是東方的夷人和西方之夷人漸次異族合並的曆史過程。若是當下那老酸儒們知道自己與異族本是同根生，甚至與遠隔萬裏的歐洲人、非洲人在基因上都有關聯，不知當做何想。
但趙昺以為這些抱著血統觀念的腐儒們心中也十分明白，所謂的漢族血脈早已並非純正，隻是在這個問題上裝聾作啞掩耳盜鈴罷了。僅就本朝而言，在唐朝滅亡之後，經曆了五代十國間上百年的動亂，其間異族多次侵入中原地區建立政權，期間不同民族間不可避免的進行了同化和通婚，宋朝正是建立在此基礎之上。
而後的宋朝同樣在遼闊的華北平原上一直進行著一個種族混血文化雜交的曆史運動，北方各少數民族與華北漢人不斷通婚，即使宋時敵對的契丹人，也是“授漢官者從漢儀，聽與漢人婚姻”。遼國占領華北平原後，即將多數的漢人編成“轉戶”，配屬在各“幹魯朵”之下，於是每一個部落都有漢人融入契丹的軍隊做兵員。
金國則將漢人與女真人雜居編成五十戶至三百戶組成的社會-軍事組織，首長由女真人擔任。這樣一來，實際上契丹之遼和女真之金向南方的宋朝開戰，其中就有很多華北平原的漢人參加。而到了蒙古滅金進入中原地區，索性將契丹人、女真人及渤海人等等皆劃為漢人之列。
因此“漢人”這一概念的文化內涵，在此時愈來愈混合，不再有血緣上的意義。而在前世，趙昺也知道對於國家的意義也曾有過延續多年的爭論。在現代文明的框架下，中原王朝與曾入主的契丹、女真和蒙古間的戰爭都是內戰，如鐵木真、完顏阿骨打和努爾哈赤都可以算作開疆拓土的英雄。但是站在民族立場上，這些人都是敵人，是入侵中原的蠻夷。
現在姑且不論誰是誰非，不過趙昺清楚後一種觀點在曆史上占據了主流，中國古代的愛國主義都和複雜的民族和地域問題錯綜糾纏在一起，所愛的國家，就是漢族的國家，即與民族主義和中原中央觀念息息相關。當前的宋朝同樣如此。
極具諷刺意味的是，中國曆史的命運軌跡是這樣的：文明首先在中心地域繁盛，周邊區域為落後民族地帶，但是北方遊牧民族卻是軍事化民族，占據高位，時時覬覦著富裕的中原地區。先是邊鄙落後民族稱臣，中原人民蔑視四野，繼而中原政治腐化。
皇帝為了保住自己的皇位而削弱國家軍事力量，從而導致國家實質性的落後，於是胡羌羯厥蒙滿之邦民族乘機進犯，文明文化隻好節節退讓；當中原文化力不從心應接不暇的時候，文明輸於野蠻，老大退避後生，失土守望，漢族逐漸以體麵認輸退卻；再是遠客入主中原，附庸蔚為大國，漢人淪為下民
後來曆史成為現實，漢人漸把當年的蠻族視為主子，多數民族和少數民族混血雜交合為一家，昔日所愛的國家已經過時，再行堅持愛念舊國已經不合時宜；再後來，新來的主子也慢慢漢化，繼承了漢文化的腐敗本質，封建文化愈加墮落，落後民族主政的封建皇朝集漢族與少數民族的負麵文化，再次走向曆史的下坡路。
而曆史和現實一再告訴趙昺，那些淪陷區的民眾往往不太計較這個國家的主子是誰，時移世遷，人心都會漸漸接受事實。本朝範成大出使到金，經過了淮河以北的北宋故土，寫了諸多詩詞和一卷日記《攬轡錄》。其中一首絕句寫道：州橋南北是天街，父老年年等駕迴；忍淚失聲詢使者，幾時真有六軍來。
但是在趙昺看來範大成就是在明明白白的作弊，其在日記寫卻記載著真實的事實：民亦久習胡俗，態度嗜好與之俱化。過相州也隻是說：“遺黎往往垂涕嗟嘖，指使人曰：‘此中華佛國人也！’”哪裏有遺老敢在金國南京的大街上攔住宋朝使者問為什麽宋兵不打回老家來的！
後三年韓元吉出使金國，記述使者避嫌疑，躲在車內，也不敢和當地百姓說話，下車討水喝，遇到小孩和婦人，用語言試探，讓親信多次去偷偷詢問，“然後知中原之人怨敵者故在而每恨吾人之不能舉也！”當前趙昺多年以來在曆次的戰爭中，在戰場上遇到的敵人同樣是北方漢人和南宋的降軍，比之蒙古人要多得多，而且也更為凶悍。
在趙昺看來導致這種事情的發生主要還是中國曆史上王朝不斷被顛覆，政權頻繁更迭，於是給普通人留下了一個極其尷尬的二律背反難題：究竟我們應該忠誠於哪一個國家？忠誠哪一個皇帝？於是在一部分中國人的心裏，就產生了虛無的不愛國家的理念，所以成為背叛者就有了理所當然的理由。
既然我們沒有一個可以永恒真誠熱愛的國家，國家也是皇帝的，那麽背叛就成了順理成章的怪事，於是給人們留下了自古以來漢奸多的印象。愛大宋的，在蒙古人眼裏就是叛逆和反賊；忠於蒙元的，又會被漢人罵作走狗和漢奸。
但是隨著時易世變及時間的流逝，大多數百姓也就選擇了屈從，沒有誰在為了恢複前朝而造反，那些儒者也會放下身段走進異族人的朝堂。而這時誰再高喊恢複前朝，不僅僅會遭到當朝發兵剿滅，舉國百姓也會千夫所指，共同唾棄之。
當抽象的道德問題演變成簡單的常識難題，百姓就隻好變得滑頭而識時務者為俊傑，學會了沒有原則的油滑軟弱。於是一大批人，隻看人挑擔不吃力，在一邊說風涼話最氣壯山河，看到大事臨頭，人人得而藏拙，萬馬齊喑。趙昺相信若非自己複國成功，隻怕江南百姓也會在幾十年後，已然忘記了曾經的故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