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人在皇帝臉色漸漸平靜下來，但是無不心有餘悸。剛剛這些士人們的話可謂是大逆不道了，在世人眼中毫無疑問，宋室君主處於這個權力結構的最頂端，具有最尊崇的地位，同時也是權力之源，可按照儒家的治理思想，天子“君臨天下”，但應當“統而不治”，所謂“無為而治”、“垂衣裳而天下治”、“恭己正南麵而已”，說的都是這個意思。
君主隻是作為主權的象征、道德的楷模、禮儀的代表而存在，並不需要具體執政；國家的治理權由一個可以問責、更替的朝廷執掌，用宋人自己的話來說，叫做“權歸人主，政出中書”。如此可謂是將皇帝的權力全部剝奪，當菩薩供起來了，而這正是皇帝所不能容忍的。
因此幾個伴駕的人都是噤若寒蟬，不敢多說一句，擔心再度引發小皇帝的怒火。但是他們想的還是有些偏差，對於權力趙昺當然是不願意撒手，尤其是不放心交給這些士人。而另一方麵，他前世畢竟是生活在現代民主社會，對共治並不排斥，問題是當下最多隻能說萌芽，卻沒有共治的基礎。
再有就是對士人遭此大變，並沒有反思他們在其中是失誤，反而將責任推給皇帝，以為正是沒有實施儒家的治世理念才導致亡國。依然強調士人昔日的功勞，懷念當年的‘美好’生活，絲毫未觸及事情的根本，不敢麵對自己的錯誤，隻是一味的推卸責任。
想想宋立國之初，選擇與士大夫共治天下，其實也不無形勢所迫之意。當時趙匡胤玩了手‘黃袍加身’的戲碼，搶了柴家幼帝的天下，他也心知自己得位不正，根本無從與貪婪的文官和對權力虎視眈眈的武人官僚係統相對抗。為了鞏固皇位，於是其大肆打壓武將勢力，扶持處於弱勢的所謂“君君臣臣”的儒家文官，搞以文禦武製度。
真正的儒家治國之道本應是以仁義治天下，以德政撫萬民，德以柔中國、形以威四夷的內聖外王之法。而士大夫這個群體，應該說對於一個國家和民族的存亡往往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對下應體恤萬民、通達民意，對上應為民請命、恪盡職守，換而言之，士大夫應為皇家與下層百姓的調和劑，幫助皇帝了解民意、順應民意，幫助百姓爭取利益，最終達到《禮運大同篇》中所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之政治理想。
然而趙昺以為這也為大宋屢遭劫難埋下了禍根，他們選擇了依附性最強的士大夫共治天下，其實也就選擇了自己的命運。在他看來“功名富貴”與“治國平天下”兩種價值定向在士大夫身上並非相餑，應該是可以共存的，畢竟人皆非聖賢，在心理的深層，仍潛伏著**的，可以被壓抑，卻不能被消滅，時不時的還會冒個泡的。
“治國平天下”是基於儒家內核文化而產生的道德規範，它要求社會成員理智地壓抑個人的**和本能，服從社會群體諧調發展的需要，以“仁”的理性去消融任何個性要求，將國家及君主的利益置於至高無上的地位。經過長期曆史沉澱，它已成為一種民族的集體無意識，深深地紮根於整個文化教育之中。
趙昺以為錯就在雙方都沒有擺正自己的位置。宋之曆代君主禮遇士大夫，給以超過前代的優厚俸祿，最終形成一個隻追求集團利益的官僚政治體製，培養出一種缺少進取精神的士大夫人格，官僚士紳體係膨脹到了難以置信的地步。最後的結果，就是儒家發展成儒教，滿口仁義道德，一心男盜女娼。
而自儒家發展為儒教，等級尊卑秩序得到了空前的強化，士農工商，士的等級最高，與皇權共治天下，宋朝大臣文彥博曾說:“為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至此宋朝的士大夫徹底拋棄了為百姓立心立命的職責，與百姓站在了對立麵。
正所謂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除了讀書考取功名、入官為士之外，軍人、工匠、奴仆、娼妓之流自然皆是地位低賤。在此種嚴格的等級尊卑的秩序下，軍人、百姓過著毫無尊嚴的生活，民族內部出現了難以愈合的階級裂痕，等級壓迫讓漢民族不再是一個無堅不摧的整體，而是各個階級互相敵對、仇視的散沙化個體。
聖人也說過“君以國士待我，我當以國士報之！君以路人待我，我以路人報之！君以草芥待我，我當以仇寇報之”，當一種製度讓精英階層把普通民眾當作奴隸而沒有絲毫憐憫的時候，當一個朝廷從來沒把黎民百姓當人看待過的時候，結果便是‘國不知有民，民焉知有國’……
趙昺覺得自己在待下去已無意義，不待酒宴開始便離開了青林寺，見他不悅，閉著眼在車上打盹，馬端臨等人也不敢言語，馬車就在一片沉默中駛向城中。
“自己當如何應對這種局麵呢？”趙昺在搖搖晃晃的車中假寐，但腦子卻沒有閑著，依然在思考著前邊的問題，他明白一個沒有反思自己的錯誤的民族是沒有希望的，一個大國的敗落、一個大民族的衰亡必然是內因起著主導作用，唯有靜下心來認真的反思自我，總結經驗教訓，以史為鑒，痛改前非，方可避免我們民族再次沉淪，亡國固然可怕，但是比亡國更可怕的是一次次重蹈覆轍，而他也不想重蹈覆轍。
大宋自太祖立國至今已經二百餘年，曾兩次麵臨亡國之危。趙昺以為在宋室南渡之時本就可以重新布局，開拓一個新的政治空間，但士大夫官僚依然遵循北宋納幣和遼的集體法則，在鉗製武人的信條中苟安一時，紹興十一年的嶽飛之死，不僅象征著一個曆史困境中英雄的悲劇宿命，也標誌著宋代政治又一次永久地封閉在曆史的困境中。
我們看到的是，南渡之後，固然有不少士大夫擺脫了北宋末期功名官場的汙濁氣，不時顯露出純潔高尚的靈魂，也並不是都如此瘋狂地熱衷於利祿，追逐、角鬥於官場，置國家、民族利益於不顧的。特別是到了亡國之禍臨頭，大難從天而降，我們也確實在許多士大夫身上依稀看到了儒家人格原型。
但更多的卻是“殉情”和“移情”，以及另一種以“經世致用”為目標的新功利型“移情”。對於僥幸逃過亡國的儒教士大夫而言，隻要儒教的道統還在，儒官高高在上的階層地位還在，軍人等其他低賤的階層不至於翻身而上，那就無所謂。
而奴事於異族政權的士大夫們，依舊可以做高高在上，統治者是漢族還是異族，有什麽關係呢？大宋子民被殺得血流成河，有什麽關係呢？維係儒教道統才是最重要的事。並積極為異族統治者尋求統治中原的合理性、編造出“入夏則夏、入夷則夷”偽理論，主動投降異族。
這再一次證實了儒家的內核文化對中國傳統士大夫的影響是深入骨髓的，有頑強的生命力。即便南宋興起的理學也隻是針對商品經濟發展刺激起來的“人欲”而言，企圖靠“內省”壓抑“**”的再一次嚐試，試圖以此化解傳統社會“功名心”所包容的這種內在的矛盾。
在南宋末年理學也未能解決士人集團所麵臨的問題，官場日趨**，其中也不乏有士人仍保持著高尚的人格與傳統的理想，這些人苦讀多年以科舉入仕。可由於時勢使他們與科舉、官場相隔離，這些人一旦涉足官場，目擊了種種黑幕慘狀，就迅速由狂熱跌入悲觀失望。由此，既看到有玩世不恭、視政治為私利工具者，也看到有視富貴如浮雲、官爵似敝屣的“清流”，更有看破紅塵、入禪修道避世的。
在蒙元入侵，大宋朝走向末路之際，士人們麵臨著亡國、亡天下的前所未有的危機，其中一些士人以曆史的責任感奮起反抗，組建行朝延續國脈，肩負起複國的責任。退居瓊州之時，他們也進行了反思，苦苦思索“天下之勢何以流極而至於此”，熱望由此尋找到“有以救之”的“柳暗花明”境界。
但以趙昺的眼光看，他們主要都還是從檢討有宋一代的治國得失入手，思路追跡所及卻是自秦始皇以來的曆史。傳統社會的各種製度，如郡縣製度、胥吏製度、井田製度、錢糧製度、科舉學校製度、選舉用人製度等等，都在他們麵前受到曆史思辨的審判，卻沒有涉及根源。
對於其中的狹隘，趙昺也知他們看不到在此之外還存在另一個世界，沒有任何新的社會模式或思想資源可以借鑒比較，隻能在古籍中向更早的曆史資源求助。表麵像是要回到“三代”去，但他們並不是倒退，曆史的思辨使他們天才地猜測到古代君主**製度的許多致命弊病，設想過各種校救的可能。但這種反思，在具體的對策上，仍然隻是重複存在過的……
君主隻是作為主權的象征、道德的楷模、禮儀的代表而存在，並不需要具體執政；國家的治理權由一個可以問責、更替的朝廷執掌，用宋人自己的話來說，叫做“權歸人主，政出中書”。如此可謂是將皇帝的權力全部剝奪，當菩薩供起來了，而這正是皇帝所不能容忍的。
因此幾個伴駕的人都是噤若寒蟬，不敢多說一句，擔心再度引發小皇帝的怒火。但是他們想的還是有些偏差，對於權力趙昺當然是不願意撒手，尤其是不放心交給這些士人。而另一方麵，他前世畢竟是生活在現代民主社會，對共治並不排斥，問題是當下最多隻能說萌芽，卻沒有共治的基礎。
再有就是對士人遭此大變，並沒有反思他們在其中是失誤，反而將責任推給皇帝，以為正是沒有實施儒家的治世理念才導致亡國。依然強調士人昔日的功勞，懷念當年的‘美好’生活，絲毫未觸及事情的根本，不敢麵對自己的錯誤，隻是一味的推卸責任。
想想宋立國之初，選擇與士大夫共治天下，其實也不無形勢所迫之意。當時趙匡胤玩了手‘黃袍加身’的戲碼，搶了柴家幼帝的天下，他也心知自己得位不正，根本無從與貪婪的文官和對權力虎視眈眈的武人官僚係統相對抗。為了鞏固皇位，於是其大肆打壓武將勢力，扶持處於弱勢的所謂“君君臣臣”的儒家文官，搞以文禦武製度。
真正的儒家治國之道本應是以仁義治天下，以德政撫萬民，德以柔中國、形以威四夷的內聖外王之法。而士大夫這個群體，應該說對於一個國家和民族的存亡往往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對下應體恤萬民、通達民意，對上應為民請命、恪盡職守，換而言之，士大夫應為皇家與下層百姓的調和劑，幫助皇帝了解民意、順應民意，幫助百姓爭取利益，最終達到《禮運大同篇》中所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之政治理想。
然而趙昺以為這也為大宋屢遭劫難埋下了禍根，他們選擇了依附性最強的士大夫共治天下，其實也就選擇了自己的命運。在他看來“功名富貴”與“治國平天下”兩種價值定向在士大夫身上並非相餑，應該是可以共存的，畢竟人皆非聖賢，在心理的深層，仍潛伏著**的，可以被壓抑，卻不能被消滅，時不時的還會冒個泡的。
“治國平天下”是基於儒家內核文化而產生的道德規範，它要求社會成員理智地壓抑個人的**和本能，服從社會群體諧調發展的需要，以“仁”的理性去消融任何個性要求，將國家及君主的利益置於至高無上的地位。經過長期曆史沉澱，它已成為一種民族的集體無意識，深深地紮根於整個文化教育之中。
趙昺以為錯就在雙方都沒有擺正自己的位置。宋之曆代君主禮遇士大夫，給以超過前代的優厚俸祿，最終形成一個隻追求集團利益的官僚政治體製，培養出一種缺少進取精神的士大夫人格，官僚士紳體係膨脹到了難以置信的地步。最後的結果，就是儒家發展成儒教，滿口仁義道德，一心男盜女娼。
而自儒家發展為儒教，等級尊卑秩序得到了空前的強化，士農工商，士的等級最高，與皇權共治天下，宋朝大臣文彥博曾說:“為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至此宋朝的士大夫徹底拋棄了為百姓立心立命的職責，與百姓站在了對立麵。
正所謂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除了讀書考取功名、入官為士之外，軍人、工匠、奴仆、娼妓之流自然皆是地位低賤。在此種嚴格的等級尊卑的秩序下，軍人、百姓過著毫無尊嚴的生活，民族內部出現了難以愈合的階級裂痕，等級壓迫讓漢民族不再是一個無堅不摧的整體，而是各個階級互相敵對、仇視的散沙化個體。
聖人也說過“君以國士待我，我當以國士報之！君以路人待我，我以路人報之！君以草芥待我，我當以仇寇報之”，當一種製度讓精英階層把普通民眾當作奴隸而沒有絲毫憐憫的時候，當一個朝廷從來沒把黎民百姓當人看待過的時候，結果便是‘國不知有民，民焉知有國’……
趙昺覺得自己在待下去已無意義，不待酒宴開始便離開了青林寺，見他不悅，閉著眼在車上打盹，馬端臨等人也不敢言語，馬車就在一片沉默中駛向城中。
“自己當如何應對這種局麵呢？”趙昺在搖搖晃晃的車中假寐，但腦子卻沒有閑著，依然在思考著前邊的問題，他明白一個沒有反思自己的錯誤的民族是沒有希望的，一個大國的敗落、一個大民族的衰亡必然是內因起著主導作用，唯有靜下心來認真的反思自我，總結經驗教訓，以史為鑒，痛改前非，方可避免我們民族再次沉淪，亡國固然可怕，但是比亡國更可怕的是一次次重蹈覆轍，而他也不想重蹈覆轍。
大宋自太祖立國至今已經二百餘年，曾兩次麵臨亡國之危。趙昺以為在宋室南渡之時本就可以重新布局，開拓一個新的政治空間，但士大夫官僚依然遵循北宋納幣和遼的集體法則，在鉗製武人的信條中苟安一時，紹興十一年的嶽飛之死，不僅象征著一個曆史困境中英雄的悲劇宿命，也標誌著宋代政治又一次永久地封閉在曆史的困境中。
我們看到的是，南渡之後，固然有不少士大夫擺脫了北宋末期功名官場的汙濁氣，不時顯露出純潔高尚的靈魂，也並不是都如此瘋狂地熱衷於利祿，追逐、角鬥於官場，置國家、民族利益於不顧的。特別是到了亡國之禍臨頭，大難從天而降，我們也確實在許多士大夫身上依稀看到了儒家人格原型。
但更多的卻是“殉情”和“移情”，以及另一種以“經世致用”為目標的新功利型“移情”。對於僥幸逃過亡國的儒教士大夫而言，隻要儒教的道統還在，儒官高高在上的階層地位還在，軍人等其他低賤的階層不至於翻身而上，那就無所謂。
而奴事於異族政權的士大夫們，依舊可以做高高在上，統治者是漢族還是異族，有什麽關係呢？大宋子民被殺得血流成河，有什麽關係呢？維係儒教道統才是最重要的事。並積極為異族統治者尋求統治中原的合理性、編造出“入夏則夏、入夷則夷”偽理論，主動投降異族。
這再一次證實了儒家的內核文化對中國傳統士大夫的影響是深入骨髓的，有頑強的生命力。即便南宋興起的理學也隻是針對商品經濟發展刺激起來的“人欲”而言，企圖靠“內省”壓抑“**”的再一次嚐試，試圖以此化解傳統社會“功名心”所包容的這種內在的矛盾。
在南宋末年理學也未能解決士人集團所麵臨的問題，官場日趨**，其中也不乏有士人仍保持著高尚的人格與傳統的理想，這些人苦讀多年以科舉入仕。可由於時勢使他們與科舉、官場相隔離，這些人一旦涉足官場，目擊了種種黑幕慘狀，就迅速由狂熱跌入悲觀失望。由此，既看到有玩世不恭、視政治為私利工具者，也看到有視富貴如浮雲、官爵似敝屣的“清流”，更有看破紅塵、入禪修道避世的。
在蒙元入侵，大宋朝走向末路之際，士人們麵臨著亡國、亡天下的前所未有的危機，其中一些士人以曆史的責任感奮起反抗，組建行朝延續國脈，肩負起複國的責任。退居瓊州之時，他們也進行了反思，苦苦思索“天下之勢何以流極而至於此”，熱望由此尋找到“有以救之”的“柳暗花明”境界。
但以趙昺的眼光看，他們主要都還是從檢討有宋一代的治國得失入手，思路追跡所及卻是自秦始皇以來的曆史。傳統社會的各種製度，如郡縣製度、胥吏製度、井田製度、錢糧製度、科舉學校製度、選舉用人製度等等，都在他們麵前受到曆史思辨的審判，卻沒有涉及根源。
對於其中的狹隘，趙昺也知他們看不到在此之外還存在另一個世界，沒有任何新的社會模式或思想資源可以借鑒比較，隻能在古籍中向更早的曆史資源求助。表麵像是要回到“三代”去，但他們並不是倒退，曆史的思辨使他們天才地猜測到古代君主**製度的許多致命弊病，設想過各種校救的可能。但這種反思，在具體的對策上，仍然隻是重複存在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