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騎兵落後，決定了其兵種構成隻能是以步兵為主，而步兵行動遲緩，加上消極防禦戰略和軍事指揮體製上的種種弊端，戰法單調而呆板，很難進行遠程奔襲、機動作戰，以爭取戰爭的主動權。從宋與夏、遼、金在軍事戰略戰術上的比較來看，宋軍一味地消極防禦勢必取失敗之道，這方麵曆史已作了最佳注腳，也成為共識。
古人說，南舟北馬，南耕北牧。南方人善於使船耕種，北方人善於馭馬放牧。而說南方人不善於騎馬，趙昺以為並不是說南人掌握不了騎馬技術，事實是沒有馬可以騎！人們總是將宋軍缺馬歸咎於喪失了燕雲十六州，從而喪失了養馬地，導致宋朝隻能通過榷買來獲得戰馬，而偏居江南後更是無處牧馬，獲得馬匹的途徑更加狹窄，使缺馬成了常態，後期騎兵更是名存實亡，導致與外族的戰爭中屢戰屢敗。
趙昺前世也接受了由於沒有養馬地的緣故，導致缺馬的觀點。而來到這個世界後，他發現事實並非如此，其實早在春秋時期，楚國為了戰車所用就已經在兩淮地區養馬。而蒙元更是在全國各省各縣都有大馬場。需要注意的是，不僅有很多官辦，還有很多蒙古貴族的私人馬場。其中不及在江南地區建立馬場，兩淮地區也有諸多馬場，尤其以淮西馬場為最。
究其緣由，趙昺以為其實還是人口和土地的矛盾及觀念的問題，而根由還是利益。中原和江南地區的經濟形式是以農耕為主體展開的，土地是十分珍貴和短缺的，可養馬需要大量的土地，如此兩者間就會產生尖銳的矛盾。因而中原王朝受限於國力和生產生活方式，所以很多時候我們的騎兵建設總是困難重重，這是農耕文明的苦澀，但也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
相比之下遊牧文明就不一樣了，一來對於他們來說，馬匹是生產生活中的剛需，放牧離不開馬匹，二來他們草場多，遍地都是草，所以也不用為草料操心太多。而遊牧民族出身的蒙元在進入中原後，就有人建議將中原的土地全部變成牧場，這一建議被耶律楚材否決。然而，雖然被否決了，但此惡政卻在小範圍之內實行了！蒙古人可以毫無顧忌的毀掉農田，然後建馬場，甚至蒙古軍搶奪民田，將之變成牧場，並且“久不歸”。
其次馬匹在所有馴化的畜類算是飼料轉化率偏低的了。原因很簡單，因為牛羊和駱駝這三種畜類都是偶蹄目動物，偶蹄目動物都有三四個胃，而且會反芻，對粗纖維的消化率很高；而馬作為奇蹄目動物無法反芻，對粗纖維的消化率隻有四成不到。要想保證馬有足夠的生長速度就要不停吃，晚上還必須要供應飼料，對精飼料的需求也更大。
這也就是“馬無夜草不肥”俗語的由來，所以在古代，某些精銳騎兵部隊的戰馬都是喂的粟米，這個夥食標準別說和一般畜類比了，和災荒年間的活人比都高出一個檔次。至於黑豆更是幾乎成了馬料專用詞，還有苜蓿一類的高檔牧草，在古代幾乎也都是專供戰馬的，可見農耕民族養馬實在耗時耗力，還費錢的事情。
另外，在古代，馬匹還有一個問題使得農耕文明很難接受，就是馬匹的用途太單一了，隻能作為役用畜類。馬匹肉質從來沒有受過歡迎，馬皮和馬毛沒有太大利用價值，馬奶的產量也不足以令農耕文明青睞，甚至在糞便方麵，馬也是最不受歡迎的，其他畜類的糞便大多能作為肥料來肥田，馬糞不行，馬糞是酸性的，直接扔田地裏的話對土壤有害而無益，因此馬匹作為役用畜類性價比被牛甩開了三條街啊，甚至連毛驢都不如。
再有馬匹是食草動物中的另類，性格是非常差，咱們都說人脾氣倔起來像頭驢，實際上馬倔起來比驢還驢。發狂的馬比瘋牛還可怕，弄死幾個人跟玩兒似的，馬匹爆發衝突的時候，除了尥蹶子外，還非常喜歡用啃咬來解決問題，且牙口還賊好。所以雄性戰馬是要閹割處理的，否則讓人難以駕馭。然而閹割過的馬，傳宗接代對於它來說就成了奢求了，所以你也很難要求騎兵部隊自行繁殖馬匹，那比讓太監逛青樓還缺德。
此外戰馬的體力巔峰隻有七、八年，因此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比普通士兵的巔峰期還短的軍事消耗品。畢竟人類士兵從二十到三十歲整整十年都可以稱為體力巔峰期，極端情況下四、五十歲的老卒也會被拉去戍邊，但是馬匹過了年限是真的不能上戰場的。由此可見，想保持一支精銳騎兵的話需要長期投入，不存在一勞永逸解決騎兵問題這麽一回事。
由此可見，馬匹對於農耕文明來說，除了軍事用途以外，真的簡直就是一性價比極低的造糞機器，造的糞還不能肥田。所以即便是像宋朝和明朝一樣，對民間養馬開出諸多優惠政策，也很難保質保量地對騎兵部隊提供馬匹。而在趙昺看來就是朝廷為了減輕財政負擔的甩鍋行為，按照現代的說法就是‘懶政’，從而加重了民間的負擔，導致政策難以持久。
民養馬匹還有一個缺點，就是無法提供合格的戰馬，畢竟一匹馬是需要很大的地域作為活動場地，而民間養馬顯然不具備這個條件，隻能是圈養。且與遊牧民族不同，他們養馬隻是被動的為了完成朝廷的下達的強製任務，隻需交夠規定的數量即可，也不會對馬匹進行必要的訓練。
比如宋朝立國後麵臨的幾個北方強敵，女真人不是遊牧民族，他們以農耕、狩獵多種經濟活動養家糊口，養馬在他們看來是保護家產、擴大搶劫範圍的重要工具，而非經濟活動必需品。雖是民養卻是處於戰爭目的，其的騎兵普遍裝備兩匹馬，連續衝鋒能力遠勝於普遍隻有一匹馬的西夏騎兵。
但是女真人在逆襲了遼國和北宋後，女真軍人就把養馬的累活交給了契丹人，把種地、手工業等勞動交給漢人奴隸，自己一心一意當大爺。結果在金朝末年出了簍子，養馬的契丹人主動給蒙古大軍帶路，讓他們失去了數十萬匹戰馬，金朝軍隊的戰馬變得捉衣見肘。
而蒙古人養馬之所以能給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是因為馬剛生下來一兩年時間就在草地上加以訓練，前後達三年之久。由此訓練出來的馬匹很有紀律性，千百匹的馬群不會撕咬亂叫，即便主人下馬也依舊可以驅策，也不會走脫。
且蒙古人白天並不喂草料，到夜裏才開始放牧。隨其草之青枯，在野外放牧，到拂曉時再來搭鞍乘騎。出征時每個人都有好幾匹馬，每天輪流騎乘，所以在征戰中馬不會疲憊。另外蒙古人和以上同行不同，他們是以牛車為馱獸，拉車時用前後兩組各十一頭牛並排拉動。同樣是按照戰爭條件培育馬匹。
而這些對於大宋‘民養’皆是難以辦到的，因此按照趙昺的意思還是官辦馬場為好，從前在瓊州、江南都沒有條件，那邊土地都很緊張，失地的流民都難以安置。而如今收複的兩淮地區人口密度很低，他一路走來就發現行百裏都難得見到村莊，即便是州城有兩三萬人口都算的上是上州之地了，可謂是地廣人稀，因此不存在什麽人馬爭地的問題。
加之在收複兩淮的戰爭中，宋軍接收了諸多的馬場，繳獲馬匹有十數萬匹，趙昺計劃以此為基礎進行整合，成立幾個大型軍馬場，用以培育戰馬以供軍用，從而在一定程度上緩解宋軍缺馬的窘境，為擴建騎兵打下基礎。同時，有了馬場也能讓宋軍有了軍馬供應的穩定渠道，不再因為周邊環境的變化而受製於人。
至於花費當然不菲，但趙昺以為還是值得的，從戰略上講一支強大的騎兵可以改變被動的防禦態勢，從眼前看畢竟以後的戰場將更多的是在北方平原上展開，對軍隊的機動性有著更高的要求，因而迫切需要更多的馬匹來提高機動作戰能力和快速補給能力。
從性價比上來說，趙昺以為也不虧。過去農耕文明為了抵抗他們的劫掠所要付出的成本卻高得嚇死人。因此，我們有了烽火台，有了長城，有了阻滯林和阻滯水渠，目的就是為了讓對方的襲擊失去突然性和機動性。總之，不過是拆了東牆補西牆，並不會因為辦馬場而多花了錢。
在趙昺看來這件事，隻要稍有政治常識的人都會以為在當前官辦馬場皆是百利無一害的好事，卻沒想到引發了朝野上下的‘大討論’，在民養和官養上分成兩派爭執不下，並分別上書辯解。開始他還以為‘吵吵更健康’，但後來越聽越不是味兒，他們在養馬問題上的爭執隻是表麵上的問題，後邊還有更深層次的問題……
古人說，南舟北馬，南耕北牧。南方人善於使船耕種，北方人善於馭馬放牧。而說南方人不善於騎馬，趙昺以為並不是說南人掌握不了騎馬技術，事實是沒有馬可以騎！人們總是將宋軍缺馬歸咎於喪失了燕雲十六州，從而喪失了養馬地，導致宋朝隻能通過榷買來獲得戰馬，而偏居江南後更是無處牧馬，獲得馬匹的途徑更加狹窄，使缺馬成了常態，後期騎兵更是名存實亡，導致與外族的戰爭中屢戰屢敗。
趙昺前世也接受了由於沒有養馬地的緣故，導致缺馬的觀點。而來到這個世界後，他發現事實並非如此，其實早在春秋時期，楚國為了戰車所用就已經在兩淮地區養馬。而蒙元更是在全國各省各縣都有大馬場。需要注意的是，不僅有很多官辦，還有很多蒙古貴族的私人馬場。其中不及在江南地區建立馬場，兩淮地區也有諸多馬場，尤其以淮西馬場為最。
究其緣由，趙昺以為其實還是人口和土地的矛盾及觀念的問題，而根由還是利益。中原和江南地區的經濟形式是以農耕為主體展開的，土地是十分珍貴和短缺的，可養馬需要大量的土地，如此兩者間就會產生尖銳的矛盾。因而中原王朝受限於國力和生產生活方式，所以很多時候我們的騎兵建設總是困難重重，這是農耕文明的苦澀，但也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
相比之下遊牧文明就不一樣了，一來對於他們來說，馬匹是生產生活中的剛需，放牧離不開馬匹，二來他們草場多，遍地都是草，所以也不用為草料操心太多。而遊牧民族出身的蒙元在進入中原後，就有人建議將中原的土地全部變成牧場，這一建議被耶律楚材否決。然而，雖然被否決了，但此惡政卻在小範圍之內實行了！蒙古人可以毫無顧忌的毀掉農田，然後建馬場，甚至蒙古軍搶奪民田，將之變成牧場，並且“久不歸”。
其次馬匹在所有馴化的畜類算是飼料轉化率偏低的了。原因很簡單，因為牛羊和駱駝這三種畜類都是偶蹄目動物，偶蹄目動物都有三四個胃，而且會反芻，對粗纖維的消化率很高；而馬作為奇蹄目動物無法反芻，對粗纖維的消化率隻有四成不到。要想保證馬有足夠的生長速度就要不停吃，晚上還必須要供應飼料，對精飼料的需求也更大。
這也就是“馬無夜草不肥”俗語的由來，所以在古代，某些精銳騎兵部隊的戰馬都是喂的粟米，這個夥食標準別說和一般畜類比了，和災荒年間的活人比都高出一個檔次。至於黑豆更是幾乎成了馬料專用詞，還有苜蓿一類的高檔牧草，在古代幾乎也都是專供戰馬的，可見農耕民族養馬實在耗時耗力，還費錢的事情。
另外，在古代，馬匹還有一個問題使得農耕文明很難接受，就是馬匹的用途太單一了，隻能作為役用畜類。馬匹肉質從來沒有受過歡迎，馬皮和馬毛沒有太大利用價值，馬奶的產量也不足以令農耕文明青睞，甚至在糞便方麵，馬也是最不受歡迎的，其他畜類的糞便大多能作為肥料來肥田，馬糞不行，馬糞是酸性的，直接扔田地裏的話對土壤有害而無益，因此馬匹作為役用畜類性價比被牛甩開了三條街啊，甚至連毛驢都不如。
再有馬匹是食草動物中的另類，性格是非常差，咱們都說人脾氣倔起來像頭驢，實際上馬倔起來比驢還驢。發狂的馬比瘋牛還可怕，弄死幾個人跟玩兒似的，馬匹爆發衝突的時候，除了尥蹶子外，還非常喜歡用啃咬來解決問題，且牙口還賊好。所以雄性戰馬是要閹割處理的，否則讓人難以駕馭。然而閹割過的馬，傳宗接代對於它來說就成了奢求了，所以你也很難要求騎兵部隊自行繁殖馬匹，那比讓太監逛青樓還缺德。
此外戰馬的體力巔峰隻有七、八年，因此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比普通士兵的巔峰期還短的軍事消耗品。畢竟人類士兵從二十到三十歲整整十年都可以稱為體力巔峰期，極端情況下四、五十歲的老卒也會被拉去戍邊，但是馬匹過了年限是真的不能上戰場的。由此可見，想保持一支精銳騎兵的話需要長期投入，不存在一勞永逸解決騎兵問題這麽一回事。
由此可見，馬匹對於農耕文明來說，除了軍事用途以外，真的簡直就是一性價比極低的造糞機器，造的糞還不能肥田。所以即便是像宋朝和明朝一樣，對民間養馬開出諸多優惠政策，也很難保質保量地對騎兵部隊提供馬匹。而在趙昺看來就是朝廷為了減輕財政負擔的甩鍋行為，按照現代的說法就是‘懶政’，從而加重了民間的負擔，導致政策難以持久。
民養馬匹還有一個缺點，就是無法提供合格的戰馬，畢竟一匹馬是需要很大的地域作為活動場地，而民間養馬顯然不具備這個條件，隻能是圈養。且與遊牧民族不同，他們養馬隻是被動的為了完成朝廷的下達的強製任務，隻需交夠規定的數量即可，也不會對馬匹進行必要的訓練。
比如宋朝立國後麵臨的幾個北方強敵，女真人不是遊牧民族，他們以農耕、狩獵多種經濟活動養家糊口，養馬在他們看來是保護家產、擴大搶劫範圍的重要工具，而非經濟活動必需品。雖是民養卻是處於戰爭目的，其的騎兵普遍裝備兩匹馬，連續衝鋒能力遠勝於普遍隻有一匹馬的西夏騎兵。
但是女真人在逆襲了遼國和北宋後，女真軍人就把養馬的累活交給了契丹人，把種地、手工業等勞動交給漢人奴隸，自己一心一意當大爺。結果在金朝末年出了簍子，養馬的契丹人主動給蒙古大軍帶路，讓他們失去了數十萬匹戰馬，金朝軍隊的戰馬變得捉衣見肘。
而蒙古人養馬之所以能給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是因為馬剛生下來一兩年時間就在草地上加以訓練，前後達三年之久。由此訓練出來的馬匹很有紀律性，千百匹的馬群不會撕咬亂叫，即便主人下馬也依舊可以驅策，也不會走脫。
且蒙古人白天並不喂草料，到夜裏才開始放牧。隨其草之青枯，在野外放牧，到拂曉時再來搭鞍乘騎。出征時每個人都有好幾匹馬，每天輪流騎乘，所以在征戰中馬不會疲憊。另外蒙古人和以上同行不同，他們是以牛車為馱獸，拉車時用前後兩組各十一頭牛並排拉動。同樣是按照戰爭條件培育馬匹。
而這些對於大宋‘民養’皆是難以辦到的，因此按照趙昺的意思還是官辦馬場為好，從前在瓊州、江南都沒有條件，那邊土地都很緊張，失地的流民都難以安置。而如今收複的兩淮地區人口密度很低，他一路走來就發現行百裏都難得見到村莊，即便是州城有兩三萬人口都算的上是上州之地了，可謂是地廣人稀，因此不存在什麽人馬爭地的問題。
加之在收複兩淮的戰爭中，宋軍接收了諸多的馬場，繳獲馬匹有十數萬匹，趙昺計劃以此為基礎進行整合，成立幾個大型軍馬場，用以培育戰馬以供軍用，從而在一定程度上緩解宋軍缺馬的窘境，為擴建騎兵打下基礎。同時，有了馬場也能讓宋軍有了軍馬供應的穩定渠道，不再因為周邊環境的變化而受製於人。
至於花費當然不菲，但趙昺以為還是值得的，從戰略上講一支強大的騎兵可以改變被動的防禦態勢，從眼前看畢竟以後的戰場將更多的是在北方平原上展開，對軍隊的機動性有著更高的要求，因而迫切需要更多的馬匹來提高機動作戰能力和快速補給能力。
從性價比上來說，趙昺以為也不虧。過去農耕文明為了抵抗他們的劫掠所要付出的成本卻高得嚇死人。因此，我們有了烽火台，有了長城，有了阻滯林和阻滯水渠，目的就是為了讓對方的襲擊失去突然性和機動性。總之，不過是拆了東牆補西牆，並不會因為辦馬場而多花了錢。
在趙昺看來這件事，隻要稍有政治常識的人都會以為在當前官辦馬場皆是百利無一害的好事，卻沒想到引發了朝野上下的‘大討論’，在民養和官養上分成兩派爭執不下，並分別上書辯解。開始他還以為‘吵吵更健康’，但後來越聽越不是味兒，他們在養馬問題上的爭執隻是表麵上的問題，後邊還有更深層次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