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場戰略發展方向之爭中，趙昺一直處於劣勢，但是他仍堅持自己先據東南的觀點，並不斷試圖說服眾臣。玩兒過圍棋的人，尤其是初學者起手往往都喜歡占角據邊，形成穩固的局勢後再向中心發展，因而有‘金角銀邊’之說。而從軍事地理的角度看，中國的地理格局也像一個不規範的圍棋盤，在這個不規範的圍棋盤上，關中、河北、東南和四川是其四角，山西、山東、湖北和漢中是其四邊，中原為其中央腹地。
四角之地，都各有其得天獨厚的地理條件，一般都有比較優越的山河形勢，有相對穩固的後方和可以憑恃的山川險阻，能夠一種進可以攻、退可以守的態勢；有優越的經濟條件，足以供養、支撐起一個龐大的政治、軍事集團；有一定的社會基礎，易於形成一定的社會政治力量。因而一種勢力興起之初，占據四角山川險固之地，可以建立起根據地，從容經營，積累力量，為日後進取天下打下基礎。
四邊之地，一般也有比較險要的山河形勢，但這些地域綜合條件不如四角。它們都夾在兩角之間，彼可以來，此可以往，既是雙方聯係的紐帶，又是雙方對抗時爭奪的焦點。其地形特點也與它們的地位相符，既有供雙方出入的交通孔道，又有可以扼守的險要；而且，它們與中原之間有比較捷近的通道。所以曆史上群雄逐鹿雖在中原，真正能參入逐鹿的群雄，卻多不起於中原，而趨於四角。
曆史上，那些最終完成統一天下大業的勢力，大都是趨於四角。且那些最終完成統一天下大業的勢力，大都也是起於四角山川險固之地。先據四角山川險固之地，因天時，據地利，得人和，從容經營，積暴力量往往能成就一方霸業。不過，這隻是住完成積累階段，若要統一天下，則必須於積累階段完成之後，進取中原則決於對中原的經營。
所以說在從治到亂，從合到分的階段，據中原四戰之地者常難，而據四角山川險固之地者常易，自可先據有一到兩個角，積累力量，繼之以向兩翼擴展，然後，向中原發展，進取天下；而在從亂趨治、從分趨合的階段隻有走出四角爭中原者才有機會爭天下，上之可以平定四方，統一天下；次之可以割據一方，稱雄一時。當統一的條件不成熟時，據四角之地亦可以建立起局部的秩序，成就一方霸業。
從這個角度將西川和東南都處於同等地位，但是趙昺知道曆史可以借鑒，不過沒有事物是一成不變的。而隨著曆史大勢的演變，實際上，不管在什麽時候，不同地域的地位和戰略意義都並不是固定的，乃是隨著當時政治、軍事整體形勢的不同而不同，不同地域的地位和戰略意義是有變化的，中國政治重心自西向東的移動趨勢即說明了這點。
政治重心處於關中的時代，關中的地位自不待言；後來，在經曆了一段搖擺之後，政治重心移至河北。與這一過程相伴隨的是關中地位下降，而河北地位上升。這一變化給其它地域的地位也造成了一定影響，政治重心位於關中的時代，湖北是西北與東南之間銜接的紐帶，地位比較重要；政治重心移至河北以後，隨著關中地位的下降，湖北地位也有所下降，而山東則成了南北之間政治重心與經濟重心聯係的樞紐，地位變的舉足輕重了。
當前蒙元定都大都，也就是現代的北京，正處於河北的範圍之內，而山東正是東南之翼，占據東南謀取山東便可對河北形成合圍之勢。但是占據西川謀取中原，首先要攻取關中，再下河北，而陝甘緊鄰蒙元舊都，將處於敵方的兩麵夾擊局勢。且兵出壟中處於仰攻姿態，在戰術上也是十分困難的，而割據四川鮮有北伐成功的，卻多被敵所滅。
趙昺在試圖說服眾臣的時候，大家也在設法讓他從諫隨流，又從人文、物產、民風等多方麵勸諫。他以為其中不能說不無道理，但也存在偏頗，其中的許多情況已經大為改觀。
他們稱古人常言南方民風柔弱，一紙可安。事實也確實如此，當時南方百姓也沒什麽抵抗的心思，而北方民風彪悍，尤其是西北和河北等地更甚。且就是北方遊牧民族多以打獵為生，以肉食為主，運動較多，身體較為健壯；而漢人則以麵食物為主，鍛煉較少，自漢朝以來就推崇儒家文化，主張追求功名利祿，素質可見一斑。
趙昺對此不以為然，古代東南地區民風勁勇好武，這也是立足東南的政權可以憑恃的條件。《漢書》地理誌記載東南風俗雲：吳、越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劍，輕死易發。春秋時的吳越能與齊晉等中原大國爭霸、項羽率八千江東子弟而令秦人喪膽、東晉時謝玄、劉裕曾率以屢破北方強敵的北府兵即是這種力量的顯示，都得益於東南地區勁勇好武的民風。
浙東及江西一帶亦頗與之同，特別是淮南一帶，為曆代流民流徙往來之地，流民多結族而行，人性並躁勁，風氣果決，包藏禍害，視死如歸，戰而貴詐，習於戰亂，顛沛流離中，組成武裝以自保，這是一支可以利用的潛在的武裝力量。後世更有號稱天下強兵的廣西狼兵。
再有在物資供應上，趙昺也承認可用礦產資源和礦產開發能力上，跟冷兵器最相關的是煤鐵資源，北方占優，而且一直持續到現代。糧食及肉類的供應，北方傳統的農作物有稷、黍、糜、小麥、高粱等，對自然條件的適應能力是比較強的，產量比較穩定，有利於做戰略儲備。
不過宋代以後占城稻的引種已經改變了這種局勢，一年兩熟已成普遍，除非發生大麵積災害，否則軍糧是有保障的。肉類的供應是成問題，趙昺在才瓊州也深有體會，但是他成功的利用江海中的魚類解決了蛋白質缺乏的窘境，各軍之中食魚也成為習慣。而南方水網密布自然不會缺少魚類補充，且要比養殖牲畜成本要低的多。
此外由於地理環境因素，北方適合養馬，尤其是蒙古草原及周邊地區。在冷兵器時代，戰馬的作用極大，野戰中騎兵麵對步兵有絕對優勢，步兵打不過騎兵就很難逃脫全軍覆沒的結果，打得過則很難追擊擴大戰果，趙昺承認騎兵的作用之大，也知道獲得戰馬之難，現在瓊州軍也正因為戰馬數量不足難以進一步擴充。
不過想用步軍出西川與敵軍的騎兵抗衡恐怕也不是什麽好主意，而瓊州水軍敢說天下無敵，即可在海中楊帆遠征，又能在內河中縱橫無阻。可關中地區缺水是常態，東南確是江河密布，又何必以己之短擊敵所長呢？再有江淮地區水草豐美，雖比不得北方適合牧馬，但也可以一解缺馬之虞。
另外眾臣所言的困難，無論是取西川，還是占東南都同樣存在。由於地理上北方平原居多，利於行軍打仗，因此統一北方相對容易。而南方高山大江森林茂密，自然屏障很多，不利於行軍打仗，因此統一南方相對很難。容易統一的北方地區容易形成集中兵力和資源優勢，向南則易於各個擊破。
北方相對寒冷，有較為漫長的冬季，而南方相對溫暖，冬季短暫而且基本沒有冰凍。這樣的氣候差異使從北方向南方攻擊的時候氣候影響相對較小，而從南方向北方攻擊的時候則受氣候影響因素巨大，尤其是冬季到來之後，很少見過雪的南方人在北方隆冬時節生活都是非常困難的，何況作戰。而且冬季的後勤補給會非常困難，容易造成非常嚴重的失敗。
趙昺認為如今蒙古人已經統一全國，這就是個偽命題，無論如何都要麵對。而割據東南也非一無是處，他記的後世有人曾言‘集南方之所長者無如東南’。東南地處亞熱帶，雨水較多，河道縱橫。長江、淮河呈東西向流過，橫亙在南北之間，再加上它們的支流，遂形成一個密集的江河水網，足以緩衝北方鐵騎的衝擊力。從阻擋北方鐵騎的衝力上來說，長江確是難以逾越的天塹。
南方可以利用這些江河水道，構築軍事據點，扼守一些主要的通道，發揮自己水戰和守城戰的特長。在整個南方地區，沒有哪個地區能象東南這樣有這麽多的江河水道可以利用。另外，南方雨季濕熱，北方人、畜皆不適應。這樣，北方勢力若越過淮河繼續向南深入，便會麵臨氣候和環境上的巨大困難，而發現自己陷入了棄其所長、就其所短的不利境地。
東南地區的經濟條件也比較好。江南的開發本來相對晚於北方，但北方的曆次動蕩都會導致大量的流民南遷，流民將先進的生產技術帶往南方，東漢後期的動蕩造成了中國曆史上的第一次流民南遷高峰，永嘉之亂後，中原大族和百姓再次大量南遷。尤其是宋的南遷更迫使北方流民陸續南遷，進一步促進了江南的開發和東南地區經濟的發展。
而長江下遊太湖地區本就是一個富裕的經濟區，人煙稠密。隋唐時期，東南財賦為關中所倚重，揚州之富庶，常甲天下，當時號為“揚一益二”。隋開大運河、唐治漕運，都有轉輸東南財賦以供給關中的意圖。元、明、清三代建都北京，經濟上亦仰仗東南，重新開鑿的大運河，轉輸東南財賦以供給京師。東南江河水道眾多，交通運輸方便，匱乏之物，也易於得到補充，再加上海運，其交通貿易的範圍就更為廣泛了。
建立於東南的政權，大多能統一江南半壁江山，而與北方形成南北對峙的局麵，這跟東南政權的社會基礎也有很大關係。東南政權多為喬遷政權，是中國傳統政治中的正朔所在和中原先進文化的保全者。中原政權喬遷東南之後，中原先進的社會政治文化遂構成其統治的重要基礎，宋王朝再度南遷，東南再次成為中原社會政治文化的薈萃之地。
這些條件為東南的政治、軍事地位提供了經濟基礎。但也並非沒有弱點，喬遷政權本身又是為強敵所逼、被迫遷徙的產物，故不免有偏安和不思進取的特性。曆史上，立足東南的政權多以北伐、收複中原為口號，但立足東南的政權大多能統一江南半壁江山，與北方形成南北對峙的局麵，而真正北伐成功的卻極少，便跟喬遷政權的這種特性有關……
趙昺清楚打仗打的是錢糧，打的是民心所向，東南才是最好的反攻據點。這讓他難以理解為何行朝的朝臣們卻一心想要去西川，後來想想也許是朝廷的傾覆讓他們失去了再度經營東南的信心，覺的當年靠舉國之力與敵麓戰四十餘年都未能阻擋蒙古人鐵蹄，不若前往西川這個封閉之地得以苟安。至於攻取關中，進取中原隻怕他們自己也不大相信。
膽怯和懦弱及苟安的思想的存在，使得西進成為了行朝的主流。而趙昺此刻當皇帝正‘上癮’呢，當然不想隻做個西川之主了，卻要恢複舊地，重返中原。可是兩派爭執不下，久議未果，此前他還不著急，可以坐山觀虎鬥，想著大家吵吵更健康。不過當下忽必烈將死，蒙元內亂將起，他自然不能再等下去，可如此形勢下形成統一意見卻也不容易。
如今楊璉真迦來了，使他有機可乘，趙昺相信在皇陵被盜掘的情況下，西進派對這奇恥大辱仍能忍下去。而若其還固執己見，隻怕他們的官也當到頭了，雖然自己做的也不光彩，甚至可以說十分卑鄙……
四角之地，都各有其得天獨厚的地理條件，一般都有比較優越的山河形勢，有相對穩固的後方和可以憑恃的山川險阻，能夠一種進可以攻、退可以守的態勢；有優越的經濟條件，足以供養、支撐起一個龐大的政治、軍事集團；有一定的社會基礎，易於形成一定的社會政治力量。因而一種勢力興起之初，占據四角山川險固之地，可以建立起根據地，從容經營，積累力量，為日後進取天下打下基礎。
四邊之地，一般也有比較險要的山河形勢，但這些地域綜合條件不如四角。它們都夾在兩角之間，彼可以來，此可以往，既是雙方聯係的紐帶，又是雙方對抗時爭奪的焦點。其地形特點也與它們的地位相符，既有供雙方出入的交通孔道，又有可以扼守的險要；而且，它們與中原之間有比較捷近的通道。所以曆史上群雄逐鹿雖在中原，真正能參入逐鹿的群雄，卻多不起於中原，而趨於四角。
曆史上，那些最終完成統一天下大業的勢力，大都是趨於四角。且那些最終完成統一天下大業的勢力，大都也是起於四角山川險固之地。先據四角山川險固之地，因天時，據地利，得人和，從容經營，積暴力量往往能成就一方霸業。不過，這隻是住完成積累階段，若要統一天下，則必須於積累階段完成之後，進取中原則決於對中原的經營。
所以說在從治到亂，從合到分的階段，據中原四戰之地者常難，而據四角山川險固之地者常易，自可先據有一到兩個角，積累力量，繼之以向兩翼擴展，然後，向中原發展，進取天下；而在從亂趨治、從分趨合的階段隻有走出四角爭中原者才有機會爭天下，上之可以平定四方，統一天下；次之可以割據一方，稱雄一時。當統一的條件不成熟時，據四角之地亦可以建立起局部的秩序，成就一方霸業。
從這個角度將西川和東南都處於同等地位，但是趙昺知道曆史可以借鑒，不過沒有事物是一成不變的。而隨著曆史大勢的演變，實際上，不管在什麽時候，不同地域的地位和戰略意義都並不是固定的，乃是隨著當時政治、軍事整體形勢的不同而不同，不同地域的地位和戰略意義是有變化的，中國政治重心自西向東的移動趨勢即說明了這點。
政治重心處於關中的時代，關中的地位自不待言；後來，在經曆了一段搖擺之後，政治重心移至河北。與這一過程相伴隨的是關中地位下降，而河北地位上升。這一變化給其它地域的地位也造成了一定影響，政治重心位於關中的時代，湖北是西北與東南之間銜接的紐帶，地位比較重要；政治重心移至河北以後，隨著關中地位的下降，湖北地位也有所下降，而山東則成了南北之間政治重心與經濟重心聯係的樞紐，地位變的舉足輕重了。
當前蒙元定都大都，也就是現代的北京，正處於河北的範圍之內，而山東正是東南之翼，占據東南謀取山東便可對河北形成合圍之勢。但是占據西川謀取中原，首先要攻取關中，再下河北，而陝甘緊鄰蒙元舊都，將處於敵方的兩麵夾擊局勢。且兵出壟中處於仰攻姿態，在戰術上也是十分困難的，而割據四川鮮有北伐成功的，卻多被敵所滅。
趙昺在試圖說服眾臣的時候，大家也在設法讓他從諫隨流，又從人文、物產、民風等多方麵勸諫。他以為其中不能說不無道理，但也存在偏頗，其中的許多情況已經大為改觀。
他們稱古人常言南方民風柔弱，一紙可安。事實也確實如此，當時南方百姓也沒什麽抵抗的心思，而北方民風彪悍，尤其是西北和河北等地更甚。且就是北方遊牧民族多以打獵為生，以肉食為主，運動較多，身體較為健壯；而漢人則以麵食物為主，鍛煉較少，自漢朝以來就推崇儒家文化，主張追求功名利祿，素質可見一斑。
趙昺對此不以為然，古代東南地區民風勁勇好武，這也是立足東南的政權可以憑恃的條件。《漢書》地理誌記載東南風俗雲：吳、越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劍，輕死易發。春秋時的吳越能與齊晉等中原大國爭霸、項羽率八千江東子弟而令秦人喪膽、東晉時謝玄、劉裕曾率以屢破北方強敵的北府兵即是這種力量的顯示，都得益於東南地區勁勇好武的民風。
浙東及江西一帶亦頗與之同，特別是淮南一帶，為曆代流民流徙往來之地，流民多結族而行，人性並躁勁，風氣果決，包藏禍害，視死如歸，戰而貴詐，習於戰亂，顛沛流離中，組成武裝以自保，這是一支可以利用的潛在的武裝力量。後世更有號稱天下強兵的廣西狼兵。
再有在物資供應上，趙昺也承認可用礦產資源和礦產開發能力上，跟冷兵器最相關的是煤鐵資源，北方占優，而且一直持續到現代。糧食及肉類的供應，北方傳統的農作物有稷、黍、糜、小麥、高粱等，對自然條件的適應能力是比較強的，產量比較穩定，有利於做戰略儲備。
不過宋代以後占城稻的引種已經改變了這種局勢，一年兩熟已成普遍，除非發生大麵積災害，否則軍糧是有保障的。肉類的供應是成問題，趙昺在才瓊州也深有體會，但是他成功的利用江海中的魚類解決了蛋白質缺乏的窘境，各軍之中食魚也成為習慣。而南方水網密布自然不會缺少魚類補充，且要比養殖牲畜成本要低的多。
此外由於地理環境因素，北方適合養馬，尤其是蒙古草原及周邊地區。在冷兵器時代，戰馬的作用極大，野戰中騎兵麵對步兵有絕對優勢，步兵打不過騎兵就很難逃脫全軍覆沒的結果，打得過則很難追擊擴大戰果，趙昺承認騎兵的作用之大，也知道獲得戰馬之難，現在瓊州軍也正因為戰馬數量不足難以進一步擴充。
不過想用步軍出西川與敵軍的騎兵抗衡恐怕也不是什麽好主意，而瓊州水軍敢說天下無敵，即可在海中楊帆遠征，又能在內河中縱橫無阻。可關中地區缺水是常態，東南確是江河密布，又何必以己之短擊敵所長呢？再有江淮地區水草豐美，雖比不得北方適合牧馬，但也可以一解缺馬之虞。
另外眾臣所言的困難，無論是取西川，還是占東南都同樣存在。由於地理上北方平原居多，利於行軍打仗，因此統一北方相對容易。而南方高山大江森林茂密，自然屏障很多，不利於行軍打仗，因此統一南方相對很難。容易統一的北方地區容易形成集中兵力和資源優勢，向南則易於各個擊破。
北方相對寒冷，有較為漫長的冬季，而南方相對溫暖，冬季短暫而且基本沒有冰凍。這樣的氣候差異使從北方向南方攻擊的時候氣候影響相對較小，而從南方向北方攻擊的時候則受氣候影響因素巨大，尤其是冬季到來之後，很少見過雪的南方人在北方隆冬時節生活都是非常困難的，何況作戰。而且冬季的後勤補給會非常困難，容易造成非常嚴重的失敗。
趙昺認為如今蒙古人已經統一全國，這就是個偽命題，無論如何都要麵對。而割據東南也非一無是處，他記的後世有人曾言‘集南方之所長者無如東南’。東南地處亞熱帶，雨水較多，河道縱橫。長江、淮河呈東西向流過，橫亙在南北之間，再加上它們的支流，遂形成一個密集的江河水網，足以緩衝北方鐵騎的衝擊力。從阻擋北方鐵騎的衝力上來說，長江確是難以逾越的天塹。
南方可以利用這些江河水道，構築軍事據點，扼守一些主要的通道，發揮自己水戰和守城戰的特長。在整個南方地區，沒有哪個地區能象東南這樣有這麽多的江河水道可以利用。另外，南方雨季濕熱，北方人、畜皆不適應。這樣，北方勢力若越過淮河繼續向南深入，便會麵臨氣候和環境上的巨大困難，而發現自己陷入了棄其所長、就其所短的不利境地。
東南地區的經濟條件也比較好。江南的開發本來相對晚於北方，但北方的曆次動蕩都會導致大量的流民南遷，流民將先進的生產技術帶往南方，東漢後期的動蕩造成了中國曆史上的第一次流民南遷高峰，永嘉之亂後，中原大族和百姓再次大量南遷。尤其是宋的南遷更迫使北方流民陸續南遷，進一步促進了江南的開發和東南地區經濟的發展。
而長江下遊太湖地區本就是一個富裕的經濟區，人煙稠密。隋唐時期，東南財賦為關中所倚重，揚州之富庶，常甲天下，當時號為“揚一益二”。隋開大運河、唐治漕運，都有轉輸東南財賦以供給關中的意圖。元、明、清三代建都北京，經濟上亦仰仗東南，重新開鑿的大運河，轉輸東南財賦以供給京師。東南江河水道眾多，交通運輸方便，匱乏之物，也易於得到補充，再加上海運，其交通貿易的範圍就更為廣泛了。
建立於東南的政權，大多能統一江南半壁江山，而與北方形成南北對峙的局麵，這跟東南政權的社會基礎也有很大關係。東南政權多為喬遷政權，是中國傳統政治中的正朔所在和中原先進文化的保全者。中原政權喬遷東南之後，中原先進的社會政治文化遂構成其統治的重要基礎，宋王朝再度南遷，東南再次成為中原社會政治文化的薈萃之地。
這些條件為東南的政治、軍事地位提供了經濟基礎。但也並非沒有弱點，喬遷政權本身又是為強敵所逼、被迫遷徙的產物，故不免有偏安和不思進取的特性。曆史上，立足東南的政權多以北伐、收複中原為口號，但立足東南的政權大多能統一江南半壁江山，與北方形成南北對峙的局麵，而真正北伐成功的卻極少，便跟喬遷政權的這種特性有關……
趙昺清楚打仗打的是錢糧，打的是民心所向，東南才是最好的反攻據點。這讓他難以理解為何行朝的朝臣們卻一心想要去西川，後來想想也許是朝廷的傾覆讓他們失去了再度經營東南的信心，覺的當年靠舉國之力與敵麓戰四十餘年都未能阻擋蒙古人鐵蹄，不若前往西川這個封閉之地得以苟安。至於攻取關中，進取中原隻怕他們自己也不大相信。
膽怯和懦弱及苟安的思想的存在，使得西進成為了行朝的主流。而趙昺此刻當皇帝正‘上癮’呢，當然不想隻做個西川之主了，卻要恢複舊地，重返中原。可是兩派爭執不下，久議未果，此前他還不著急，可以坐山觀虎鬥，想著大家吵吵更健康。不過當下忽必烈將死，蒙元內亂將起，他自然不能再等下去，可如此形勢下形成統一意見卻也不容易。
如今楊璉真迦來了，使他有機可乘，趙昺相信在皇陵被盜掘的情況下，西進派對這奇恥大辱仍能忍下去。而若其還固執己見，隻怕他們的官也當到頭了，雖然自己做的也不光彩，甚至可以說十分卑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