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趙昺前世就知道在異族入侵後，頭幾年的反抗最為激烈，但在異族的殘酷鎮壓和安撫下這種抵抗心理會隨著時間的延長而不斷的消退，直至心安理得的接受異族統治，忘記了故國，甚至成為異族的幫凶。自然也會被舊主視為叛徒和敵人，而宋朝曆史上這種現象又極為嚴重。
北宋時期，由於石敬瑭出賣了燕雲十六州，使得宋初幾次北伐失敗，導致北部邊界維持在舊黃河以北，並沒有完全占據曆史上的漢族舊地，也未將整個中原地區納入自己的統治之下，使得民族出現了分裂。但事情卻不是一成不變的，當幽雲十六州的漢人成為遼朝屬民之後，其不僅在性格方麵，而且在生活習俗上也開始發生全麵的“胡化”，這逐漸導致了宋人對其態度的變化。
在宋人看來，那些生活在“敵境”之中、著“胡服”、用“胡禮”、習“胡俗”的人，於己來說完全是一種異類。他們將處於契丹及以後女真統治下的漢人稱為‘北人’。這是個帶有歧視的稱呼，更將他們視為潛在的敵人，而那些舊遼守將都為漢人，可在宋人的筆下卻全變成了“虜”。有見識的士大夫尚且如此，下層軍民自然更不必說了。
雖如此，待落到實際作法上的時候，宋廷呈現在幽雲漢人麵前的卻又是另一副麵孔。其不僅沒有想辦法去消除宋人對遼朝漢人的排斥心理，減少“漢人”心中的疑慮，卻反而處處體現出不信任的態度，做出許多根本不把幽雲漢人當作子民、而是欺壓出賣的事來。
對歸正人的安置去處，無論降附還是自願歸來的，大致都要送往內地分散安置，目的是防止他們與‘舊主’內外聯絡。但與軍事形勢相比，戰爭的需求更為重要，強調“與漢軍雜處”、“與軍伍錯居”，說的就是編製上的參錯。而小規模集中編伍顯然有便於控製的考慮，因此歸附人以所部小規模編伍自相統屬，便於作戰時充分發揮其騎射優勢，是利用與控製相得益彰。
不僅如此，在幽雲十六州的漢人進入宋境後，北宋朝廷也沒有采取任何有效的措施避免宋人對其的歧視排擠，“州郡又往往不恤。或困於衣食，其在關下者，至於揭榜通衢人物往來處，稱其名氏，舊官封而已乞丐，執政雖睹之不問也。”
而“而燕雲兩路官吏散處中國，其嘯聚之民，並引處內地，中國之民，日夜疑之，而官吏亦不複以禮待遇，兩相忿恨，數至喧爭。”這使幽雲漢人和宋人的矛盾日益尖銳，直至引發金宋戰爭時期的巨大變故。可以說，北宋朝廷在進入幽雲後所做的一係列蠢事，使幽雲十六州的漢人對其大為失望，這其中不僅包括一時的政策錯誤，而且也是宋人對幽雲漢人的長期偏見導致的結果。
在軍隊中，歸正人受排擠的現象更為嚴重。相反金朝對宋開戰後，卻在劉彥宗等漢人的指點下采取了正確的決策，“金人已得燕，則鹽法盡仍舊，常勝軍屋業田土，盡給前主，燕人歸心焉。”兩下相較，幽雲漢人之心會歸附於誰，已經是一看便知的事了。
南渡之後，曆史上南北分裂造成的相互不信任和歧視現象不斷更為嚴重，而一些偶發事件則加深了兩者間的矛盾。而不信任感是長期存在於南宋朝廷之中的主流態度。包括朱熹，都直接把歸正人與漢代時的宦官、唐代時的藩鎮視為一類，認為這些人都是造成社會動亂的病根。因此，許多歸正的文官多不被授實職，添差後就將他們分散地安置在各州郡中。
對“歸正人”搖擺不定的政策，也引發大量歸正人的不滿，這種不滿從孝宗朝開始發酵，到後來越發嚴重，南宋軍隊尤其是前線最具戰鬥力的部隊中，由於歸正人的比例逐年增加，使軍隊的管理出現隱患。一方麵是這些北軍飽受排擠，另一方麵是南宋正軍在數量上不占優勢，使軍隊內部管理失控。這使得南宋不斷的失去北地民心，不僅徹底斷送了南宋北定中原的可能，也成為南宋滅亡的一個重要原因……
俗話說：樹有根，水有源。什麽事情的都不是平白無故發生的，總是要有個緣由的，趙昺作為一個後世來人，自然有回望曆史的機會，就可以發現一道清晰的發展脈絡，而絕不僅僅是厭惡和不信任那麽簡單，卻是一場大宋朝堂之上，地方之下，南人和北人，文臣和武將延續百年政治大戲。
在趙昺看來南北之間的矛盾究其根源，首先還是錢的事兒，然後才是人的事兒，最後便是權力的事情：
宋朝建立之初，北方久經戰亂，經濟蕭條；而南方受戰爭的波及要小一些，且江南已經是富庶之地，即便雲南、貴州及嶺南地區也得到漸次的開發，形成了經濟上南強北弱的形勢。但建立宋政權的卻是以北方人群體，在政治上南方人自然就處於弱勢。
而隨後爆發的新舊黨爭，隱隱地就在南北地域上有了大分野。新黨大多為南方人如王安石、章惇、呂惠卿、曾布；舊黨代表人物如司馬光、程顥、程頤、劉摯、韓琦等。而司馬光批評王安石變法的理由之一居然是南人不可當政，曾輕言：“閩人狡險，楚人輕易，今二相皆閩人，二參政皆楚人，必將引鄉黨之士，天下風俗，何由得更淳厚!”換言之某種意義上這是朝堂裏的南北人地域歧視的公開化！
到了南宋，南人和北人的矛盾更厲害了，非但大儒朱熹瞧不起北方人，很多南方士大夫在詩文隨筆裏也多有批評北人粗魯愚蠢。打開《宋史》，放眼你看《奸臣傳》幾乎全是南方人，趙昺當時就就覺得很有意思了。宋朝自靖康之變，南渡之後，長期以來麵臨女真金朝、蒙元這樣的強敵，隨時麵臨著亡國之危，如此選擇抵抗到底的以戰止戰策略，還是外交談和，一直是朝廷內部的主要論戰，進而影響到文武關係。
在南渡之初的時候，因為高宗趙構身邊的軍隊有限，又麵臨金軍南下的侵襲，因此不得不注意安撫和招徠這些歸正人作為基層軍隊的補充。而北人多屬武人，沙場宿將，誌在恢複自己的家園，自然是主戰；而出身自經濟發達、社會繁榮背景的南方人，經由科舉入仕，多著眼於穩定江南政局，對戰爭並無勝算，讚成偏安、堅持一力主和。
在趙昺看來，正是南北人自身考量的不同，便有了有不同的立場與觀點，由此而衍生出對生存與發展、現實與理想、偏安與恢複等不同的看法。而認知差異和南北地域問題及文武問題糾結在一起，又對政治環境產生了影響。而南北人對政治環境、宋金、宋蒙關係既種使得問題更為複雜。
宋廷遷都臨安也是更有利於老家是福建路、浙西路、浙東路的士大夫，於是南人主政北人主軍的局麵逐步固定下來。尤其在重文輕武的國策下，由科舉入仕的南方文人占優勢之政治環境中，對從北方來的人而言，自然築起一道智力防波堤，用人取舍之間，南北便有親疏內外的不同，就容易產生政治生態失衡的現象，形成政爭，為他們日後的混戰埋下了隱患。
為了小朝廷的生存和發展，也為了爭奪政治利益，和戰問題就不單單是政見之爭，更上升為人事恩怨和所謂的南北人問題，而經濟上南強北弱，政治上南方人掌握了南宋政壇，北方人大多流離失所且多為武將。所以你看在北宋時的北人和南人在軍事與政治所居的地位差異明顯，因此南宋時代形成北人主軍、南人主政的政治形態。
從南宋開國以來，幾次重大的事件，嶽飛之死、苗傅、劉正彥、酈瓊之叛及曲端的被殺，孟珙的抑鬱而終，固然各有不同的原因，然而南北地域情結似乎也有相當的關聯性。趙昺隻看嶽飛的出身和經曆，便知對北人的招撫正是觸動了南人大臣和皇帝的心結，招降納叛往往是地方圖謀不軌的先兆，都毫無例外地涉及到南人主將、文官和北人武將的錯綜複雜的矛盾。
南渡之初，宋廷隨時麵臨著滅亡，可以說正是用人之際。對歸正人，南宋除發放賑濟錢糧，分配土地、耕牛、種子進行安置外，將男丁收入軍中更是安置歸正人的常規做法。趙昺最為崇拜的嶽家軍，他們之所以能讓金軍聞風喪膽，很大程度上是離不開北方歸正人的不斷加入和後方策應的，其隊伍中的猛將牛皋、董先都是歸正人，甚至在宋金開始和議時，嶽飛仍派人持蠟丸、賞金到北方招誘中原好漢。
然而正是基於對嶽飛等武將的猜忌，朝臣和趙構對北人來歸的也逐步加強了警惕。特別是在‘紹興和議’簽訂之後，為了防止授金朝南侵的借口，高宗在遣返新歸正人的同時，嚴禁邊將收納渡淮而來的北方人。甚至是直接發布文書，告誡嶽飛等將領，不得招納北方來歸的人民。可每當宋金出現軍事對峙的緊張形勢時，就又會再次派遣邊境的官員招募北人投奔，厚加賞賜。
在趙昺看來，在對待歸正人的問題上，無論的皇帝，還是那些掌政的南方文臣滿滿的皆是卸磨殺驢的套路，並已經定型，以致從意識形態和行為上都表露無遺。在此後蒙古南下滅金，中原幹戈四起一時間很多金朝境內的將領、平民大舉南下進入宋境內，成為了新的歸正人。在這批人裏很多人因為卓越的戰功成長為南宋的方麵大員，軍隊悍將。
劉整在金亂之際投宋隸屬孟珙麾下，信陽戰役中“整為前鋒，夜縱驍勇十二人，渡塹登城，襲擒其守”，孟珙讚其“賽存孝”，後累遷至潼川安撫使、知瀘州事；薑才年少時被掠到河朔，後逃回南宋“隸淮南兵中，以善戰名”，在淮西地區配合名將李庭芝抗擊元軍的戰鬥中寧死不降。
還有趙昺熟知，並共事多年的張世傑原在元將張柔軍中，畏罪投宋後屢立戰功。按照劇本元軍攻至臨安附近時，其應率軍勤王，力戰不降直到崖山海戰身死，本可成為宋末三傑之一。但是由於他橫插了一杠子，其還活的好好的，不過他對其也是不薄，這麽多年來一直官居樞密使，也算是位極人臣了。
宋與蒙古的最初交鋒中，正是從北方招募的歸正人極大地遏製了強大的蒙古鐵騎，但趙昺站在曆史公正的立場上講，在戰爭激烈的時期，南宋整體對北軍的薪餉待遇都是一流的，甚至要優於南軍。可隨著時光流逝，卻造成南軍官兵的不滿，南軍不服北軍的好待遇，也要分一杯羹。
應當說，於是問題來了，著名的山東紅襖軍首領李全等人就一度因為南宋的猜忌遊走金、蒙古之間，給南宋兩淮防禦造成了嚴重損害，甚至讓一度居於優勢的南宋連連敗北，可謂血的教訓。比李全更為倒黴的則是劉整。賈似道控製了朝政後，推行“打算法”，目標是以整治軍中的貪汙腐敗為幌子，借機打擊那些功勞卓著、不尊重賈似道權威的將帥。
換言之賈似道玩的是清除不服從自己的力量，扶持自己的手下李庭芝、呂文德、呂文煥等人。為此他先後清洗掉對自己不敬的多名南宋高級將領，由金入宋的劉整在對蒙軍作戰中屢立戰功，因擔心禍及自身轉而叛宋。深諳南宋江防部署的劉整反而成了蒙元軍滅宋的急先鋒，其駐防的瀘州本來就是南宋長江上遊防禦的重鎮，其提出的中央突破，直取襄陽；組建水軍，橫掃南宋的大戰略，事實上也決定了宋蒙決戰的最終走向。
如此整治北人自然削弱了南宋防禦的力量，不久之後國門打開，襄陽失守，江南危矣！這場南人和北人的論爭矛盾最終顛覆了宋政權，其代價不可謂不大……
北宋時期，由於石敬瑭出賣了燕雲十六州，使得宋初幾次北伐失敗，導致北部邊界維持在舊黃河以北，並沒有完全占據曆史上的漢族舊地，也未將整個中原地區納入自己的統治之下，使得民族出現了分裂。但事情卻不是一成不變的，當幽雲十六州的漢人成為遼朝屬民之後，其不僅在性格方麵，而且在生活習俗上也開始發生全麵的“胡化”，這逐漸導致了宋人對其態度的變化。
在宋人看來，那些生活在“敵境”之中、著“胡服”、用“胡禮”、習“胡俗”的人，於己來說完全是一種異類。他們將處於契丹及以後女真統治下的漢人稱為‘北人’。這是個帶有歧視的稱呼，更將他們視為潛在的敵人，而那些舊遼守將都為漢人，可在宋人的筆下卻全變成了“虜”。有見識的士大夫尚且如此，下層軍民自然更不必說了。
雖如此，待落到實際作法上的時候，宋廷呈現在幽雲漢人麵前的卻又是另一副麵孔。其不僅沒有想辦法去消除宋人對遼朝漢人的排斥心理，減少“漢人”心中的疑慮，卻反而處處體現出不信任的態度，做出許多根本不把幽雲漢人當作子民、而是欺壓出賣的事來。
對歸正人的安置去處，無論降附還是自願歸來的，大致都要送往內地分散安置，目的是防止他們與‘舊主’內外聯絡。但與軍事形勢相比，戰爭的需求更為重要，強調“與漢軍雜處”、“與軍伍錯居”，說的就是編製上的參錯。而小規模集中編伍顯然有便於控製的考慮，因此歸附人以所部小規模編伍自相統屬，便於作戰時充分發揮其騎射優勢，是利用與控製相得益彰。
不僅如此，在幽雲十六州的漢人進入宋境後，北宋朝廷也沒有采取任何有效的措施避免宋人對其的歧視排擠，“州郡又往往不恤。或困於衣食，其在關下者，至於揭榜通衢人物往來處，稱其名氏，舊官封而已乞丐，執政雖睹之不問也。”
而“而燕雲兩路官吏散處中國，其嘯聚之民，並引處內地，中國之民，日夜疑之，而官吏亦不複以禮待遇，兩相忿恨，數至喧爭。”這使幽雲漢人和宋人的矛盾日益尖銳，直至引發金宋戰爭時期的巨大變故。可以說，北宋朝廷在進入幽雲後所做的一係列蠢事，使幽雲十六州的漢人對其大為失望，這其中不僅包括一時的政策錯誤，而且也是宋人對幽雲漢人的長期偏見導致的結果。
在軍隊中，歸正人受排擠的現象更為嚴重。相反金朝對宋開戰後，卻在劉彥宗等漢人的指點下采取了正確的決策，“金人已得燕，則鹽法盡仍舊，常勝軍屋業田土，盡給前主，燕人歸心焉。”兩下相較，幽雲漢人之心會歸附於誰，已經是一看便知的事了。
南渡之後，曆史上南北分裂造成的相互不信任和歧視現象不斷更為嚴重，而一些偶發事件則加深了兩者間的矛盾。而不信任感是長期存在於南宋朝廷之中的主流態度。包括朱熹，都直接把歸正人與漢代時的宦官、唐代時的藩鎮視為一類，認為這些人都是造成社會動亂的病根。因此，許多歸正的文官多不被授實職，添差後就將他們分散地安置在各州郡中。
對“歸正人”搖擺不定的政策，也引發大量歸正人的不滿，這種不滿從孝宗朝開始發酵，到後來越發嚴重，南宋軍隊尤其是前線最具戰鬥力的部隊中，由於歸正人的比例逐年增加，使軍隊的管理出現隱患。一方麵是這些北軍飽受排擠，另一方麵是南宋正軍在數量上不占優勢，使軍隊內部管理失控。這使得南宋不斷的失去北地民心，不僅徹底斷送了南宋北定中原的可能，也成為南宋滅亡的一個重要原因……
俗話說：樹有根，水有源。什麽事情的都不是平白無故發生的，總是要有個緣由的，趙昺作為一個後世來人，自然有回望曆史的機會，就可以發現一道清晰的發展脈絡，而絕不僅僅是厭惡和不信任那麽簡單，卻是一場大宋朝堂之上，地方之下，南人和北人，文臣和武將延續百年政治大戲。
在趙昺看來南北之間的矛盾究其根源，首先還是錢的事兒，然後才是人的事兒，最後便是權力的事情：
宋朝建立之初，北方久經戰亂，經濟蕭條；而南方受戰爭的波及要小一些，且江南已經是富庶之地，即便雲南、貴州及嶺南地區也得到漸次的開發，形成了經濟上南強北弱的形勢。但建立宋政權的卻是以北方人群體，在政治上南方人自然就處於弱勢。
而隨後爆發的新舊黨爭，隱隱地就在南北地域上有了大分野。新黨大多為南方人如王安石、章惇、呂惠卿、曾布；舊黨代表人物如司馬光、程顥、程頤、劉摯、韓琦等。而司馬光批評王安石變法的理由之一居然是南人不可當政，曾輕言：“閩人狡險，楚人輕易，今二相皆閩人，二參政皆楚人，必將引鄉黨之士，天下風俗，何由得更淳厚!”換言之某種意義上這是朝堂裏的南北人地域歧視的公開化！
到了南宋，南人和北人的矛盾更厲害了，非但大儒朱熹瞧不起北方人，很多南方士大夫在詩文隨筆裏也多有批評北人粗魯愚蠢。打開《宋史》，放眼你看《奸臣傳》幾乎全是南方人，趙昺當時就就覺得很有意思了。宋朝自靖康之變，南渡之後，長期以來麵臨女真金朝、蒙元這樣的強敵，隨時麵臨著亡國之危，如此選擇抵抗到底的以戰止戰策略，還是外交談和，一直是朝廷內部的主要論戰，進而影響到文武關係。
在南渡之初的時候，因為高宗趙構身邊的軍隊有限，又麵臨金軍南下的侵襲，因此不得不注意安撫和招徠這些歸正人作為基層軍隊的補充。而北人多屬武人，沙場宿將，誌在恢複自己的家園，自然是主戰；而出身自經濟發達、社會繁榮背景的南方人，經由科舉入仕，多著眼於穩定江南政局，對戰爭並無勝算，讚成偏安、堅持一力主和。
在趙昺看來，正是南北人自身考量的不同，便有了有不同的立場與觀點，由此而衍生出對生存與發展、現實與理想、偏安與恢複等不同的看法。而認知差異和南北地域問題及文武問題糾結在一起，又對政治環境產生了影響。而南北人對政治環境、宋金、宋蒙關係既種使得問題更為複雜。
宋廷遷都臨安也是更有利於老家是福建路、浙西路、浙東路的士大夫，於是南人主政北人主軍的局麵逐步固定下來。尤其在重文輕武的國策下，由科舉入仕的南方文人占優勢之政治環境中，對從北方來的人而言，自然築起一道智力防波堤，用人取舍之間，南北便有親疏內外的不同，就容易產生政治生態失衡的現象，形成政爭，為他們日後的混戰埋下了隱患。
為了小朝廷的生存和發展，也為了爭奪政治利益，和戰問題就不單單是政見之爭，更上升為人事恩怨和所謂的南北人問題，而經濟上南強北弱，政治上南方人掌握了南宋政壇，北方人大多流離失所且多為武將。所以你看在北宋時的北人和南人在軍事與政治所居的地位差異明顯，因此南宋時代形成北人主軍、南人主政的政治形態。
從南宋開國以來，幾次重大的事件，嶽飛之死、苗傅、劉正彥、酈瓊之叛及曲端的被殺，孟珙的抑鬱而終，固然各有不同的原因，然而南北地域情結似乎也有相當的關聯性。趙昺隻看嶽飛的出身和經曆，便知對北人的招撫正是觸動了南人大臣和皇帝的心結，招降納叛往往是地方圖謀不軌的先兆，都毫無例外地涉及到南人主將、文官和北人武將的錯綜複雜的矛盾。
南渡之初，宋廷隨時麵臨著滅亡，可以說正是用人之際。對歸正人，南宋除發放賑濟錢糧，分配土地、耕牛、種子進行安置外，將男丁收入軍中更是安置歸正人的常規做法。趙昺最為崇拜的嶽家軍，他們之所以能讓金軍聞風喪膽，很大程度上是離不開北方歸正人的不斷加入和後方策應的，其隊伍中的猛將牛皋、董先都是歸正人，甚至在宋金開始和議時，嶽飛仍派人持蠟丸、賞金到北方招誘中原好漢。
然而正是基於對嶽飛等武將的猜忌，朝臣和趙構對北人來歸的也逐步加強了警惕。特別是在‘紹興和議’簽訂之後，為了防止授金朝南侵的借口，高宗在遣返新歸正人的同時，嚴禁邊將收納渡淮而來的北方人。甚至是直接發布文書，告誡嶽飛等將領，不得招納北方來歸的人民。可每當宋金出現軍事對峙的緊張形勢時，就又會再次派遣邊境的官員招募北人投奔，厚加賞賜。
在趙昺看來，在對待歸正人的問題上，無論的皇帝，還是那些掌政的南方文臣滿滿的皆是卸磨殺驢的套路，並已經定型，以致從意識形態和行為上都表露無遺。在此後蒙古南下滅金，中原幹戈四起一時間很多金朝境內的將領、平民大舉南下進入宋境內，成為了新的歸正人。在這批人裏很多人因為卓越的戰功成長為南宋的方麵大員，軍隊悍將。
劉整在金亂之際投宋隸屬孟珙麾下，信陽戰役中“整為前鋒，夜縱驍勇十二人，渡塹登城，襲擒其守”，孟珙讚其“賽存孝”，後累遷至潼川安撫使、知瀘州事；薑才年少時被掠到河朔，後逃回南宋“隸淮南兵中，以善戰名”，在淮西地區配合名將李庭芝抗擊元軍的戰鬥中寧死不降。
還有趙昺熟知，並共事多年的張世傑原在元將張柔軍中，畏罪投宋後屢立戰功。按照劇本元軍攻至臨安附近時，其應率軍勤王，力戰不降直到崖山海戰身死，本可成為宋末三傑之一。但是由於他橫插了一杠子，其還活的好好的，不過他對其也是不薄，這麽多年來一直官居樞密使，也算是位極人臣了。
宋與蒙古的最初交鋒中，正是從北方招募的歸正人極大地遏製了強大的蒙古鐵騎，但趙昺站在曆史公正的立場上講，在戰爭激烈的時期，南宋整體對北軍的薪餉待遇都是一流的，甚至要優於南軍。可隨著時光流逝，卻造成南軍官兵的不滿，南軍不服北軍的好待遇，也要分一杯羹。
應當說，於是問題來了，著名的山東紅襖軍首領李全等人就一度因為南宋的猜忌遊走金、蒙古之間，給南宋兩淮防禦造成了嚴重損害，甚至讓一度居於優勢的南宋連連敗北，可謂血的教訓。比李全更為倒黴的則是劉整。賈似道控製了朝政後，推行“打算法”，目標是以整治軍中的貪汙腐敗為幌子，借機打擊那些功勞卓著、不尊重賈似道權威的將帥。
換言之賈似道玩的是清除不服從自己的力量，扶持自己的手下李庭芝、呂文德、呂文煥等人。為此他先後清洗掉對自己不敬的多名南宋高級將領，由金入宋的劉整在對蒙軍作戰中屢立戰功，因擔心禍及自身轉而叛宋。深諳南宋江防部署的劉整反而成了蒙元軍滅宋的急先鋒，其駐防的瀘州本來就是南宋長江上遊防禦的重鎮，其提出的中央突破，直取襄陽；組建水軍，橫掃南宋的大戰略，事實上也決定了宋蒙決戰的最終走向。
如此整治北人自然削弱了南宋防禦的力量，不久之後國門打開，襄陽失守，江南危矣！這場南人和北人的論爭矛盾最終顛覆了宋政權，其代價不可謂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