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昺的執政是從瓊州開始的，當時手下將沒有幾員，官無幾人，隻能依靠胥吏來治理地方。在實踐中，他發現以那些老吏主政的地方，不僅地方安定，且政令暢通，無論是征收稅賦，還是征發民夫皆能很快完成。反之正牌進士出身的官員主政的州縣卻問題不斷，工作難以開展。
從那時趙昺就意識到胥吏作為各級官府中的具體辦事人員，雖然隻是奉命處理各項瑣碎的細務，看似不可能有大的作為。殊不知正是這些看似瑣碎的細務構成了封建國家統治的基礎，因為國家的任何政策法令最終都要細化為各項具體措施，並由胥吏來加以貫徹實施，沒有胥吏的參與和努力，再好的法令都隻不過是一紙空文。
正是由於胥吏對法令典故的熟悉，使得他們在保證各項法令的貫徹與實施方麵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而官員無論願意與否，在行事時都不得不依靠這些刀筆之吏。為什麽會這樣？其實很簡單，因為科舉出身的官員們根本做不了基層公務員的業務，寫八股、吟詩作對他們行，收稅、斷案這樣的必修課還得雇師爺統籌，更不用說漕運、倉儲、賬目這些專業工種，根本就是一竅不通。
從此意義上說，胥吏在封建官僚統治中的作用是必不可少的，也是不容否定的。且官者的地位決定了他們很難對生活於社會底層的平民百姓的痛苦與需求有深入的了解。即便是號為“親民”的地方官員，受到任期及回避等製度的影響，很難對任職地區或部門的實際情況有深入了解。他們每到一地都是被一群胥吏擁圍著，不僅在處理公務時要顧盼左右，就連對民生疾苦的了解也大多來自身邊的胥吏。
而胥吏則不然，他們大多出身自貧窮而清白的家庭。有些則來自受過教育的階層，但因為本身性情不合或學識不足，而無法進入仕途，成為文官。少數胥吏也曾經做過官，他們或者因為行為不檢而被革職，或者在極不尋常的大幅裁員下，喪失職位。他們直接來自民間，因此對社會現狀與百姓疾苦有著比一般官員更深切、更直觀的感受。
隨著行朝遷到瓊州，大批官吏隨遷而至。趙昺對胥吏的了解更深了一步，他們從事著本部門的具體的實際的工作，執行其上司所下達的各項任務，其職能服務性和事務性比較突出。具體地講如管理文書和賬籍、掌看倉場庫物、催督賦稅、維護社會治安以及跑腿打雜等，可以說吏胥遍布於各級政府組織中，是一支不容忽視的力量。
可聽徐宗仁的解說，到了宋代有流內官品的吏胥地位卻是不升反降，幹脆被取消了合班朝參皇帝的資格，比他們級別低的士人官卻能享受這種榮譽。甚至還明令禁止中央、地方的吏胥參加科舉考試，連改變命運的機會都給你幹掉了。
趙昺不由的腹黑了一把，假設《水滸傳》說的真事，宋江這個押司小吏，真想做到武德大夫、楚州安撫使兼兵馬都總管，除了造反再洗白還真沒什麽可能性。當然，武德大夫這個表示多少級幹部的職稱本身是南宋才出現的，後兩個職務則根本不符合宋朝的製度，純屬是施老頭兒開了腦洞，也不可當真……
“嗬嗬，朕有些明白了，在瓊州時朕將那些朝官放到各地州縣，甚至鄉裏充任胥吏，他們並沒有反對，如今到了臨安反倒是有人出聲，看來是把那當做了‘一隅之策’了吧！”趙昺喝口茶笑笑道。
“陛下所想也不盡然，初抵瓊州之時官員過剩，從而人心惶惶，擔心自己被裁撤從而生活無著。陛下能為他們尋一處安身之所，感激尚來不及，哪裏會反對。再有便是陛下所言，以為隻是應時之策！”徐宗仁想想言道。
“徐尚書倒是直言不諱。不過事實證明朕當時的想法是對的，進入江南後這些官員受命牧守一方，皆能在身無幕僚胥吏幫襯之下，亦能治理地方、安撫民心，朝廷也是從中受益。難道不值得繼承和推廣嗎？”趙昺讚了一句後言道。
“陛下有所不知，欲將胥吏納入正統仕途之列的非是瓊州為始！”徐宗仁施禮道，“王介甫為相主持變法之時，亦曾把胥吏納入官俸體係加薪，並以重罰約束；另一方麵提出任官者應該先擔任胥吏的職務，以學習政務的細節，同時提高胥吏的地位，欲將他們納入品官之中。”
“哦，原來早已有之，既然……”趙昺聽了有些驚訝，他還以為是自己帶來的‘先進經驗’呢，沒想到卻仍是步前人後塵，不過很快釋然了，後人的製度不也正是來自前人的經驗嗎！他本想說既然有了這製度，照此辦理便是，還省的口舌了，可轉念一想這製度肯定是早已被廢黜了，否則又怎有此時的難題，搖搖頭訕笑道。
“王介甫被貶罷之後，此事便也不了了之。其後，朝廷認為吏員太多、太濫，便令中書舍人蘇轍裁減。當其為吏員難裁犯難時，有小吏白中孚進言稱：昔銓吏止十數，今侍郎左選吏至數十。事加如舊，而用至數倍者，昔無重法重祿，吏通賕賂，則不欲人多分所入，故竭力勤勞而不辭；今行重法，給重祿，賕賂比舊為少，則不忌人多，而幸於少事，此吏額多少之大情也。”
“嗯，朕有些明白了！”趙昺點點頭道。徐宗仁雖說的隱晦，可他也聽出其意是指一時一地的改革的結果是難以形成製度的。而其引用小吏之言又指出了其中的弊端，其意就是雖然以前吏員待遇低，但是沒有重罰跟著，所以都收賄賂，就不希望別人進來分肥，所以編製隻有十幾個人；現在雖然待遇提高了，卻有重罰跟著，不敢收賄賂，那就巴不得多來些人進編製，分攤下來，活兒少清閑。
而這套政策之所以被後繼者廢止，最根本的原因是由於涉及到了皇權——士大夫體製的本質問題，就是這套體製的導向目標究竟是什麽？答案是，為了穩定。很意外吧，可就是這麽奇妙。穩定的核心在於分配，再有第一級的既得利益者進行二次分配，可以是合法的輸送，也可以是灰色的尋租，這是一個結構性的問題，甚至能夠滲透到社會的最底層，在這個體係邏輯中，“浪費”和“低效率”是必須的，因為他們也是下一級分配的來源。
可在組織本身沒有進行大變革的情況下，這種挖牆腳的事兒是免不了的，不分官還是吏，都一個德行。混淆士大夫與胥吏的界限，其實就是打破原有的分配格局，將組織改造為效率型的組織，此時需要跟隨變革的，不僅僅是一時一事，比如說吏員的待遇和監督，而是整個社會的運行邏輯。要成功，所花費的代價就是一場變革，或者是經濟上的，或者是政治上的。否則，這些效率無處釋放，就隻能是秦朝強盛而亡的結局。
“陛下，重歸江南後，時事更迭，有人便欲重提舊事，恢複舊製。”見小皇帝已然明白其中的根源，徐宗仁輕歎口氣道。
“徐尚書，你是三朝老臣，通曉先朝之事，以為用當年王相之製不好嗎？”趙昺探探身子問道。
“陛下，臣以為王相之製雖不能徹底清除頑屙，卻也能清除官場弊端，澄清吏治。”徐宗仁麵目嚴肅地言道。
“胥吏之弊在於吏強官弱，官無所為！”趙昺言道。他對於本朝吏治腐敗成什麽樣子沒有見過，但是耳聞極多，從幾位先生的授業至朝臣的表述中可謂不絕於耳，卻少有人提出有效的解決方案。
其實他以為胥吏是一個非常獨特的群體，他們雖在官府當差，卻仍是“庶人”，處處要受到官的監督與製約，且俸祿微薄甚至無祿；而作為庶人，他們原本家境並不甚富裕，難免會受到地方豪強的欺壓。因此，胥吏特別是地方官府內的奸猾之吏，往往是上獻媚於官員以求得庇護、下勾結地方勢力以獲取更大的利益。
官僚士大夫站在統治階級的立場，對胥吏的不法行為大加指責，片麵誇大胥吏的消極影響，而忽視他們在國家政治中的積極作用，社會上看他們更是“以奴隸使之，以盜賊待之”，身份之賤與娼妓、奴仆為伍，偏偏他們又掌握著社會管理的實權，到了節骨眼上，反倒能一言決人生死。
趙昺以為這是不公允的。吏強官弱是由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等多種因素造成的。就政治因素而言，宋朝建立於五代戰亂之後，宋代統治者為有效地鞏固自己的統治，把權力集於一身，使中央各部門之間、中央與地方之間相互牽製，上下級之間相互製約，事事都放心不下，社會各方麵諸多問題都要取旨於皇朝，這樣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政策措施的複雜多變。
宋代的吏人數量的增加、隊伍的龐大是其勢力增加的直接原因。吏額繁冗不僅造成人浮於事、行政效率低下，由於中央集權製的加強和官僚政治的膨脹，作為相對獨立的政治力量，在政治舞台上顯得更為活躍。且也使之易於營黨植私，形成集團勢力維護其在政治上的地位。因為從根本上說，多變複雜的官僚政治運行機製造成了吏胥隊伍的龐大。
“陛下一語中的，官懼吏由來已久。他們對屬下胥吏是瞧之不起，卻又頗為依賴，言之又怕又恨亦不為過。”徐宗仁對於小皇帝的總結十分讚成，笑著言道，“有的官為能掌控胥吏自己不受欺侮，他們寄予嚴刑厲法之上，但往往難以解決，甚至反遭報複。”
“還有以下犯上的事情？這卻有些意思了。”趙昺笑笑道，挪挪屁股擺出副十分有興趣的樣子。
“確有此事，當然他們還不敢殺害上官，可暗中做些手腳還是不少的。有的胥吏同時告辭，以致衙門空無一人站班，一縣公務無人打理；或有的胥吏向上級官府告狀，故意製造事端，以此迫使官員辭官離任；更有甚者，暗中搜集官員的劣跡，伺機報複，以致被罷官下獄的官員不在少數！”
“嗬嗬，一個初出茅廬的儒士，即無從政經驗，又無處理政務的本事，又如何鬥得過那些在官場上練的早已油滑無比的老吏們，即便將他們賣了怕還幫著數錢呢！”趙昺可以想象的出來那些被猾吏們挾製的官員，憤怒又無奈的樣子，忍不住笑著道。
“唉，朝廷將政事委於官，官又付於吏，由吏來付諸實施。因而治狀的好壞要取決於胥吏的努力，而政績優劣又與官員的仕途、前程密不可分，從而導致官員大多不敢製吏，甚至於故縱胥吏行不法之事，或是狼狽為奸沆瀣一氣，以致民怨沸騰。而究其緣由，還是因為官不懂政務，過於對胥吏的依賴。”徐宗仁無奈地道，可能也是想起自己也曾深受胥吏們的戲弄和欺辱。
“朕也曾於書中看到有官員感歎：今天下官無封建而吏有封建。此前尚不甚了了，今聽卿家一席話才知有過之而不及！”趙昺苦笑著道。當然他所言的封建，不是封建社會的封建，而是分封諸侯、世襲傳承的封建。言下之意是，官已經是流官，吏卻變成了世代傳承的“世職”，這是“天下之大害”。
“極是，極是啊！”徐宗仁叫絕道，“州縣之敝，吏胥窟穴其中，父以是傳之子，兄以是傳之弟。而其尤桀黠者，則進而為院司之書吏，以掣州縣之權，上之人明知其為天下之大害而不能去也。久之，百官之權必一切歸之吏胥，是所謂百官者虛名，而秉國者吏胥而已。臣以為當臣此舊製已廢，新製未興之際，陛下當革除弊端，重整吏治！”
從那時趙昺就意識到胥吏作為各級官府中的具體辦事人員，雖然隻是奉命處理各項瑣碎的細務，看似不可能有大的作為。殊不知正是這些看似瑣碎的細務構成了封建國家統治的基礎，因為國家的任何政策法令最終都要細化為各項具體措施，並由胥吏來加以貫徹實施，沒有胥吏的參與和努力，再好的法令都隻不過是一紙空文。
正是由於胥吏對法令典故的熟悉，使得他們在保證各項法令的貫徹與實施方麵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而官員無論願意與否，在行事時都不得不依靠這些刀筆之吏。為什麽會這樣？其實很簡單，因為科舉出身的官員們根本做不了基層公務員的業務，寫八股、吟詩作對他們行，收稅、斷案這樣的必修課還得雇師爺統籌，更不用說漕運、倉儲、賬目這些專業工種，根本就是一竅不通。
從此意義上說，胥吏在封建官僚統治中的作用是必不可少的，也是不容否定的。且官者的地位決定了他們很難對生活於社會底層的平民百姓的痛苦與需求有深入的了解。即便是號為“親民”的地方官員，受到任期及回避等製度的影響，很難對任職地區或部門的實際情況有深入了解。他們每到一地都是被一群胥吏擁圍著，不僅在處理公務時要顧盼左右，就連對民生疾苦的了解也大多來自身邊的胥吏。
而胥吏則不然，他們大多出身自貧窮而清白的家庭。有些則來自受過教育的階層，但因為本身性情不合或學識不足，而無法進入仕途，成為文官。少數胥吏也曾經做過官，他們或者因為行為不檢而被革職，或者在極不尋常的大幅裁員下，喪失職位。他們直接來自民間，因此對社會現狀與百姓疾苦有著比一般官員更深切、更直觀的感受。
隨著行朝遷到瓊州，大批官吏隨遷而至。趙昺對胥吏的了解更深了一步，他們從事著本部門的具體的實際的工作，執行其上司所下達的各項任務，其職能服務性和事務性比較突出。具體地講如管理文書和賬籍、掌看倉場庫物、催督賦稅、維護社會治安以及跑腿打雜等，可以說吏胥遍布於各級政府組織中，是一支不容忽視的力量。
可聽徐宗仁的解說，到了宋代有流內官品的吏胥地位卻是不升反降，幹脆被取消了合班朝參皇帝的資格，比他們級別低的士人官卻能享受這種榮譽。甚至還明令禁止中央、地方的吏胥參加科舉考試，連改變命運的機會都給你幹掉了。
趙昺不由的腹黑了一把，假設《水滸傳》說的真事，宋江這個押司小吏，真想做到武德大夫、楚州安撫使兼兵馬都總管，除了造反再洗白還真沒什麽可能性。當然，武德大夫這個表示多少級幹部的職稱本身是南宋才出現的，後兩個職務則根本不符合宋朝的製度，純屬是施老頭兒開了腦洞，也不可當真……
“嗬嗬，朕有些明白了，在瓊州時朕將那些朝官放到各地州縣，甚至鄉裏充任胥吏，他們並沒有反對，如今到了臨安反倒是有人出聲，看來是把那當做了‘一隅之策’了吧！”趙昺喝口茶笑笑道。
“陛下所想也不盡然，初抵瓊州之時官員過剩，從而人心惶惶，擔心自己被裁撤從而生活無著。陛下能為他們尋一處安身之所，感激尚來不及，哪裏會反對。再有便是陛下所言，以為隻是應時之策！”徐宗仁想想言道。
“徐尚書倒是直言不諱。不過事實證明朕當時的想法是對的，進入江南後這些官員受命牧守一方，皆能在身無幕僚胥吏幫襯之下，亦能治理地方、安撫民心，朝廷也是從中受益。難道不值得繼承和推廣嗎？”趙昺讚了一句後言道。
“陛下有所不知，欲將胥吏納入正統仕途之列的非是瓊州為始！”徐宗仁施禮道，“王介甫為相主持變法之時，亦曾把胥吏納入官俸體係加薪，並以重罰約束；另一方麵提出任官者應該先擔任胥吏的職務，以學習政務的細節，同時提高胥吏的地位，欲將他們納入品官之中。”
“哦，原來早已有之，既然……”趙昺聽了有些驚訝，他還以為是自己帶來的‘先進經驗’呢，沒想到卻仍是步前人後塵，不過很快釋然了，後人的製度不也正是來自前人的經驗嗎！他本想說既然有了這製度，照此辦理便是，還省的口舌了，可轉念一想這製度肯定是早已被廢黜了，否則又怎有此時的難題，搖搖頭訕笑道。
“王介甫被貶罷之後，此事便也不了了之。其後，朝廷認為吏員太多、太濫，便令中書舍人蘇轍裁減。當其為吏員難裁犯難時，有小吏白中孚進言稱：昔銓吏止十數，今侍郎左選吏至數十。事加如舊，而用至數倍者，昔無重法重祿，吏通賕賂，則不欲人多分所入，故竭力勤勞而不辭；今行重法，給重祿，賕賂比舊為少，則不忌人多，而幸於少事，此吏額多少之大情也。”
“嗯，朕有些明白了！”趙昺點點頭道。徐宗仁雖說的隱晦，可他也聽出其意是指一時一地的改革的結果是難以形成製度的。而其引用小吏之言又指出了其中的弊端，其意就是雖然以前吏員待遇低，但是沒有重罰跟著，所以都收賄賂，就不希望別人進來分肥，所以編製隻有十幾個人；現在雖然待遇提高了，卻有重罰跟著，不敢收賄賂，那就巴不得多來些人進編製，分攤下來，活兒少清閑。
而這套政策之所以被後繼者廢止，最根本的原因是由於涉及到了皇權——士大夫體製的本質問題，就是這套體製的導向目標究竟是什麽？答案是，為了穩定。很意外吧，可就是這麽奇妙。穩定的核心在於分配，再有第一級的既得利益者進行二次分配，可以是合法的輸送，也可以是灰色的尋租，這是一個結構性的問題，甚至能夠滲透到社會的最底層，在這個體係邏輯中，“浪費”和“低效率”是必須的，因為他們也是下一級分配的來源。
可在組織本身沒有進行大變革的情況下，這種挖牆腳的事兒是免不了的，不分官還是吏，都一個德行。混淆士大夫與胥吏的界限，其實就是打破原有的分配格局，將組織改造為效率型的組織，此時需要跟隨變革的，不僅僅是一時一事，比如說吏員的待遇和監督，而是整個社會的運行邏輯。要成功，所花費的代價就是一場變革，或者是經濟上的，或者是政治上的。否則，這些效率無處釋放，就隻能是秦朝強盛而亡的結局。
“陛下，重歸江南後，時事更迭，有人便欲重提舊事，恢複舊製。”見小皇帝已然明白其中的根源，徐宗仁輕歎口氣道。
“徐尚書，你是三朝老臣，通曉先朝之事，以為用當年王相之製不好嗎？”趙昺探探身子問道。
“陛下，臣以為王相之製雖不能徹底清除頑屙，卻也能清除官場弊端，澄清吏治。”徐宗仁麵目嚴肅地言道。
“胥吏之弊在於吏強官弱，官無所為！”趙昺言道。他對於本朝吏治腐敗成什麽樣子沒有見過，但是耳聞極多，從幾位先生的授業至朝臣的表述中可謂不絕於耳，卻少有人提出有效的解決方案。
其實他以為胥吏是一個非常獨特的群體，他們雖在官府當差，卻仍是“庶人”，處處要受到官的監督與製約，且俸祿微薄甚至無祿；而作為庶人，他們原本家境並不甚富裕，難免會受到地方豪強的欺壓。因此，胥吏特別是地方官府內的奸猾之吏，往往是上獻媚於官員以求得庇護、下勾結地方勢力以獲取更大的利益。
官僚士大夫站在統治階級的立場，對胥吏的不法行為大加指責，片麵誇大胥吏的消極影響，而忽視他們在國家政治中的積極作用，社會上看他們更是“以奴隸使之，以盜賊待之”，身份之賤與娼妓、奴仆為伍，偏偏他們又掌握著社會管理的實權，到了節骨眼上，反倒能一言決人生死。
趙昺以為這是不公允的。吏強官弱是由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等多種因素造成的。就政治因素而言，宋朝建立於五代戰亂之後，宋代統治者為有效地鞏固自己的統治，把權力集於一身，使中央各部門之間、中央與地方之間相互牽製，上下級之間相互製約，事事都放心不下，社會各方麵諸多問題都要取旨於皇朝，這樣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政策措施的複雜多變。
宋代的吏人數量的增加、隊伍的龐大是其勢力增加的直接原因。吏額繁冗不僅造成人浮於事、行政效率低下，由於中央集權製的加強和官僚政治的膨脹，作為相對獨立的政治力量，在政治舞台上顯得更為活躍。且也使之易於營黨植私，形成集團勢力維護其在政治上的地位。因為從根本上說，多變複雜的官僚政治運行機製造成了吏胥隊伍的龐大。
“陛下一語中的，官懼吏由來已久。他們對屬下胥吏是瞧之不起，卻又頗為依賴，言之又怕又恨亦不為過。”徐宗仁對於小皇帝的總結十分讚成，笑著言道，“有的官為能掌控胥吏自己不受欺侮，他們寄予嚴刑厲法之上，但往往難以解決，甚至反遭報複。”
“還有以下犯上的事情？這卻有些意思了。”趙昺笑笑道，挪挪屁股擺出副十分有興趣的樣子。
“確有此事，當然他們還不敢殺害上官，可暗中做些手腳還是不少的。有的胥吏同時告辭，以致衙門空無一人站班，一縣公務無人打理；或有的胥吏向上級官府告狀，故意製造事端，以此迫使官員辭官離任；更有甚者，暗中搜集官員的劣跡，伺機報複，以致被罷官下獄的官員不在少數！”
“嗬嗬，一個初出茅廬的儒士，即無從政經驗，又無處理政務的本事，又如何鬥得過那些在官場上練的早已油滑無比的老吏們，即便將他們賣了怕還幫著數錢呢！”趙昺可以想象的出來那些被猾吏們挾製的官員，憤怒又無奈的樣子，忍不住笑著道。
“唉，朝廷將政事委於官，官又付於吏，由吏來付諸實施。因而治狀的好壞要取決於胥吏的努力，而政績優劣又與官員的仕途、前程密不可分，從而導致官員大多不敢製吏，甚至於故縱胥吏行不法之事，或是狼狽為奸沆瀣一氣，以致民怨沸騰。而究其緣由，還是因為官不懂政務，過於對胥吏的依賴。”徐宗仁無奈地道，可能也是想起自己也曾深受胥吏們的戲弄和欺辱。
“朕也曾於書中看到有官員感歎：今天下官無封建而吏有封建。此前尚不甚了了，今聽卿家一席話才知有過之而不及！”趙昺苦笑著道。當然他所言的封建，不是封建社會的封建，而是分封諸侯、世襲傳承的封建。言下之意是，官已經是流官，吏卻變成了世代傳承的“世職”，這是“天下之大害”。
“極是，極是啊！”徐宗仁叫絕道，“州縣之敝，吏胥窟穴其中，父以是傳之子，兄以是傳之弟。而其尤桀黠者，則進而為院司之書吏，以掣州縣之權，上之人明知其為天下之大害而不能去也。久之，百官之權必一切歸之吏胥，是所謂百官者虛名，而秉國者吏胥而已。臣以為當臣此舊製已廢，新製未興之際，陛下當革除弊端，重整吏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