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欺上瞞下’這種事情在宋朝這種現象也是屢見不鮮，蔡京、王黼把持朝政之事，即便發生了席卷江南的方臘起義，女真人搶占燕京宋軍大敗，這等軍國大事，他們皆可以隱瞞不報。甚至等女真人過了黃河，徽宗皇帝才知道敵人已經兵臨城下了。所以說隻要稍有作為的皇帝都不能容忍這種事情發生。
以趙昺所知，朱元璋認為這是對於皇權的挑戰，他便開始有心重新定義皇帝和皇權，而相權正是導致這些弊端產生的根源。在明朝建立之初，王朝的機構基本全部是沿襲自元朝的，對此朱元璋曾批評道：“胡元之世，政專中書。凡事必先關報，然後奏聞。其君又多昏蔽，是致民情不通，尋至大亂，深為可誡。”
因此，朱元璋先是廢除了元朝的總管地方所有事物的行中書省，其在元末幾乎如同唐朝的藩鎮一般不聽中央管轄，形同割據。於是他分別用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和都指揮使司等三個機構代替。以承宣布政使司管理地方行政和財政事務；提刑按察使司管理監察和司法；都指揮使司管轄軍事防務。
三個新成立的機構直接隸屬於六部，而不再對中書省負責，而後老朱將涉及六部三司的日常事務，直接移交到他本人手中，命令“天下奏章不得關白中書省”，這是什麽意思呢？就是說以前給丞相的那個奏章副本免了，以後直接給朱元璋自己看以此來大量地消減丞相的職能。
接著朱元璋就劍指總理中樞行政之權的中書省，而作為中樞首領的丞相就成了祭刀之人。明朝一共有四位丞相，分別是李善長、徐達、汪廣洋和胡惟庸。除了徐達成年累月在外打仗外，另外三位還是比較盡職盡責的，但刀卻先砍到了胡惟庸的脖子上。
趙昺也覺得胡惟庸即使有過，其實也罪不至死，隻是點背兒的厲害。彼時被削減的丞相地位已經岌岌可危，而認定宰相製度破壞了中央集權的老朱一心要廢相，其正好身居相位，代表的相權和朱元璋心目中的君權有不可調和的矛盾。
也就是說，不管是胡惟庸還是汪廣洋當丞相，要麽不做事被他嫌棄賜死，要麽就是做事被他認為侵犯君權殺死，反正當時誰當丞相誰倒黴，他好是在這個倒黴位置上的倒黴蛋而已。而曾任丞相者，已經告老還鄉的李善長，也難逃被賜死的下場。後來為了進一步集權，錦衣衛指揮蔣瓛告發大將軍藍玉謀反，令藍玉也成了其刀下之鬼。
在最終廢除了中書省和丞相後，老朱重構中樞架構，定義中央的文官與武官首腦。先是設立了四輔官，輔佐自己幫他出謀劃策。可不久又廢了四輔官，自稱效仿宋朝的官製，將四輔官改為大學士取而代之也就是所謂的內閣製度。在完成了皇帝權力的擴展與宰相製度的終結，老朱等於身兼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及三軍總司令，成了真正的天下第一人，並以最嚴厲的口吻教育子孫，決不允許再有“丞相”。
說道老朱的內閣，趙昺還是略知一二的，其實最早的內閣成員就是作為低品的皇帝秘書存在的，在廢除了中書省宰相後，實際上承擔了皇帝的政務大秘和顧問。這個職責後來又經過了二次劃分，顧問業務也就是提交解決方案的任務劃給了內閣，而擬定決策的文書業務交個了司禮監。
所以說內閣在明朝的政治體係中並非不可或缺的，實質上是文臣和皇帝之間的一條紐帶，準確地講，是替皇帝決策，如果皇帝想拿回來決策權力，自然就沒法替了。因而明朝一代，內閣首輔的權力就像橡皮筋，皇帝強勢，首輔就弱，皇帝弱勢，首輔就“替”的多。
如此一來內閣發出的聲音隻能是皇帝的聲音，國家的大事小情皆需要皇帝來做出決策，文臣們隻是去執行，權力被大大的削減，再難以挑戰皇帝的權威。哪怕是明朝最為強勢的首輔張居正，“代行”君權的方式也不是製度化的公文，而是通過在地方廣泛布置“私人”，形成一個個人關係網，才能把他的意誌真正貫徹下去，如果沒有這些自己人，他的政令一樣出不去北京城。
以至於到了後世有人說若是大明朝不滅，內閣製就有可能演變成近現代的君主立憲製。但是趙昺以為這基本不可能，或是說是個虛妄的想象，因為老朱早就預留了‘後門’。在明朝的政治體係中，除了文官，還有勳貴、還有廠衛，所以說文官的權力就像海邊的城堡，一個浪頭就能將其拍的粉身碎骨，皇帝隻要願意便可以輕易的拿回權力。
趙昺雖然來自於現代的民主社會，但是來到這個世界後很快發現，想要做點兒事情沒有權力是寸步難行，尤其是在政治理念和體製完全不同的封建社會時代。從而身不由己的卷入了了權力鬥爭，而他前世的記憶也讓他有意無意的選擇了有利於維護自己權力的方式。
建立忠於自己的武裝自不必言，沒有槍杆子做保證，參與權力爭鬥就等於插標賣首一般。趙昺在剛剛建立自己的體係時，盡管還十分弱小就幾乎同時建立了他的特務組織，而其作用初時並不是獲取敵國的情報，卻是用來監視朝中的重臣和偵測政治風向，以便在爭鬥中獲得先機。
以後經過不斷的改組和擴編，現在的事務局已經成了如同明朝錦衣衛一般的秘密組織。偵察的範圍也不僅僅是監視臣僚，而是主要除了負責收集敵國的政經情報外，還涉及大宋各地的經濟、民生和輿論風向等等，可以說隻要趙昺關心的事情皆在他們收集之列，觸角滲透到了社會的每個角落。
但趙昺與朱元璋不同的是，他並沒有利用事務局對政敵進行血腥鎮壓，而是隻授予他們收集情報的權力，並沒給予他們偵察和處置的權力。而所屬的武裝力量也隻是主要用來清除國外的敵人和保衛自己的安全，且要在得到自己的授權之後才能行使。這些措施就是防止他們利用自己的權力肆意行事，以致將來尾大不掉成為一個新的政治勢力，參與到權力的爭奪中，從而打破現有的政治生態和權力平衡。
另外趙昺為了增加自己的權威和爭奪權力，先後以應對戰爭和協助自己處理公私事務為由成立了軍機處和禦前辦，以繞過尚書省和樞密院直接向軍隊和各部發布政令，傳達自己的意誌。而後又讓禦前辦協助自己處理浩如山海的奏章，讓他們參與意見，從而減輕自己的工作量。
如今軍機處雖名存實亡，但是牌子還在，在需要的時候可以隨時啟動。而禦前辦已經成了常設機構，權力也越來越大了，不僅是在處理奏章，書寫詔令，發布文書等日常業務，還協助趙昺製定國家政策，選拔和考察官員，參與作戰計劃的製定。可以說已經具備了大明朝內閣的雛形，在某些方麵取代了宰執們的工作。
趙昺同樣明白，不說眼下的王應麟，朝中的許多官員也知道事務局的存在，即便在民間也有人風聞，隻是他們不了解其運作的方式和組織構成及人員的分布情況。而禦前辦雖沒有正式的名分，但是存在明麵上，為更多人所了解，知道在其中任職的人皆是皇帝心腹親信，外放者也都官居要職，誰都不懷疑隻要他們不犯大錯，將來位居宰執並非沒有可能，所以也有人稱禦前辦為陛下儲才之地，能進入者前途十分光明。
但是隨著這場戰事的展開，皇帝禦駕親征，朝中的臣僚不可能盡數隨行，而禦前辦就承擔起了他們的作用，權力日趨擴大，甚至可以代皇帝決策平常事務。這讓朝廷眾臣感到了不安，禦前辦中的人品級多數隻有五品上下，卻能夠代替宰執行事，使他們覺得陛下為了獨樹皇權，要進一步侵奪丞相之權，甚至會以禦前辦取代。
群臣，乃至他們所代表的儒士集團有這種危機感並非是胡思亂想，因為他們都明白當下無論是政治格局，還是麵臨的軍事環境，相對與前代都有了極大的不同。小皇帝雖然仍然遵從祖製，實行‘以文馭武’的方針，但是大家都清楚得益於不斷的戰事，小皇帝在不斷削弱士人的權力的同時，培養出的武將集團已經具有和文臣集團分庭抗禮的實力。
如今趙昺不斷擴大禦前辦的權力插手政務，甚至不經與尚書省諸相相商直接以禦筆發布詔令給六部任命官員，調度資金。又有從前威脅要以武人治國的前科，他一旦從中獲得甜頭，就不會收手，乃至改變士大夫治國的基本國策，將所有權力抓在自己的手中……
以趙昺所知，朱元璋認為這是對於皇權的挑戰，他便開始有心重新定義皇帝和皇權，而相權正是導致這些弊端產生的根源。在明朝建立之初，王朝的機構基本全部是沿襲自元朝的，對此朱元璋曾批評道：“胡元之世，政專中書。凡事必先關報，然後奏聞。其君又多昏蔽，是致民情不通，尋至大亂，深為可誡。”
因此，朱元璋先是廢除了元朝的總管地方所有事物的行中書省，其在元末幾乎如同唐朝的藩鎮一般不聽中央管轄，形同割據。於是他分別用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和都指揮使司等三個機構代替。以承宣布政使司管理地方行政和財政事務；提刑按察使司管理監察和司法；都指揮使司管轄軍事防務。
三個新成立的機構直接隸屬於六部，而不再對中書省負責，而後老朱將涉及六部三司的日常事務，直接移交到他本人手中，命令“天下奏章不得關白中書省”，這是什麽意思呢？就是說以前給丞相的那個奏章副本免了，以後直接給朱元璋自己看以此來大量地消減丞相的職能。
接著朱元璋就劍指總理中樞行政之權的中書省，而作為中樞首領的丞相就成了祭刀之人。明朝一共有四位丞相，分別是李善長、徐達、汪廣洋和胡惟庸。除了徐達成年累月在外打仗外，另外三位還是比較盡職盡責的，但刀卻先砍到了胡惟庸的脖子上。
趙昺也覺得胡惟庸即使有過，其實也罪不至死，隻是點背兒的厲害。彼時被削減的丞相地位已經岌岌可危，而認定宰相製度破壞了中央集權的老朱一心要廢相，其正好身居相位，代表的相權和朱元璋心目中的君權有不可調和的矛盾。
也就是說，不管是胡惟庸還是汪廣洋當丞相，要麽不做事被他嫌棄賜死，要麽就是做事被他認為侵犯君權殺死，反正當時誰當丞相誰倒黴，他好是在這個倒黴位置上的倒黴蛋而已。而曾任丞相者，已經告老還鄉的李善長，也難逃被賜死的下場。後來為了進一步集權，錦衣衛指揮蔣瓛告發大將軍藍玉謀反，令藍玉也成了其刀下之鬼。
在最終廢除了中書省和丞相後，老朱重構中樞架構，定義中央的文官與武官首腦。先是設立了四輔官，輔佐自己幫他出謀劃策。可不久又廢了四輔官，自稱效仿宋朝的官製，將四輔官改為大學士取而代之也就是所謂的內閣製度。在完成了皇帝權力的擴展與宰相製度的終結，老朱等於身兼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及三軍總司令，成了真正的天下第一人，並以最嚴厲的口吻教育子孫，決不允許再有“丞相”。
說道老朱的內閣，趙昺還是略知一二的，其實最早的內閣成員就是作為低品的皇帝秘書存在的，在廢除了中書省宰相後，實際上承擔了皇帝的政務大秘和顧問。這個職責後來又經過了二次劃分，顧問業務也就是提交解決方案的任務劃給了內閣，而擬定決策的文書業務交個了司禮監。
所以說內閣在明朝的政治體係中並非不可或缺的，實質上是文臣和皇帝之間的一條紐帶，準確地講，是替皇帝決策，如果皇帝想拿回來決策權力，自然就沒法替了。因而明朝一代，內閣首輔的權力就像橡皮筋，皇帝強勢，首輔就弱，皇帝弱勢，首輔就“替”的多。
如此一來內閣發出的聲音隻能是皇帝的聲音，國家的大事小情皆需要皇帝來做出決策，文臣們隻是去執行，權力被大大的削減，再難以挑戰皇帝的權威。哪怕是明朝最為強勢的首輔張居正，“代行”君權的方式也不是製度化的公文，而是通過在地方廣泛布置“私人”，形成一個個人關係網，才能把他的意誌真正貫徹下去，如果沒有這些自己人，他的政令一樣出不去北京城。
以至於到了後世有人說若是大明朝不滅，內閣製就有可能演變成近現代的君主立憲製。但是趙昺以為這基本不可能，或是說是個虛妄的想象，因為老朱早就預留了‘後門’。在明朝的政治體係中，除了文官，還有勳貴、還有廠衛，所以說文官的權力就像海邊的城堡，一個浪頭就能將其拍的粉身碎骨，皇帝隻要願意便可以輕易的拿回權力。
趙昺雖然來自於現代的民主社會，但是來到這個世界後很快發現，想要做點兒事情沒有權力是寸步難行，尤其是在政治理念和體製完全不同的封建社會時代。從而身不由己的卷入了了權力鬥爭，而他前世的記憶也讓他有意無意的選擇了有利於維護自己權力的方式。
建立忠於自己的武裝自不必言，沒有槍杆子做保證，參與權力爭鬥就等於插標賣首一般。趙昺在剛剛建立自己的體係時，盡管還十分弱小就幾乎同時建立了他的特務組織，而其作用初時並不是獲取敵國的情報，卻是用來監視朝中的重臣和偵測政治風向，以便在爭鬥中獲得先機。
以後經過不斷的改組和擴編，現在的事務局已經成了如同明朝錦衣衛一般的秘密組織。偵察的範圍也不僅僅是監視臣僚，而是主要除了負責收集敵國的政經情報外，還涉及大宋各地的經濟、民生和輿論風向等等，可以說隻要趙昺關心的事情皆在他們收集之列，觸角滲透到了社會的每個角落。
但趙昺與朱元璋不同的是，他並沒有利用事務局對政敵進行血腥鎮壓，而是隻授予他們收集情報的權力，並沒給予他們偵察和處置的權力。而所屬的武裝力量也隻是主要用來清除國外的敵人和保衛自己的安全，且要在得到自己的授權之後才能行使。這些措施就是防止他們利用自己的權力肆意行事，以致將來尾大不掉成為一個新的政治勢力，參與到權力的爭奪中，從而打破現有的政治生態和權力平衡。
另外趙昺為了增加自己的權威和爭奪權力，先後以應對戰爭和協助自己處理公私事務為由成立了軍機處和禦前辦，以繞過尚書省和樞密院直接向軍隊和各部發布政令，傳達自己的意誌。而後又讓禦前辦協助自己處理浩如山海的奏章，讓他們參與意見，從而減輕自己的工作量。
如今軍機處雖名存實亡，但是牌子還在，在需要的時候可以隨時啟動。而禦前辦已經成了常設機構，權力也越來越大了，不僅是在處理奏章，書寫詔令，發布文書等日常業務，還協助趙昺製定國家政策，選拔和考察官員，參與作戰計劃的製定。可以說已經具備了大明朝內閣的雛形，在某些方麵取代了宰執們的工作。
趙昺同樣明白，不說眼下的王應麟，朝中的許多官員也知道事務局的存在，即便在民間也有人風聞，隻是他們不了解其運作的方式和組織構成及人員的分布情況。而禦前辦雖沒有正式的名分，但是存在明麵上，為更多人所了解，知道在其中任職的人皆是皇帝心腹親信，外放者也都官居要職，誰都不懷疑隻要他們不犯大錯，將來位居宰執並非沒有可能，所以也有人稱禦前辦為陛下儲才之地，能進入者前途十分光明。
但是隨著這場戰事的展開，皇帝禦駕親征，朝中的臣僚不可能盡數隨行，而禦前辦就承擔起了他們的作用，權力日趨擴大，甚至可以代皇帝決策平常事務。這讓朝廷眾臣感到了不安，禦前辦中的人品級多數隻有五品上下，卻能夠代替宰執行事，使他們覺得陛下為了獨樹皇權，要進一步侵奪丞相之權，甚至會以禦前辦取代。
群臣，乃至他們所代表的儒士集團有這種危機感並非是胡思亂想，因為他們都明白當下無論是政治格局，還是麵臨的軍事環境，相對與前代都有了極大的不同。小皇帝雖然仍然遵從祖製，實行‘以文馭武’的方針，但是大家都清楚得益於不斷的戰事，小皇帝在不斷削弱士人的權力的同時，培養出的武將集團已經具有和文臣集團分庭抗禮的實力。
如今趙昺不斷擴大禦前辦的權力插手政務，甚至不經與尚書省諸相相商直接以禦筆發布詔令給六部任命官員，調度資金。又有從前威脅要以武人治國的前科，他一旦從中獲得甜頭，就不會收手，乃至改變士大夫治國的基本國策，將所有權力抓在自己的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