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候未到。蒙古人沒有在百年的征戰中改變自己的傳統，反而愈加強化遺毒後代。趙昺在前世很少跟蒙古人喝酒，一是自知酒量不敵，二是是在受不了他們酒後鬧事。他們在幾杯就下肚後‘英雄無敵’，殘忍、暴躁的本性便會在一定程度上爆發。其特有的放肆無禮和自由放縱讓常人難以接受，也再聽不進去觀點不同的解釋。
而曆史上蒙古人的縱情屠殺也給足夠多的民族的子孫後代提供了憎恨蒙古人的理由，雖然當代世界主流的價值觀念是平等和寬容，但把這種仇恨記憶了幾個世紀的仍舊大有人在。這也是即使在全球化的現代世界中，蒙古人無法獲得世界的尊重，且越來越處於孤立之中。
他們隻可以酒後衝動解釋，趙昺卻以為這個詞在根本上可以激情劃等號，隻不過表現出了兩麵性。衝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是創造力的源泉，而蒙古流傳下來的民間故事、詩歌、歌曲的優秀和豐富程度是這種寓於衝動之中的創造力的證明。生活在這樣氛圍中的人可能成為最令人敬仰的優秀人物；反之這種激情的存在也可能成為令人憎惡和畏懼的破壞者，驅使蒙古人實施了大規模的征服和屠殺。
蒙古大軍跟隨著成吉思汗騎著馬，揮舞著馬刀東拚西殺，到處播撒蒙古人的種子，體會衝動和殘酷帶來的快感之時，卻從未想過攻掠之後留下的所謂達魯花赤們在其離開，或是滅亡之後，這些蒙古子孫們就得承受人家的報複和壓迫，曾經的被征服者將以十倍、百倍回報給他們。
另外趙昺發現蒙古人的忠誠來源於極端的個人崇拜，對統治者、成功者的盲目追隨。無論是在生活，還是工作中，你永遠無法通過理性來說服蒙古人做一件對大家都有利的事情，盡管你的主意很妙，可行性也很強，但蒙古人對你的說教非常冷淡，你以為自己是缺乏感染力，就進一步的努力說服，你很快就會發現，蒙古人永遠無法通過理性來說服，最終的結果是蒙古人都疏遠了你，使你感覺似乎是你在某些方麵冒犯了他們。
不過實際上這並不是你的錯，而是因為在蒙古人中存在一種約定俗成的等級關係，在他們中間，總是因為個人之間的信任關係而存在一些領導和權威人物，這些人或者是家庭出身比較高貴，或者是比較富有，或者幹脆就是能打架。你如果發現不了這些關係，不能找到這些頭麵人物，說服他們來幫助推進你的計劃，是什麽也幹不成的，他們隻相信‘權威’，哪怕其可能將他們帶進溝裏也在所不惜。
當前蒙古統治階級也把對形勢的判斷和把握的權利幾乎都交給了自己信任的權威人物，從早期的耶律楚材、到現在的阿哈瑪，忽必烈都是言聽計從。所以也導致蒙古人也就缺乏了解自己的能力，喪失了反省自身的機會，使他們不善於也不能夠對自己的未來作主。
而受到重用的無論是士人，還是色目人同時把自己的激情和努力全無保留的貢獻給了領導者，但實施中卻始終無法確定自己所信任的權威人物將要把他們帶到哪裏，不知道終極目標是什麽，自己做到什麽程度才會令君王滿意。可做事必定會出錯，招致政敵的攻訐，從而導致失敗，可此時承擔這種後果的往往卻是他們自己……
趙昺想想自己同樣喜歡‘有事問專家’，技術問題上自不必言。在政務上，他依賴應節嚴和劉黻；在軍事上，他信任趙孟錦、劉洙和江璆，可以說在行朝這是人所共知的。但是他沒有讓他們擔任首輔，也未授予極權，而是任用曾與自己觀點相左的陸秀夫為首相，極力反對自己登基的張世傑為樞密使，卻沒有將他們取而代之這出乎所以人的意外。
趙昺卻知道自己這樣做，除了穩定朝局的需要外，他還知道對同一件事情的看法上即便隻有三個人參與也會分出左、中、右三種意見，這不僅是看待問題的角度不同，也是人性使然。他知道自己理政的能力有多菜，而他又無法逃脫這個責任，因而必須多方麵聽取意見，哪怕是反對的聲音，以此來減少自己執政中出現的錯誤。
若是將自己信賴的人提拔到高位，便會有人以為陛下隻信任親信，他們傳達的意思也就是聖意，沒有人會提出意見；再者趙昺相信人的屁股往往決定腦袋，誰敢保證他們位極人臣後不會打擊異己，清除不同政見者，如此不可避免的是朝中隻有一種聲音存在，那樣並不利於自己主理朝政。
反之即便有人對自己的政策方針有看法，甚至極力反對，趙昺以為並非壞事，說明其中也許就有需改進的意見。當然自己也可以抱著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心態去看待不同的意見，有益的自己改正，無用也可以解釋商討，對無病呻吟的也可置之不理，從而減少犯錯的幾率。所以自己的任用專家與忽必烈的相信權威還是有區別的。
另外對於衝動這個問題，趙昺以為自己作為一個‘年輕人’，行事衝動也免不了，甚至會做出些出格兒的事情也是可以理解的。就說當年七洲洋之戰，形勢那麽危機，自己不挺身而出衝動的率軍攔截也許就沒有了今天的局麵；若非衝動之下上了疫船去救倪亮，當時那些病號們誰會相信自己是個重情重義之人，從而效忠自己呢！
當然應節嚴也常批評趙昺在軍改和籌建新軍的問題上過於衝動，並沒有經過眾臣的商議便貿然出台了方案。但他並不以為然，自己還是懂的三思而後行的，這些方案雖然是新出爐的，卻早在醞釀之中，並非一拍腦袋瓜子就寫了這麽些東西的。而打廣州、打泉州看似衝動，極為冒險，但他也是仔細考慮過的，若是沒有在兩個城市搶了那麽多的東西和錢財，瓊州哪裏來的發展資金，又如何破解行朝國庫空虛，財政困難的窘境，度過遷瓊後的種種難關。
還有人批評趙昺年少嗜殺，在泉州斬了上千的降官、為私仇屠盡了蒲氏一門。可他心裏最清楚，那些皇親跟自己毛關係沒有，但是自己還是要殺了他們，其實也是為了表明自己的態度。要知道蒲壽庚可是殘殺了數千皇親，自己若是連屁都不放一個，必然會讓人以為自己軟弱無能，連家仇都不肯報又何談國恨。而殺那些降官也是為了震懾行朝和軍中的不穩定分子，讓他們知道敢於背叛自己就是這個下場。
當時有人說殺俘不祥，且有失君王仁義，但是更多的人說自己殺的好，殺的痛快。所以趙昺對自己嗜殺之名並不能虛心接受，且自己這是有目的，而非妄為，絕非蒙古人那種為了屠殺而屠殺的嗜血成性。更不是一時衝動欲殺盡天下百姓的魔鬼，想要將大江南北變成牧場，也非為了私仇可以屠盡西夏都城百姓的殺人狂……
反思了半天，趙昺突然發現自己的性格和蒙古人真有點兒像，自己和蒙古人同樣信奉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崇尚快意恩仇，相信衝動是創造新世界的動力，心存純良其中卻又藏著一隻魔鬼等等，可最後卻是一根藤上結出了兩顆完全不同的瓜。
趙昺被這個問題困擾了半天，吃飯都覺沒有味道，直到睡覺還沒想透徹，可他摸起枕邊的《論語》時突然明白了——是文化。當然他不是指的狹義的文化知識，卻是廣義的文化，是指凝結在物質之中又遊離於物質之外的，能夠被傳承的國家或民族的曆史、地理、風土人情、傳統習俗、生活方式、文學藝術、行為規範、思維方式、價值觀念等，是人類之間進行交流的普遍認可的一種能夠傳承的意識形態。
趙昺此前並沒有拿枕邊的這本《論語》當回事兒，心裏甚至是有些排斥，還常拿其中的漏洞來取笑和攻擊那些士人們。但正是在這種抵觸的情緒中，他卻以批評的態度更為深入的研究了它，當然最初的目的隻為為了貯備‘彈藥’。可在這個過程中，他發現其中並非全是糟粕，有些東西直至現代還在影響著國人的思想和行為。
趙昺前世生活的年代已經是科技極為發達，中西方文化相互交融的年代，人們的思想空前活躍，敢於挑戰權威，質疑傳統，試圖擺脫束縛。但是他此刻卻隻能苦笑了，文化傳統早就無聲無息的滲透到生活的方方麵麵，滲入到骨髓之中，指導他的一言一行。使他意識到使一個社會能夠保持長久穩定和發展的思想恰恰是那些表麵上沒什麽用處的理論。
西方在文藝複興以後的發達，恰恰是在複活了古希臘、古羅馬的古典思想的基礎上產生的，列寧曾經清楚的表達過類似的思想，他認為，一個民族要想前進，就一刻也不能離開理性思維。這些理論站在人類思維的背後，通過想象力和建立假說，直接刺激著新方法和新技能的誕生，而這一點認知恰恰是蒙古人所缺乏的。
從成吉思汗時代起，蒙古人就沒有重視過教育，也許是那時候的蒙古人認為自己天生就是統治者，隻要孔武有力，就可以取得天下，沒有必要理會軟弱的臭乳酸文，然而幾百年過去了，曆史的發展已經證明，蒙古人的尚武輕文已經給子孫們帶來了無窮的遺害。
誠然元朝的建立，打破了此前曆史上出現過的人為的文化屏蔽現象，中華文化多樣性的現實得到普遍認可，多元一體格局在統一的環境裏變為事實。但是蒙古人倫理觀的來源主要是薩滿教和藏傳佛教。薩滿教的主要特征之一是祖先崇拜，作為一種經驗主義的學習方式，一代代的蒙古人從祖先處理人際和社會問題的方式方法中學到做人的規範。
不過任何事物都有積極和消極的兩麵性，這兩種觀念帶給蒙古人的所有不利影響就是一種可悲的奴性，對傳統毫無批判的繼承，對祖先神化的恭敬，以及對祖先缺點的文過飾非。這種奴性相對於蒙古人的英雄氣概來說猶如水之與火，它消滅了為自己和民族奮鬥的、敢於反抗的精神，消滅了民族的自尊心和前進動力。
在蒙古人的心目中，那些逝去的祖先都是神明，他們所說的話和遺留下來的傳統都是不可更改的。這一切使其毫無理由的因循守舊，缺乏創新的動力，缺乏懷疑權威的勇氣，以及因此而產生的懶惰和自私。他們不喜歡生活的變化，更不會主動的尋求變化。顯而易見的危機來臨，也不會想到避免；顯而易見的機遇來臨，也不會想到把握。
基於這樣一種信念，蒙古人的文化表現出很強的僵硬和缺乏變化，當生活環境發生重大變化，祖先所提供的經驗無法解決新的問題時，這種文化的弱點就會暴露無遺，就會發生民族整體性的社會適應不良，民族的進步也會受到嚴重的阻礙。毫無疑義的，蒙古人的生活方式在幾個世紀以來沒有發生重大的變化和創新，與這種對祖先崇拜的關係是密不可分的。
藏傳佛教對人的謙虛、不炫耀的要求顯然製約了蒙古人的自吹自擂；無原則的善良、人道和柔順，缺乏風險意識的熱情和慷慨被藏傳佛教加以強化。這在某種意義上來說是好事。然而可悲的是，蒙古人實際上並沒有理解謙虛和謹慎在道德上有什麽重要性，相反給蒙古人的各拉山頭、自許英雄的內鬥提供了多障人耳目的煙幕。與此形成對比的是，漢族人在其早期的典籍，已經發展出了克製個人的情緒和欲望，遵守社會的法律和道德規範以及作為君主必須尊重和愛護人民的思想……
而曆史上蒙古人的縱情屠殺也給足夠多的民族的子孫後代提供了憎恨蒙古人的理由，雖然當代世界主流的價值觀念是平等和寬容，但把這種仇恨記憶了幾個世紀的仍舊大有人在。這也是即使在全球化的現代世界中，蒙古人無法獲得世界的尊重，且越來越處於孤立之中。
他們隻可以酒後衝動解釋，趙昺卻以為這個詞在根本上可以激情劃等號，隻不過表現出了兩麵性。衝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是創造力的源泉，而蒙古流傳下來的民間故事、詩歌、歌曲的優秀和豐富程度是這種寓於衝動之中的創造力的證明。生活在這樣氛圍中的人可能成為最令人敬仰的優秀人物；反之這種激情的存在也可能成為令人憎惡和畏懼的破壞者，驅使蒙古人實施了大規模的征服和屠殺。
蒙古大軍跟隨著成吉思汗騎著馬，揮舞著馬刀東拚西殺，到處播撒蒙古人的種子，體會衝動和殘酷帶來的快感之時，卻從未想過攻掠之後留下的所謂達魯花赤們在其離開，或是滅亡之後，這些蒙古子孫們就得承受人家的報複和壓迫，曾經的被征服者將以十倍、百倍回報給他們。
另外趙昺發現蒙古人的忠誠來源於極端的個人崇拜，對統治者、成功者的盲目追隨。無論是在生活，還是工作中，你永遠無法通過理性來說服蒙古人做一件對大家都有利的事情，盡管你的主意很妙，可行性也很強，但蒙古人對你的說教非常冷淡，你以為自己是缺乏感染力，就進一步的努力說服，你很快就會發現，蒙古人永遠無法通過理性來說服，最終的結果是蒙古人都疏遠了你，使你感覺似乎是你在某些方麵冒犯了他們。
不過實際上這並不是你的錯，而是因為在蒙古人中存在一種約定俗成的等級關係，在他們中間，總是因為個人之間的信任關係而存在一些領導和權威人物，這些人或者是家庭出身比較高貴，或者是比較富有，或者幹脆就是能打架。你如果發現不了這些關係，不能找到這些頭麵人物，說服他們來幫助推進你的計劃，是什麽也幹不成的，他們隻相信‘權威’，哪怕其可能將他們帶進溝裏也在所不惜。
當前蒙古統治階級也把對形勢的判斷和把握的權利幾乎都交給了自己信任的權威人物，從早期的耶律楚材、到現在的阿哈瑪，忽必烈都是言聽計從。所以也導致蒙古人也就缺乏了解自己的能力，喪失了反省自身的機會，使他們不善於也不能夠對自己的未來作主。
而受到重用的無論是士人，還是色目人同時把自己的激情和努力全無保留的貢獻給了領導者，但實施中卻始終無法確定自己所信任的權威人物將要把他們帶到哪裏，不知道終極目標是什麽，自己做到什麽程度才會令君王滿意。可做事必定會出錯，招致政敵的攻訐，從而導致失敗，可此時承擔這種後果的往往卻是他們自己……
趙昺想想自己同樣喜歡‘有事問專家’，技術問題上自不必言。在政務上，他依賴應節嚴和劉黻；在軍事上，他信任趙孟錦、劉洙和江璆，可以說在行朝這是人所共知的。但是他沒有讓他們擔任首輔，也未授予極權，而是任用曾與自己觀點相左的陸秀夫為首相，極力反對自己登基的張世傑為樞密使，卻沒有將他們取而代之這出乎所以人的意外。
趙昺卻知道自己這樣做，除了穩定朝局的需要外，他還知道對同一件事情的看法上即便隻有三個人參與也會分出左、中、右三種意見，這不僅是看待問題的角度不同，也是人性使然。他知道自己理政的能力有多菜，而他又無法逃脫這個責任，因而必須多方麵聽取意見，哪怕是反對的聲音，以此來減少自己執政中出現的錯誤。
若是將自己信賴的人提拔到高位，便會有人以為陛下隻信任親信，他們傳達的意思也就是聖意，沒有人會提出意見；再者趙昺相信人的屁股往往決定腦袋，誰敢保證他們位極人臣後不會打擊異己，清除不同政見者，如此不可避免的是朝中隻有一種聲音存在，那樣並不利於自己主理朝政。
反之即便有人對自己的政策方針有看法，甚至極力反對，趙昺以為並非壞事，說明其中也許就有需改進的意見。當然自己也可以抱著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心態去看待不同的意見，有益的自己改正，無用也可以解釋商討，對無病呻吟的也可置之不理，從而減少犯錯的幾率。所以自己的任用專家與忽必烈的相信權威還是有區別的。
另外對於衝動這個問題，趙昺以為自己作為一個‘年輕人’，行事衝動也免不了，甚至會做出些出格兒的事情也是可以理解的。就說當年七洲洋之戰，形勢那麽危機，自己不挺身而出衝動的率軍攔截也許就沒有了今天的局麵；若非衝動之下上了疫船去救倪亮，當時那些病號們誰會相信自己是個重情重義之人，從而效忠自己呢！
當然應節嚴也常批評趙昺在軍改和籌建新軍的問題上過於衝動，並沒有經過眾臣的商議便貿然出台了方案。但他並不以為然，自己還是懂的三思而後行的，這些方案雖然是新出爐的，卻早在醞釀之中，並非一拍腦袋瓜子就寫了這麽些東西的。而打廣州、打泉州看似衝動，極為冒險，但他也是仔細考慮過的，若是沒有在兩個城市搶了那麽多的東西和錢財，瓊州哪裏來的發展資金，又如何破解行朝國庫空虛，財政困難的窘境，度過遷瓊後的種種難關。
還有人批評趙昺年少嗜殺，在泉州斬了上千的降官、為私仇屠盡了蒲氏一門。可他心裏最清楚，那些皇親跟自己毛關係沒有，但是自己還是要殺了他們，其實也是為了表明自己的態度。要知道蒲壽庚可是殘殺了數千皇親，自己若是連屁都不放一個，必然會讓人以為自己軟弱無能，連家仇都不肯報又何談國恨。而殺那些降官也是為了震懾行朝和軍中的不穩定分子，讓他們知道敢於背叛自己就是這個下場。
當時有人說殺俘不祥，且有失君王仁義，但是更多的人說自己殺的好，殺的痛快。所以趙昺對自己嗜殺之名並不能虛心接受，且自己這是有目的，而非妄為，絕非蒙古人那種為了屠殺而屠殺的嗜血成性。更不是一時衝動欲殺盡天下百姓的魔鬼，想要將大江南北變成牧場，也非為了私仇可以屠盡西夏都城百姓的殺人狂……
反思了半天，趙昺突然發現自己的性格和蒙古人真有點兒像，自己和蒙古人同樣信奉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崇尚快意恩仇，相信衝動是創造新世界的動力，心存純良其中卻又藏著一隻魔鬼等等，可最後卻是一根藤上結出了兩顆完全不同的瓜。
趙昺被這個問題困擾了半天，吃飯都覺沒有味道，直到睡覺還沒想透徹，可他摸起枕邊的《論語》時突然明白了——是文化。當然他不是指的狹義的文化知識，卻是廣義的文化，是指凝結在物質之中又遊離於物質之外的，能夠被傳承的國家或民族的曆史、地理、風土人情、傳統習俗、生活方式、文學藝術、行為規範、思維方式、價值觀念等，是人類之間進行交流的普遍認可的一種能夠傳承的意識形態。
趙昺此前並沒有拿枕邊的這本《論語》當回事兒，心裏甚至是有些排斥，還常拿其中的漏洞來取笑和攻擊那些士人們。但正是在這種抵觸的情緒中，他卻以批評的態度更為深入的研究了它，當然最初的目的隻為為了貯備‘彈藥’。可在這個過程中，他發現其中並非全是糟粕，有些東西直至現代還在影響著國人的思想和行為。
趙昺前世生活的年代已經是科技極為發達，中西方文化相互交融的年代，人們的思想空前活躍，敢於挑戰權威，質疑傳統，試圖擺脫束縛。但是他此刻卻隻能苦笑了，文化傳統早就無聲無息的滲透到生活的方方麵麵，滲入到骨髓之中，指導他的一言一行。使他意識到使一個社會能夠保持長久穩定和發展的思想恰恰是那些表麵上沒什麽用處的理論。
西方在文藝複興以後的發達，恰恰是在複活了古希臘、古羅馬的古典思想的基礎上產生的，列寧曾經清楚的表達過類似的思想，他認為，一個民族要想前進，就一刻也不能離開理性思維。這些理論站在人類思維的背後，通過想象力和建立假說，直接刺激著新方法和新技能的誕生，而這一點認知恰恰是蒙古人所缺乏的。
從成吉思汗時代起，蒙古人就沒有重視過教育，也許是那時候的蒙古人認為自己天生就是統治者，隻要孔武有力，就可以取得天下，沒有必要理會軟弱的臭乳酸文，然而幾百年過去了，曆史的發展已經證明，蒙古人的尚武輕文已經給子孫們帶來了無窮的遺害。
誠然元朝的建立，打破了此前曆史上出現過的人為的文化屏蔽現象，中華文化多樣性的現實得到普遍認可，多元一體格局在統一的環境裏變為事實。但是蒙古人倫理觀的來源主要是薩滿教和藏傳佛教。薩滿教的主要特征之一是祖先崇拜，作為一種經驗主義的學習方式，一代代的蒙古人從祖先處理人際和社會問題的方式方法中學到做人的規範。
不過任何事物都有積極和消極的兩麵性，這兩種觀念帶給蒙古人的所有不利影響就是一種可悲的奴性，對傳統毫無批判的繼承，對祖先神化的恭敬，以及對祖先缺點的文過飾非。這種奴性相對於蒙古人的英雄氣概來說猶如水之與火，它消滅了為自己和民族奮鬥的、敢於反抗的精神，消滅了民族的自尊心和前進動力。
在蒙古人的心目中，那些逝去的祖先都是神明，他們所說的話和遺留下來的傳統都是不可更改的。這一切使其毫無理由的因循守舊，缺乏創新的動力，缺乏懷疑權威的勇氣，以及因此而產生的懶惰和自私。他們不喜歡生活的變化，更不會主動的尋求變化。顯而易見的危機來臨，也不會想到避免；顯而易見的機遇來臨，也不會想到把握。
基於這樣一種信念，蒙古人的文化表現出很強的僵硬和缺乏變化，當生活環境發生重大變化，祖先所提供的經驗無法解決新的問題時，這種文化的弱點就會暴露無遺，就會發生民族整體性的社會適應不良，民族的進步也會受到嚴重的阻礙。毫無疑義的，蒙古人的生活方式在幾個世紀以來沒有發生重大的變化和創新，與這種對祖先崇拜的關係是密不可分的。
藏傳佛教對人的謙虛、不炫耀的要求顯然製約了蒙古人的自吹自擂；無原則的善良、人道和柔順，缺乏風險意識的熱情和慷慨被藏傳佛教加以強化。這在某種意義上來說是好事。然而可悲的是，蒙古人實際上並沒有理解謙虛和謹慎在道德上有什麽重要性，相反給蒙古人的各拉山頭、自許英雄的內鬥提供了多障人耳目的煙幕。與此形成對比的是，漢族人在其早期的典籍，已經發展出了克製個人的情緒和欲望，遵守社會的法律和道德規範以及作為君主必須尊重和愛護人民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