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金見賀惟賢以為甘麻剌等人殺伯顏的理由不夠充分，又轉而猜測是不是入衛的宗王們要殺其。賀惟賢又以為宗王們雖然在封地調配上對伯顏有意見，但是還不足以讓他們有膽去刺殺一位在東道諸王中甚有威信，令西道諸王膽寒的勇略之士。
這時真金又猜測是皇後主導了此事，因為在立儲和處理汪氏的問題上，兩方意見向左，這個理由足夠充分了。而他想想又推翻了自己的想法，現在得到的消息是鐵穆耳從臨安出逃，南朝對此十分憤怒，正在全力緝捕。在其身死未知的情況下，皇後殺伯顏並沒有任何意義。
賀惟賢在旁安靜的聽著真金自說自話，心中暗歎其並非是一個合格的統治者。他早就知道南朝要除掉伯顏的計劃，而他也參與其中，但是承擔的任務就是在真金麵前說些模棱兩可的‘小話’，並沒有受命出手直接幹掉伯顏。
所以賀惟賢心裏清楚自己隻是這個計劃中的一環，肯定還有其他人參與其中，至於是誰他不敢問，也不想知道，那樣自己南朝奸細的身份就多一個人知道，危險也就增加幾分。所以他篤信伯顏之死與南朝小皇帝脫不了幹係。
但以現在的情形看，賀惟賢以為也非是南朝直接遣人刺殺的，因為這裏畢竟是蒙元京畿腹地。而伯顏帶的侍衛雖然不多，可也皆是精銳效死之士。以他目前知道的情況，伯顏一行人是在極短的時間內被屠戮殆盡的，這非是幾十人可以做到的，刺殺者出動的人手肯定是數倍於其的。
再以刺殺者的手段看，他們能潛伏在伯顏必經之路上而不被察覺，除了其大意之外，恐怕也是訓練有素的軍隊。而駐紮在京郊外的軍隊除了侍衛親軍和入衛的宗王軍，還有就是諸王的投下親軍。那麽刺殺者就不言而明，除了甘麻剌和皇後，隻有他們能不通過樞密院調動自己的親軍，但最大的疑凶其實就是皇後。
所以他以為伯顏是死在了南朝小皇帝的陰謀，朝中各方勢力的爭鬥及皇後之手。不過賀惟賢以為真正害死伯顏的其實是真金，正是他的軟弱和猜忌，使得朝中動蕩，導致各方勢力內鬥不止，使南朝有機可乘，讓朝中有人鋌而走險，使伯顏成為這場爭鬥的犧牲品。
賀惟賢作為怯薛的一份子長期在宮中供職，對真金還是有所了解的，認為其不適合作為國家的最高統治者。真金臨事看似喜納群言，其實卻不能別其是非，持論不免兩歧。說白了，他沒有做決斷的魄力，而是習慣用書本上講道理的方法去做事。
做也有一番道理，不做也有一番道理，這樣做有一番道理，那樣做也有一番道理。真金以所謂“中庸之法”治國，自以為容易討好，讓朝中兩派都為己所用，實際上導致漢法派不信任他，宗王派也不喜歡他。
真金在繼位之初，靠著伯顏的輔助及身邊的漢臣的支持穩定中原，又許以重金安撫諸王，又以伯顏鎮壓了西北叛王，才得以穩定了朝局。但南朝此時勢如破竹，在江南戰場上連連取得了勝利，迫使真金不得不與南朝議和，劃長江而治。
在國內稍稍趨於穩定後，朝中對南朝用兵的論調再起。因為南朝此次做的太過分了，凡還是有些血性的正常人都不能忍。實際上，當時朝中多數人，包括真金和伯顏在內，都是主戰的。不僅是因為失去了江南這個錢袋子，而且以為南朝過去在蒙元麵前隻有卑躬屈膝當孫子的份兒，現在居然要與他們平起平坐實在讓人受不了。
於是在朝野一片主戰的聲音中，伯顏奉旨前往兩淮地區主持河南和山東兩個都萬戶府，準備對南朝用兵。伯顏赴任後也是積極調兵遣將，整頓兵馬，欲擇機再下江南。但是在先後爆發了泰州和六安兩次較大的衝突，及水軍在海上被殲之後，伯顏意識到當下蒙元已非南朝的敵手，從而由主戰轉為主和，軍事上由進攻轉為防禦。
賀惟賢還記的，在伯顏思想發生轉變後，在朝中引起一片嘩然。彼時真金在經濟壓力下啟用了桑哥一班色目人，把持了朝政，而這時那些漢臣不但紛紛上疏清議，並且身體力行要帶兵請纓出戰。而他自己也是如此，懇求大汗讓他出征。
現在想來，賀惟賢覺得就是個笑話。但彼時卻非如此，他出身漢家，自小受到儒家教育，因而不難看到漢臣們無一例外堅決主戰，這是由他們傳統士大夫的身份決定的。而李謙等清流派更是傳統儒家思想的衛道者，他們崇尚“尊王攘夷”，維護聖人之道。
在儒家的道德理念裏，“道”是高於現實本身的層次。道就是道德，在儒家傳統理念裏，講究的是尚德不尚險，講究的是修齊治平。儒家的思想就是明乎其道以救世，如果現實與儒家道德有所衝突，那必定是維護更高的“道”。
所以不管雙方實力對比如何，必須堅持儒家之道，這就是典型的政治正確。另外，從儒家理學角度來看，清流派是傳統統治思想的維護者，他們以維護綱常倫理為己任，外交主張，就是對外強硬。蒙元當下是天朝上國，不可能向南朝這樣的曾被滅國者低頭，否則就是不尚禮義，不圖人心。
“輕言戰爭”是清流派對外主張的通病，同樣也是儒家傳統士大夫的通病。漢臣們的主戰言論建立在儒家傳統思想上，符合道德倫理觀，愛國忠君。而實際上，卻不了解當前局勢，也不清楚自身實力，不是經過對敵我雙方實力的細致分析而得出，僅僅因為因為要‘尊王攘夷’就輕率言戰，而沒有考慮戰爭的現實問題。
真金在這個時候對伯顏的決定予以支持，同意斃敵鋒芒，轉入戰略防禦。但是在內外的壓力下很快又改變了主意，伯顏的方略在漢臣和宗王們的強烈反對下無疾而終。其被再次召回朝廷，很快又被派往西北陪同鐵穆耳撫軍，真金起用少壯派的玉昔帖木兒主持山東、河南兩個都萬戶府，準備對宋戰爭。
對於真金的決定，賀惟賢以為其終歸是自幼接受儒學教育，因而深信隻有實施漢法就能重振大元，一班親信漢臣也同時得到起用，協助他理政，並謀劃對宋戰爭。賀惟賢對於李謙這些清流並不厭惡，他們對時局的認識有局限性不假，但並不能說清流派就一無可取之處。
他認為清流派不等於保守派，在堅決捍衛儒家傳統思想之外，清流派又是主張就時的。他們對學習南朝並不排斥，這和守舊派截然不同。守舊派的觀點是“道器皆不變”，就是從思想上到行動上都維持之前的形態，對於新事物非常抵觸。清流派則不同，他們守道，對器卻沒那麽堅持，認為器是可以選擇的，也支持發展火器，發展以火器為主要裝備的新軍。
而由於深受儒家傳統思想熏陶，清流派也是愛國者。清流派都飽讀四書五經，講究仁孝、克己，講究匡時濟世、光明不欺、秉公任事。但清流派對宋開戰的主張，卻是不顧現實的實際情況，相較之下伯顏的策略更為客觀。可惜的是當時包括真金在內的朝臣們都看不清，其也屈從了主戰派，選擇了支持對宋發動戰爭。
現在想來十分可笑的是真金為了標榜自己，行的是正義之事，出的是正義之師，沒有選擇正確的時機開戰。而是命玉昔帖木兒不斷在江東挑釁，從而達到激怒南朝小皇帝先行開戰的目的。結果目的是達到了，可也喪失了先機，南朝一動手就是狠招，在江東強渡長江連奪數州，直逼揚州城下，占據了戰略主動。
南朝的一連串迅猛的動作可以說打懵了蒙元君臣，揚州不僅是重要的稅賦重地，且也是戰略要地。南軍據此就切斷了運河，從而給調集物資和運兵造成了極大困難。要想南下隻有擊敗揚州城下的南軍，才能繼續南下，否則就有被切斷後路的危險。
事後，賀惟賢覺得此刻蒙元停止用兵，與南朝議和，還是有可能避免戰爭的擴大。畢竟此時南朝朝野並不主張北進，與蒙元開戰，但是真金沒有做出停戰的選擇。其以為南軍攻勢雖猛，但己方目前的損失還可以承受，兩個都萬戶府尚有十餘萬大軍可用。於是乎，伯顏與一班幕僚搞出了一個偷襲江東，直取臨安的作戰計劃。
這個計劃在賀惟賢這個軍事小白眼中看來都是十分冒險，有很大的投機性，成功了一切好說，而敗了就是萬劫不複，使得兩淮地區再無兵可用，南軍可以直入京畿腹地。但是真金在明知的情況下，還是支持了這個冒險計劃，至此再無回旋餘地……
這時真金又猜測是皇後主導了此事，因為在立儲和處理汪氏的問題上，兩方意見向左，這個理由足夠充分了。而他想想又推翻了自己的想法，現在得到的消息是鐵穆耳從臨安出逃，南朝對此十分憤怒，正在全力緝捕。在其身死未知的情況下，皇後殺伯顏並沒有任何意義。
賀惟賢在旁安靜的聽著真金自說自話，心中暗歎其並非是一個合格的統治者。他早就知道南朝要除掉伯顏的計劃，而他也參與其中，但是承擔的任務就是在真金麵前說些模棱兩可的‘小話’，並沒有受命出手直接幹掉伯顏。
所以賀惟賢心裏清楚自己隻是這個計劃中的一環，肯定還有其他人參與其中，至於是誰他不敢問，也不想知道，那樣自己南朝奸細的身份就多一個人知道，危險也就增加幾分。所以他篤信伯顏之死與南朝小皇帝脫不了幹係。
但以現在的情形看，賀惟賢以為也非是南朝直接遣人刺殺的，因為這裏畢竟是蒙元京畿腹地。而伯顏帶的侍衛雖然不多，可也皆是精銳效死之士。以他目前知道的情況，伯顏一行人是在極短的時間內被屠戮殆盡的，這非是幾十人可以做到的，刺殺者出動的人手肯定是數倍於其的。
再以刺殺者的手段看，他們能潛伏在伯顏必經之路上而不被察覺，除了其大意之外，恐怕也是訓練有素的軍隊。而駐紮在京郊外的軍隊除了侍衛親軍和入衛的宗王軍，還有就是諸王的投下親軍。那麽刺殺者就不言而明，除了甘麻剌和皇後，隻有他們能不通過樞密院調動自己的親軍，但最大的疑凶其實就是皇後。
所以他以為伯顏是死在了南朝小皇帝的陰謀，朝中各方勢力的爭鬥及皇後之手。不過賀惟賢以為真正害死伯顏的其實是真金，正是他的軟弱和猜忌，使得朝中動蕩，導致各方勢力內鬥不止，使南朝有機可乘，讓朝中有人鋌而走險，使伯顏成為這場爭鬥的犧牲品。
賀惟賢作為怯薛的一份子長期在宮中供職，對真金還是有所了解的，認為其不適合作為國家的最高統治者。真金臨事看似喜納群言，其實卻不能別其是非，持論不免兩歧。說白了，他沒有做決斷的魄力，而是習慣用書本上講道理的方法去做事。
做也有一番道理，不做也有一番道理，這樣做有一番道理，那樣做也有一番道理。真金以所謂“中庸之法”治國，自以為容易討好，讓朝中兩派都為己所用，實際上導致漢法派不信任他，宗王派也不喜歡他。
真金在繼位之初，靠著伯顏的輔助及身邊的漢臣的支持穩定中原，又許以重金安撫諸王，又以伯顏鎮壓了西北叛王，才得以穩定了朝局。但南朝此時勢如破竹，在江南戰場上連連取得了勝利，迫使真金不得不與南朝議和，劃長江而治。
在國內稍稍趨於穩定後，朝中對南朝用兵的論調再起。因為南朝此次做的太過分了，凡還是有些血性的正常人都不能忍。實際上，當時朝中多數人，包括真金和伯顏在內，都是主戰的。不僅是因為失去了江南這個錢袋子，而且以為南朝過去在蒙元麵前隻有卑躬屈膝當孫子的份兒，現在居然要與他們平起平坐實在讓人受不了。
於是在朝野一片主戰的聲音中，伯顏奉旨前往兩淮地區主持河南和山東兩個都萬戶府，準備對南朝用兵。伯顏赴任後也是積極調兵遣將，整頓兵馬，欲擇機再下江南。但是在先後爆發了泰州和六安兩次較大的衝突，及水軍在海上被殲之後，伯顏意識到當下蒙元已非南朝的敵手，從而由主戰轉為主和，軍事上由進攻轉為防禦。
賀惟賢還記的，在伯顏思想發生轉變後，在朝中引起一片嘩然。彼時真金在經濟壓力下啟用了桑哥一班色目人，把持了朝政，而這時那些漢臣不但紛紛上疏清議，並且身體力行要帶兵請纓出戰。而他自己也是如此，懇求大汗讓他出征。
現在想來，賀惟賢覺得就是個笑話。但彼時卻非如此，他出身漢家，自小受到儒家教育，因而不難看到漢臣們無一例外堅決主戰，這是由他們傳統士大夫的身份決定的。而李謙等清流派更是傳統儒家思想的衛道者，他們崇尚“尊王攘夷”，維護聖人之道。
在儒家的道德理念裏，“道”是高於現實本身的層次。道就是道德，在儒家傳統理念裏，講究的是尚德不尚險，講究的是修齊治平。儒家的思想就是明乎其道以救世，如果現實與儒家道德有所衝突，那必定是維護更高的“道”。
所以不管雙方實力對比如何，必須堅持儒家之道，這就是典型的政治正確。另外，從儒家理學角度來看，清流派是傳統統治思想的維護者，他們以維護綱常倫理為己任，外交主張，就是對外強硬。蒙元當下是天朝上國，不可能向南朝這樣的曾被滅國者低頭，否則就是不尚禮義，不圖人心。
“輕言戰爭”是清流派對外主張的通病，同樣也是儒家傳統士大夫的通病。漢臣們的主戰言論建立在儒家傳統思想上，符合道德倫理觀，愛國忠君。而實際上，卻不了解當前局勢，也不清楚自身實力，不是經過對敵我雙方實力的細致分析而得出，僅僅因為因為要‘尊王攘夷’就輕率言戰，而沒有考慮戰爭的現實問題。
真金在這個時候對伯顏的決定予以支持，同意斃敵鋒芒，轉入戰略防禦。但是在內外的壓力下很快又改變了主意，伯顏的方略在漢臣和宗王們的強烈反對下無疾而終。其被再次召回朝廷，很快又被派往西北陪同鐵穆耳撫軍，真金起用少壯派的玉昔帖木兒主持山東、河南兩個都萬戶府，準備對宋戰爭。
對於真金的決定，賀惟賢以為其終歸是自幼接受儒學教育，因而深信隻有實施漢法就能重振大元，一班親信漢臣也同時得到起用，協助他理政，並謀劃對宋戰爭。賀惟賢對於李謙這些清流並不厭惡，他們對時局的認識有局限性不假，但並不能說清流派就一無可取之處。
他認為清流派不等於保守派，在堅決捍衛儒家傳統思想之外，清流派又是主張就時的。他們對學習南朝並不排斥，這和守舊派截然不同。守舊派的觀點是“道器皆不變”，就是從思想上到行動上都維持之前的形態，對於新事物非常抵觸。清流派則不同，他們守道，對器卻沒那麽堅持，認為器是可以選擇的，也支持發展火器，發展以火器為主要裝備的新軍。
而由於深受儒家傳統思想熏陶，清流派也是愛國者。清流派都飽讀四書五經，講究仁孝、克己，講究匡時濟世、光明不欺、秉公任事。但清流派對宋開戰的主張，卻是不顧現實的實際情況，相較之下伯顏的策略更為客觀。可惜的是當時包括真金在內的朝臣們都看不清，其也屈從了主戰派，選擇了支持對宋發動戰爭。
現在想來十分可笑的是真金為了標榜自己，行的是正義之事，出的是正義之師，沒有選擇正確的時機開戰。而是命玉昔帖木兒不斷在江東挑釁，從而達到激怒南朝小皇帝先行開戰的目的。結果目的是達到了，可也喪失了先機，南朝一動手就是狠招，在江東強渡長江連奪數州，直逼揚州城下，占據了戰略主動。
南朝的一連串迅猛的動作可以說打懵了蒙元君臣，揚州不僅是重要的稅賦重地，且也是戰略要地。南軍據此就切斷了運河，從而給調集物資和運兵造成了極大困難。要想南下隻有擊敗揚州城下的南軍，才能繼續南下，否則就有被切斷後路的危險。
事後，賀惟賢覺得此刻蒙元停止用兵，與南朝議和，還是有可能避免戰爭的擴大。畢竟此時南朝朝野並不主張北進，與蒙元開戰，但是真金沒有做出停戰的選擇。其以為南軍攻勢雖猛，但己方目前的損失還可以承受，兩個都萬戶府尚有十餘萬大軍可用。於是乎，伯顏與一班幕僚搞出了一個偷襲江東，直取臨安的作戰計劃。
這個計劃在賀惟賢這個軍事小白眼中看來都是十分冒險，有很大的投機性，成功了一切好說，而敗了就是萬劫不複，使得兩淮地區再無兵可用，南軍可以直入京畿腹地。但是真金在明知的情況下，還是支持了這個冒險計劃，至此再無回旋餘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