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17章亂在根源


    在前世,人們對於宋朝的評價基本是軍事和經濟褒貶不一,但對於文化的繁榮的稱讚卻是眾口一詞。首先,大家平時遇見最多的恐怕就是宋詞了。其實,宋代不止宋詞這些。宋代在文化上可以說是承前啟後的一個時代。宋學下麵有道學之後有理學。


    道學是宋學的一部分,而道學後來又發展出理學。明朝的心學,其實也可以追訴到理學道學之中。而同時,宋代也是開啟中國後一千年裏,教育的繁榮。首先是,突破前代的“公立”教育到民間私人教育。到北宋末,私人教育的書院,極大地推動了,文化的傳播和發展。


    但是讓趙昺驚詫的是今日學亂,卻正是與此有莫大的關係,甚至隱有是學亂發生的根源。按照他們所言趙匡胤以陳橋兵變,得開大宋皇朝,這卻使他心身警惕,於是製定了一個重要的國策,貶抑武人參政,建立一個士大夫政治製度,全國地方長官一律任用文臣。


    國家一時要普遍起用那麽多文臣,而宋承五代長期的戰亂,一般人都不喜歡讀書,書讀得好的就更少。所以朝廷為實行既定國策,就必須一方麵廣開讀書人登仕的途徑,一方麵竭力提倡讀書的風氣。真宗趙恒禦筆親作《勵學篇》更是傳布天下,迷醉天下士子者幾近千年。


    在元豐時期,官學已經得到了極大的發展,太學生的人數逐漸增多。到了徽宗崇寧年間,蔡京又掀起了北宋“興學”的高潮。蔡京先以“古者,國內外皆有學”為名,奏請朝廷,在州縣設置官學;又對教育升遷製度加以規範,形成了縣學考生升州學,州學考生升太學,依次進階的考試模式,進一步完善了三舍法。


    成為一個太學生也是不易,要麽才學出眾,要麽家世要好,當然朝廷對這些‘準官員’同樣照顧有加。首先,太學生的經濟生活有所保障,太學生一般情況下享有免役的優惠政策,因此經濟上還能過得去。不僅如此,太學生有時還能得到政府特殊的優待,太學有每月貼支的‘養士錢’;每逢省試,政府要貼支生員的住宿錢。地方上也會撥錢修建州學屋舍,貼支筆墨和飯食錢。


    而生活上的自足和安穩,使得宋代的太學生有了更多的精力去關注現實;而免役的特權又使得他們充滿了自豪感。此也成為宋代太學生參政的經濟前提,這些讓趙昺突然生出種太學生鬧學亂竟然是‘吃飽了撐的’,朝廷掏錢養了群‘白眼狼’的錯覺。


    此外太學一般設於王朝的國都,太學生在官學之中,不僅僅能夠得到係統的學習,且還能憑借其所處的環境,獲得較為寬闊的社會視野,並且容易受到上層統治者的賞識,能夠獲得絕佳的晉升機會。加之太學生多為官員子弟,而太學的教師也多為朝廷官員,這也成為太學生地位較高的原因之一。


    也正因為誰也不知道哪位學生突然一天飛上了高枝,成了新貴。自己當然也犯不著去得罪那些潛力股,而敬著養著,卻說不定還會成為自己的助力。在此種觀念下,卻讓太學生也洋洋自得,有了指點江山,評論朝政的欲望,從而敢於投身政治活動。


    不過趙昺以為北宋時期,太學生盡管參政熱情很高,敢於針對時弊上書,但還是在可控範圍之內,畢竟這一階段是以官學為主。而皇帝對於學亂的忍讓除了出於祖宗之法的考慮外,也是為了對其加以利用,使之成為製衡朝中重臣、維持自身統治的工具。


    不過在靖康年女真渡過黃河,攻陷汴京,擄走二帝後,形勢發生了逆轉。高宗皇帝在金兵的進逼下,南渡建康,又由建康逃至揚州。建炎三年再由揚州逃至鎮江,然後經蘇州,逃至杭州。接著至明州,到昌國下海,才躲過金兵的追擊,最後避難於杭州,紹興八年正式建都於此。


    前後經曆了多年之久的逃亡生活,高宗皇帝自然顧不上什麽百年大計的興學設教了。直到紹興十二年,才將臨安府學增修為太學,第二年又增建國子學,增收太學生。州縣學也相繼恢複和重建,但是太學和州縣學多有名無實。


    趙昺以為在這個時候,高宗皇帝對於興辦官學的態度並不積極,而導致其思想的轉變既有現實的問題,也有政治上的考量。


    北宋興學運動,提高了官學的社會地位,官學學生論陳時政,已成風氣,尤其是太學生成為一股強大的政治勢力。至南宋時,太學生伏闕上書,幹預朝政的聲勢更強烈,造成相當大的社會影響,給他帶來很大的壓力,使他感到與其發展官學,不如鼓勵讀書士子在深山寂林創設書院閉門讀書、潛心修養更為可靠,至少可以減少許多麻煩。


    另一方麵還有經濟上的考慮。北宋興辦官學,上自太學,下至州府縣學,一切費用概由官府負擔,需要大批經費,而國家經濟實力又不足以維持數量眾多的學校。南宋時,國家財政更為困難,盡管高宗曾宣稱:“朕不惜百萬之財以養士”,究竟不免因實際困難而發生動搖,以“軍食未暇,國家削弱”為由緩議恢複官學。


    此外在民間,許多名士大儒也認為官學教育已經不能滿足國家“建國君民”、“化民成俗”的需要,讀書士子也深感在官學難以學到“德行道藝之實”,也對官學失去了興趣,多自尋名師,求學問道。而有識之士在激烈抨擊官學教育弊端的同時,轉而積極從事私人講學活動。


    基於此,從政治上高宗皇帝總結北宋發展官學,而忽視書院,造成更多的社會矛盾的教訓中,深感支持書院的發展是有利的。朝廷也感到官學教育極不景氣,經費困難致使官學時作時輟,難以維持,卻苦於回天無術,隻好也轉而支持民間或私人創辦書院,以補官學之不足,以救官學教育之弊。


    因而自籌經費,置田設學的書院所有的獨特優勢,遂應運而盛。當然南宋書院教育的勃興並不是一開始就形成的,而是經過了一個相當長的醞釀過程,其始發軔於朱熹於淳熙六年複興白鹿洞書院,又於紹熙五年複興嶽麓書院。名聞天下的兩大著名書院的相繼複興,為南宋書院的發展起了直接的推動作用。


    之後,各地爭相效法,紛紛建立書院,延聘名師碩儒,聚徒講學。二十幾年後,竟蔚然成風,書院得到迅速發展,呈鼎盛之勢,直到南宋理宗朝才達到高潮,共有書院五百餘所,大部分集中分布在文化繁盛的江南之地,以江西、湖南、浙江、福建為最多。


    南宋書院的勃興,不僅表現在數量大增,而且規模也有所擴大。更重要的是表現在製度上進一步完備和教育活動的內容、形式進一步豐富充實,已建立起一套比較完備的製度。從辦學宗旨、培養目標、教學內容和方式,以及教師的選聘、學生來源及條件、經費籌集和組織管理等,都有了比較明確的規定和比較穩定的條例。


    南宋書院的規模進一步擴大,設施也漸趨完備,而且形成了較穩定的建築格局。一般書院多由祭祀設施、藏書樓、講堂、齋舍、生活設施五部分組成。講堂多達十餘間,齋舍百餘間,容納生徒和來訪者數百人。教育的內容和形式日益充實和豐富,特色更為突出和顯著。


    南宋書院數量多、規模大、地位高、影響廣,差不多取代了官學,成為當時許多地區的主要教育機構。而讓趙昺感到哭笑不得的是南宋的書院卻都標榜反對科舉,提倡和鼓勵學生向顏淵學習,追求一種“孔顏樂處”的精神境界。


    朱熹在複興白鹿洞書院時,就反複勖勉學生不要參加科舉,不要隻想做官,不要追求利祿,應當牢記古代聖賢教人為學之意,講明義理,以修身心,然後推己及人。要像顏淵那樣,居陋巷而不改其樂,鑽研賢聖經傳,隻求明誠兩進,德業雙修,道藝並進。


    趙昺以為造成這種局麵,誠然是以官學的衰落和科舉製度的腐敗是互為因果的。在一定意義上說,正是科舉製度的腐敗,進一步加劇了官學的衰落與書院勃興。導致許多士人對官學的批評多從抨擊科舉製度的弊病著眼的。


    南宋學者創書院講學,讀書士子熱心於求學書院,卻又與高宗支持書院發展的願望相悖,他們不同於唐末五代的士人隱居山林,以避戰亂的消極心態。朱熹等人也並非真的超俗出世,而是希望造就具有“德行道藝之實”的人才,以匡正天下,挽救世風世俗。


    讓趙昺覺得就像現代人以為殺生是件極為殘忍的事情,主張保護動物的生命權,但是卻又抵禦不了肉‘真香’的誘惑,成為一個令人啼笑皆非的矛盾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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