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戰略上，世人皆知當時趙匡胤決定立都開封是個錯誤的決定，而其也意識到了這點，曾有意遷都洛陽，甚至連皇陵都選擇在了離洛陽更近的鞏義。但是由於其的暴斃及以趙匡義的為首的群臣反對，始終沒有能夠完成，從而也為北宋的滅亡埋下了伏筆。
長城非是一日建成，而開封的尷尬位置也非一日鑄就。戰國魏惠王為躲避西方秦國的侵擾，又能同時向東進取，魏國都城由安邑遷至儀邑，稱“大梁”，開封城市曆史從此開始。而三家分晉後的魏國，貌似強大，實則危機重重，韓魏交惡則河西必喪於秦，加之向東又敗於齊，魏國由盛轉衰。
但當時開封地勢低平，易積水成澇。魏惠王建都大梁以後，陸續開展了一係列開封城市的治水引水工程。其自滎陽引黃河水入圃田澤，然後開大溝，引圃田水東流，經大梁城北再折而南入穎水、渦河，形成溝通黃河和淮河兩大水係的鴻溝運河。
這道鴻溝對開封的城市命運起到了無可比擬的作用，由此大梁成了四通八達的水運網中心，各河道的通航能力大大提高，大梁因地處鴻溝水係的中心，成為了中原水上交通的樞紐。形成所謂“北距燕趙，南通江淮，水路都會，形勢富饒”的形勢。此處通向南方諸地，一旦南方叛變，梁國可以先作抵抗。
此外鴻溝建成以後，還提高了開封地區的泄洪能力，排除了附近的積水，改善了農田的灌溉條件，促進了魏國的農業生產和經濟的發展。僅數十年間，大梁附近已成為魏國主要的農業區，魏國政權也因此得以穩固。而也為城池構成威脅，後來秦將王賁久攻大梁不下，便引鴻溝之水灌城，曆經百年繁榮大梁城市慘遭破壞，魏國也就此滅亡。
隋朝建立後為加強南北物資運輸能力，隋王朝開挖通濟渠，由洛陽開始，引穀水、洛水達於黃河，經過一段黃河後，於板渚引黃河水東南行，經過開封城下，到現江蘇盱眙縣北入淮河，溝通了當時全國北方的政治中心長安洛陽和魚米之鄉淮揚一帶，逐漸成為了一條富饒的血管中樞。汴州位居該渠咽喉，在漕糧的運輸上具有突出的地位，再迎來一次新的生機。
唐朝開封除了具有水路交通的樞紐地位，還是陸路驛道的樞紐。從西安東行至洛陽後，再向東、東北、東南行，有三條主要驛道，其中兩條都必須經過汴州。特別是去當時唐王朝的財賦要地長江下遊三角洲和江淮地區，必須由此經過。從那時起，汴州實際上已經開始逐漸成為國內水陸交通重鎮和國家經濟命脈的總關卡。
安史之亂之後，為避免因漕運中斷而使首都受困，唐王朝特別在此設宣武軍，重築汴州城，汴州成為中原的軍事重鎮。唐後期，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經濟發展水平越來越懸殊，北方對南方財力的依賴越來越大，汴州的地位也越來越重要。當時人稱：“大梁當天下之要，通舟車之繁，控河朔之咽喉，通淮湖之運漕”。
唐末駐在汴州的宣武軍節度使朱溫篡奪了唐的政權，建立後梁王朝，都汴京，稱東都。開封再次成為國家首都。後梁之後相互更迭的政權中，除了後唐遷都洛陽外，後晉、後漢和後周均以汴州為都，稱東京。後晉開始，開封確立了首都的地位，在這些王朝中後周皇帝周世宗對開封城改造的影響更為深遠。
周世宗不僅重新對開封城進行規劃建設，修建開封新城，擴大外城，擴寬城市街道，他還注重興修水利，疏通汴河，恢複之前以開封為中心的水陸交通網。後周東京城的修建為北宋東京城市布局奠定了基礎，且為開封取代洛陽，一躍成為行政中心城市開辟了道路，開封的首都地位易發鞏固。
入宋後，建雖然長安、洛陽在連年戰火中飽經摧殘，令開封有機會在五代時期迅速崛起，並成為中原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但當真要付諸行動時，趙匡胤不是沒有猶豫。誠然開封水陸交通發達，有利於控製廣大關東地區，且經曆五代時期四朝的建設，城池宮闕已經相對完備，但這裏不是沒有隱患。
從地理上看，開封四周幾乎無險可守，是典型的“四戰之地”，作為一個國家的都城非常不利。為了彌補開封地理上不利防禦的弱點，宋朝必須在都城駐屯重兵加以彌補。棄了建都長安或洛陽，北宋開始著力開發開封這座重要的水城。當時的東京汴梁有惠民河、汴河、五丈河和金水河從東京城裏穿過，人稱“四水貫都”。而東京就成了汴河、黃河、惠民河和五丈河漕運四河的中心。
黃河的分支汴河為開封送來了繁榮昌盛，然而也不能忽略黃河一直以來的隱患。由於長期的農業開墾，黃河上遊的水土流失越來越嚴重，從北宋開始，黃河攜帶的泥沙量明顯地在河道內堆積，並不斷向南變道逼近開封，而其附近繁密的水道也成為了黃河泄洪的最佳渠道。
黃河的多次泛濫，使北宋時期以黃河汴河為主的“四大漕運”都因黃河水害而淤沒，也改變了區域內的生態環境，使曾堪稱“北方水城”的開封的周邊成了茫茫一片沙海。後期戰爭的頻繁，使得黃河多次改道，在開封地區多次決口，而後蒙元又把大運河進一步東移，不借道河南而改走魯西南，至此開封的衰敗已是一發不可收拾。
趙昺作為現代人，更加知道從宋室南遷後至清末七百年間，黃河南下奪淮進入黃海的這一時期，在開封及其鄰近地區決口泛濫達百多次，最多時每年一次，最少也是十年必泛。元明清以來，開封城曾七次被黃河水所淹。最嚴重的一次是李自成圍開封，明河南巡撫高名衡在城西北扒開河堤，妄圖淹沒義軍。洪水自北門衝入城內，水與城平，全城盡為洪水吞滅，城中建築所剩無幾，開封再次成為地下城。
這樣的地理條件，自然深深影響了開封城的發展。金都開封時，汴河尚能部分通航。至明及清初，能夠通航的河流隻有賈魯河一條，其航運起點已不在開封，而移至它的外港——朱仙鎮。清道光以後，賈魯河因黃河多次泛濫，也被淤塞，朱仙鎮也衰落了。陸路交通，雖曾號稱“八省通衙”，實際吸引的範圍，主要限於河南省。
與此同時，黃河泥沙也把開封附近肥沃的平原農地鹽堿化，到了“昔之饒腴裕，鹹化堿鹵”的地步。水運網絡破壞的結果，也使憑借水運樞紐地位先發展起來的開封必然一落千丈，降為地區性政治中心，到了近現代地位又被鄭州所取代，古都終淪為一個三線城市。
上下知千年的趙昺本來還對開封存在僥幸心理，可現在還未到開封，周邊的情況已經讓他明白故都已經不是昔日的故都。當下的軍事形勢，開封周邊的蒙元軍隊主力或已經被殲滅大半，或是已經被包圍，殘餘的隻是些屯田軍和少數鎮撫軍，若是自己繼續揮軍北上，收複黃河以南的地區應該不會有太大的阻力，但是他覺得卻非是最佳的時機，且奪取開封反而會讓他背上巨大包袱。
首先從軍事形勢上，東路軍已經基本完成了當初既定的戰略目標，而西路軍當前雖已經抵達襄陽，但是卻遲遲未能收複。如此一來，東部前出太多，形成一個巨大的突出部，且周邊地區許多州縣並沒有收複，並鞏固，形成了許多空隙，敵軍若是集中兵力從空隙間向後方穿插，迂回到東路軍後方，而此時宋軍主力皆集中在前線，根本來不及回援。所以東路軍現階段必須穩固新收之地，封堵缺口，不給敵可乘之機。
另一方麵，川蜀戰事還在持續，且因為交通不便，戰報無法及時傳遞回來，使得趙昺無法及時掌握戰況，也讓他不敢妄動。若是攻蜀失敗，則襄陽一樣麵臨著腹背受敵的危險，而趙昺發動北伐和攻蜀也是為了完善江南的防禦體係，改變被動的戰略態勢。徐州、襄陽和重慶正是整個防禦體係的三個重要節點，一點不穩，則整個體係就存在著巨大的漏洞，有著崩潰的危險。
再有，開封是四戰之地，不利於防守已經是共識。收複之後，就需要大量的軍隊來駐守，必然使兵力本就不足的宋軍捉襟見肘，失去戰略機動能力。此外，繼續北伐，在軍事準備上仍然沒有完成，最重要的就是缺乏騎兵。渡過黃河後，那便是華北平原，缺乏機動力的軍隊是難以取得優勢的，所以趙昺需也要時間擴建和訓練騎兵，這都需要時間來做
當然除軍事外，還牽扯到諸如政治、經濟和民生等等諸多問題，趙昺也需要時間來整頓……
長城非是一日建成，而開封的尷尬位置也非一日鑄就。戰國魏惠王為躲避西方秦國的侵擾，又能同時向東進取，魏國都城由安邑遷至儀邑，稱“大梁”，開封城市曆史從此開始。而三家分晉後的魏國，貌似強大，實則危機重重，韓魏交惡則河西必喪於秦，加之向東又敗於齊，魏國由盛轉衰。
但當時開封地勢低平，易積水成澇。魏惠王建都大梁以後，陸續開展了一係列開封城市的治水引水工程。其自滎陽引黃河水入圃田澤，然後開大溝，引圃田水東流，經大梁城北再折而南入穎水、渦河，形成溝通黃河和淮河兩大水係的鴻溝運河。
這道鴻溝對開封的城市命運起到了無可比擬的作用，由此大梁成了四通八達的水運網中心，各河道的通航能力大大提高，大梁因地處鴻溝水係的中心，成為了中原水上交通的樞紐。形成所謂“北距燕趙，南通江淮，水路都會，形勢富饒”的形勢。此處通向南方諸地，一旦南方叛變，梁國可以先作抵抗。
此外鴻溝建成以後，還提高了開封地區的泄洪能力，排除了附近的積水，改善了農田的灌溉條件，促進了魏國的農業生產和經濟的發展。僅數十年間，大梁附近已成為魏國主要的農業區，魏國政權也因此得以穩固。而也為城池構成威脅，後來秦將王賁久攻大梁不下，便引鴻溝之水灌城，曆經百年繁榮大梁城市慘遭破壞，魏國也就此滅亡。
隋朝建立後為加強南北物資運輸能力，隋王朝開挖通濟渠，由洛陽開始，引穀水、洛水達於黃河，經過一段黃河後，於板渚引黃河水東南行，經過開封城下，到現江蘇盱眙縣北入淮河，溝通了當時全國北方的政治中心長安洛陽和魚米之鄉淮揚一帶，逐漸成為了一條富饒的血管中樞。汴州位居該渠咽喉，在漕糧的運輸上具有突出的地位，再迎來一次新的生機。
唐朝開封除了具有水路交通的樞紐地位，還是陸路驛道的樞紐。從西安東行至洛陽後，再向東、東北、東南行，有三條主要驛道，其中兩條都必須經過汴州。特別是去當時唐王朝的財賦要地長江下遊三角洲和江淮地區，必須由此經過。從那時起，汴州實際上已經開始逐漸成為國內水陸交通重鎮和國家經濟命脈的總關卡。
安史之亂之後，為避免因漕運中斷而使首都受困，唐王朝特別在此設宣武軍，重築汴州城，汴州成為中原的軍事重鎮。唐後期，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經濟發展水平越來越懸殊，北方對南方財力的依賴越來越大，汴州的地位也越來越重要。當時人稱：“大梁當天下之要，通舟車之繁，控河朔之咽喉，通淮湖之運漕”。
唐末駐在汴州的宣武軍節度使朱溫篡奪了唐的政權，建立後梁王朝，都汴京，稱東都。開封再次成為國家首都。後梁之後相互更迭的政權中，除了後唐遷都洛陽外，後晉、後漢和後周均以汴州為都，稱東京。後晉開始，開封確立了首都的地位，在這些王朝中後周皇帝周世宗對開封城改造的影響更為深遠。
周世宗不僅重新對開封城進行規劃建設，修建開封新城，擴大外城，擴寬城市街道，他還注重興修水利，疏通汴河，恢複之前以開封為中心的水陸交通網。後周東京城的修建為北宋東京城市布局奠定了基礎，且為開封取代洛陽，一躍成為行政中心城市開辟了道路，開封的首都地位易發鞏固。
入宋後，建雖然長安、洛陽在連年戰火中飽經摧殘，令開封有機會在五代時期迅速崛起，並成為中原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但當真要付諸行動時，趙匡胤不是沒有猶豫。誠然開封水陸交通發達，有利於控製廣大關東地區，且經曆五代時期四朝的建設，城池宮闕已經相對完備，但這裏不是沒有隱患。
從地理上看，開封四周幾乎無險可守，是典型的“四戰之地”，作為一個國家的都城非常不利。為了彌補開封地理上不利防禦的弱點，宋朝必須在都城駐屯重兵加以彌補。棄了建都長安或洛陽，北宋開始著力開發開封這座重要的水城。當時的東京汴梁有惠民河、汴河、五丈河和金水河從東京城裏穿過，人稱“四水貫都”。而東京就成了汴河、黃河、惠民河和五丈河漕運四河的中心。
黃河的分支汴河為開封送來了繁榮昌盛，然而也不能忽略黃河一直以來的隱患。由於長期的農業開墾，黃河上遊的水土流失越來越嚴重，從北宋開始，黃河攜帶的泥沙量明顯地在河道內堆積，並不斷向南變道逼近開封，而其附近繁密的水道也成為了黃河泄洪的最佳渠道。
黃河的多次泛濫，使北宋時期以黃河汴河為主的“四大漕運”都因黃河水害而淤沒，也改變了區域內的生態環境，使曾堪稱“北方水城”的開封的周邊成了茫茫一片沙海。後期戰爭的頻繁，使得黃河多次改道，在開封地區多次決口，而後蒙元又把大運河進一步東移，不借道河南而改走魯西南，至此開封的衰敗已是一發不可收拾。
趙昺作為現代人，更加知道從宋室南遷後至清末七百年間，黃河南下奪淮進入黃海的這一時期，在開封及其鄰近地區決口泛濫達百多次，最多時每年一次，最少也是十年必泛。元明清以來，開封城曾七次被黃河水所淹。最嚴重的一次是李自成圍開封，明河南巡撫高名衡在城西北扒開河堤，妄圖淹沒義軍。洪水自北門衝入城內，水與城平，全城盡為洪水吞滅，城中建築所剩無幾，開封再次成為地下城。
這樣的地理條件，自然深深影響了開封城的發展。金都開封時，汴河尚能部分通航。至明及清初，能夠通航的河流隻有賈魯河一條，其航運起點已不在開封，而移至它的外港——朱仙鎮。清道光以後，賈魯河因黃河多次泛濫，也被淤塞，朱仙鎮也衰落了。陸路交通，雖曾號稱“八省通衙”，實際吸引的範圍，主要限於河南省。
與此同時，黃河泥沙也把開封附近肥沃的平原農地鹽堿化，到了“昔之饒腴裕，鹹化堿鹵”的地步。水運網絡破壞的結果，也使憑借水運樞紐地位先發展起來的開封必然一落千丈，降為地區性政治中心，到了近現代地位又被鄭州所取代，古都終淪為一個三線城市。
上下知千年的趙昺本來還對開封存在僥幸心理，可現在還未到開封，周邊的情況已經讓他明白故都已經不是昔日的故都。當下的軍事形勢，開封周邊的蒙元軍隊主力或已經被殲滅大半，或是已經被包圍，殘餘的隻是些屯田軍和少數鎮撫軍，若是自己繼續揮軍北上，收複黃河以南的地區應該不會有太大的阻力，但是他覺得卻非是最佳的時機，且奪取開封反而會讓他背上巨大包袱。
首先從軍事形勢上，東路軍已經基本完成了當初既定的戰略目標，而西路軍當前雖已經抵達襄陽，但是卻遲遲未能收複。如此一來，東部前出太多，形成一個巨大的突出部，且周邊地區許多州縣並沒有收複，並鞏固，形成了許多空隙，敵軍若是集中兵力從空隙間向後方穿插，迂回到東路軍後方，而此時宋軍主力皆集中在前線，根本來不及回援。所以東路軍現階段必須穩固新收之地，封堵缺口，不給敵可乘之機。
另一方麵，川蜀戰事還在持續，且因為交通不便，戰報無法及時傳遞回來，使得趙昺無法及時掌握戰況，也讓他不敢妄動。若是攻蜀失敗，則襄陽一樣麵臨著腹背受敵的危險，而趙昺發動北伐和攻蜀也是為了完善江南的防禦體係，改變被動的戰略態勢。徐州、襄陽和重慶正是整個防禦體係的三個重要節點，一點不穩，則整個體係就存在著巨大的漏洞，有著崩潰的危險。
再有，開封是四戰之地，不利於防守已經是共識。收複之後，就需要大量的軍隊來駐守，必然使兵力本就不足的宋軍捉襟見肘，失去戰略機動能力。此外，繼續北伐，在軍事準備上仍然沒有完成，最重要的就是缺乏騎兵。渡過黃河後，那便是華北平原，缺乏機動力的軍隊是難以取得優勢的，所以趙昺需也要時間擴建和訓練騎兵，這都需要時間來做
當然除軍事外，還牽扯到諸如政治、經濟和民生等等諸多問題，趙昺也需要時間來整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