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昺原本指望應節嚴為保住帝師的位置會提出反對意見，卻沒想到其稱陛下以衝齡即位柄政，感於身負幼主教育之重則大任，早就想上疏請開經筵。（.mianhuaang好看的小說這意思很明白了，就是其十分同意，而他們兩位都同意了，誰還反對，便一致同意待回朝後呈請太後懿旨開經筵。
本來想著下雨天，又沒有什麽事情，趙昺想請眾人吃個便飯，拉近些感情。可一聽這事兒興趣全無，氣哄哄的甩手走了，弄的大家摸不著頭腦，無端的小皇帝生的是哪門子氣。他卻是知道行朝瓊州入駐行宮後，出入宮禁並非像從前那樣方便，經筵日講幾乎成為這些儒臣們接近自己，施加影響的唯一機會。
趙昺知道儒臣們特別重視經筵，除了混個臉熟，還認為經筵製度的最終目的是革君心、正君心，涵養德行的重要措施；再有經筵製度還是一種政治製度，和曆代諫官製度、宰相製度、封駁製度、史官製度一樣，是對皇權的製約，強調道統高於政統，利用天道製約皇權的無限膨脹；另外經筵製度也是一種傳統的禮儀製度，但其背後有著深刻的思想文化根源，而這根源就是理學，他們可以說是宋朝的製度休戚以共，共生共榮的。
這幾天趙昺下功夫從各方麵了解和學習了宋朝的政治製度，又以自己前世所學進行了分析。發現宋朝的這些士大夫們不僅出奸佞，也出人才，他們下了一盤好大的棋。他們為了能讓儒家理論能始終占據統治地位，還通過各種手段對統治者或是未來的統治者施加影響，變相的對其進行‘洗腦’，來維係以儒治天下政治製度。
作為一個理科生，趙昺前世對儒的理解除了課本中對孔子的簡介，及焚書坑儒和幾篇文言文外，知之甚少。當然也談不上偏見和討厭，那個時代宣傳的更多的是依法治國，法律麵前人人平等，也就無法評論其治國理論對國家與百姓有益，還是有害。
到了大宋朝後，趙昺發現雖然儒、道、佛並立，且也不排斥其它外部宗教，但占據主導地位的還是儒，除了對治國的思想外，還對人的日常生活施加著無處不在的影響，甚至對皇權也進行限製。他知道導致宋朝形成儒家獨大的局麵是太祖趙匡胤造成的，不過他卻對此表示理解，其如此選擇雖出於無奈，可也算是明智的。
曆史上自先秦以降，經過千年無數次的屠殺和清洗，權力已經逐漸集中到君主帝王手中，使得他們成為超越法律限製的人。趙昺想當年的趙匡胤當上皇帝後肯定也意識到權力是一柄雙刃劍，區別就在於怎麽去使用。如果君主帝王英明仁愛，整個國家就會跟著享福；如果他們昏庸殘暴，整個社會就會一起遭殃。
怎樣在製度上對君主帝王進行製約，以免他們在錯誤的道路上走得更遠呢？各個朝代有其不同的做法，趙匡胤的做法是，讓文臣參與議政，指點帝王的得失。（.mianhuaang好看的小說但是，如果該帝王胸懷不夠寬大，聽不得批評，一怒之下要了文臣的小命，之後就沒有人敢再批評帝王了。於是趙匡胤做出規定，不殺諫官及士大夫。聰明的士大夫們便利用這個‘漏洞’將儒家思想融入了宋朝的治國綱領中。
自太祖和太宗兩位開國之君後，從北宋到南宋的十幾位皇帝都沒有什麽大的作為，這個現象十分詭異，按照概率學說，大宋皇家這麽多子孫怎麽也應該出現一位又為的君主，結果卻是沒有，平庸之輩卻是滿地走。這不能不讓趙昺多想，他覺的應該以他們所處的環境和受到的教育有關，而這些君主們毫無例外的都是自幼年便受到了儒家思想的洗禮，問題就可能出在這裏。
從表麵上看宋朝君主跟其他王朝一樣，居於權力金字塔的頂端，擁有至尊的地位和最高的世俗權威。但按照宋人的政治理念，君主的“最高權威”應當是象征性的，而不是表現為實體性的執政權。這一點，跟後來標榜“乾綱獨斷”的明清政體很不一樣。理學家程頤解《周易》，提出：天子隻是天下的主權者，宰相才是天下的治理者。表明在他的理想中的君主隻是一個以德居位而任賢的象征性元首，所向往的其實是重建一種虛君製度，一切‘行道’之事都在賢士大夫之手。
別看趙昺隻研究了這麽幾天，他就可以肯定地說，這不是程頤一個人的想法，而是代表了理學家的一種共識。如北宋名臣富弼告誡宋神宗，現在政務“多出親批，若事事皆中，亦非為君之道。脫十中七八，積日累月，所失亦多。”顯然，富弼反對君主“親批”政務，即便是皇帝天縱英明。南宋理學家陸九淵也說：“人主高拱於上，不參以己意，不間以小人，不維製之以區區之繩約，使其臣無掣肘之患，然後可以責其成功。”表達的也是虛君的意思。
以趙昺所知和理解，這種政體更與近現代的君主立憲製，等於將皇帝架空了，失去了處理政務的權力。如此一來那國家應該由誰來治理呢？宋人認為，是宰相。用程頤的話來說，“天下治亂係宰相”。宰相是政府的首腦，職權就是：佐天子，總百官，平庶政，事無不統。
那這時候傻子都明白了，宋朝的政體實際上包含了雙重的“二權分立”：首先是君權與相權的分立。政權歸於君主，治理權歸於宰相，用宋人的話來說是：權歸人主，政出中書，天下未有不治。君主的權責是任命宰相，宰相的權責是組閣，治理天下。君主與宰相“各有職業，不可相侵”，君主若是侵奪宰相之職權，則屬違製，將要受到群臣抗議。而這個‘製’以趙昺的理解就是士大夫們根據太祖的誓言碑炮製出的‘祖宗家法’。
趙昺曾試圖從各種文獻中找出這個祖宗家法的具體內容，以便好好研究一番，看看是否能找出破綻，但是他很快發現這都是徒勞。暗罵這些士大夫們真是太壞了，所謂的祖宗家法不僅內容龐雜，外延模糊，也缺乏係統性的成文解釋，讓你摸不著頭緒，找不到根據，但是又無處不在，恨的他隻想用‘草泥馬’問候他們祖宗十八代。
最後趙昺隻能化繁為簡，總結出虛無縹緲的祖宗家法的定義和範圍，此乃是宋王朝的憲法性慣例與文件，旨在約束君主行為、規範政治構架，這一點跟限製士民的一般性法律有著本質的差異。當現任君主做出不符合儒家理想的行為時，士大夫集團往往就會搬出祖宗法，令君主不得不作出讓步，也就是說針對的就是皇帝一個人，與他人無關……
“好了傷疤忘了疼！”趙昺氣呼呼的邊走邊說道。
現在眾臣要上疏開經筵，他們想要幹什麽，趙昺心中當然明鏡似的。當前自己逐步參與朝政，控製了軍隊，且無視各種‘規矩’已經讓那些士大夫們看不過眼兒去了。但他們也知道想要換掉自己或是利用年紀尚幼阻止自己接近朝堂並非易事，也極易引起他的反彈，恣意妄為起來不是他們所能阻止和接受的，因此欲以柔克剛，想利用祖宗家法將自己束縛起來，然後再利用經筵逐步馴化自己，變成他們心目中的明君。
事實已經證明，大宋的這種對皇帝教育方式是十分失敗的，培養出來的皇帝缺乏血性，多了怯懦，以致在曆次對外戰中都難以取得勝利，不得不花錢擺平，最終輸的一塌糊塗，連褲子都丟了。趙昺覺得若非自己從天而降，如今大宋朝已經成為曆史了，哪裏還輪得著他們教訓自己。可令人難以理解的是這些士大夫們不從中反思，總結教訓，尋求改變，卻依舊試圖將自己培養成他們所理想中完美的明君，以維護本集團的利益。
“誰惹陛下生氣了？”倪亮不明所以問王德道。
“文相上疏要開經筵，官家就生氣了！”王德小聲道。
“誒，我當什麽大不了的事情，陛下不願意不去不就得了嗎！”倪亮聽了不在意地說道。
“你懂個屁，他們是想給朕套上枷鎖，捆住朕的手腳！”趙昺扭臉仰頭白了一眼這個無憂無慮的大個子道。
“捆住陛下？我看他們那個敢，屬下先砍了他！”倪亮大怒道。
“若是靠刀能解決了，朕早就……”
‘哢……’
“童言無忌，老天莫怪，老天莫怪！”趙昺話沒說完，突然頭頂上響了個炸雷，將廊道邊上的一棵大樹橫出的一根枝杈劈了下來，嚇的他趕緊將下半截話咽了回去，連連禱告道。心中納悶這老天都覺得自己錯了嗎。
“官家，快走！”王德眼看手臂粗的樹枝垂下，並燃起火苗，趕緊扶住陛下快走，嘴裏還叨咕著，“這蒲家定有妖孽，連這樹都成精了，老天是要劈了它！”
“什麽亂七八糟的，走吧！”趙昺皺皺眉道，腳底下卻沒放慢，生怕一個雷將自己劈了，那時就不知道穿越到哪裏去了，也許還不如現在呢！
回到寢宮，趙昺下令今天加菜，弄隻雞，再來盆燉軟羊，大吃一頓後腦子似乎清楚了許多。他登上二樓將窗戶推開一條縫向外望去。此刻暴雨如注，雨水從各處匯集到湖中，卻不見水漫過湖岸。他猛然想到大宋能立國三百年，若是每位皇帝都被這些士大夫們挾製，肯定早皇位不保。而太祖當初製定以文治武的政策不會考慮不到這點，也不會眼瞅著受這些書生們的醃臢氣，其中肯定有平衡之法，以免大權中落。
“相愛相殺，相輔相成，才是治國之道，老祖宗們肯定不都是糊塗人，必有克製之法！”趙昺想想權力是皇帝存在的基礎，誰當上了也不會輕易將手中的權力放棄，就是自己這個從來不喜歡弄權的人，現在當了皇帝不也是為了‘搶奪’權力吃不香睡不著嗎！其中肯定還有自己未能領會到的東西。想那徽宗皇帝稱的上有名的昏君了，但是對於當時權勢熏天的宰相蔡京，那也是說撤了就撤了，根本就不擔心其會生亂，若沒有製衡之策是辦不到的。
想到了其中的關節，趙昺鋪開紙張，在上麵寫下皇帝、中書省、尚書省、樞密司、三司、台諫等幾個主要國家機構，並在他們之間連上了幾條線。發現事實上，北宋大部分時期，宰相、樞密使和三司使，互不統屬，各自獨立對皇帝負責。
那時，中書省與樞密院稱“二府”，對掌文武；而三司稱“計省”，獨掌財政。元豐改製之後，三司撤銷，財權統歸戶部，置於宰相的控製之下。但宰相的權限雖然擴大了，同時也加強了副相（參知政事）與宰相的分權。到了南宋，宰相或兼樞密使，又獲得了處理部分軍政的權力，但也使副相與樞密院副使互兼。這種做法，固然是出於宋金戰事的需要。
所以，表麵上是宰相權力的擴大，實際上是新形勢下保證皇帝繼續專製集權的舉措。由此看來，說宋朝宰相事無不統、執大政之類的話，其實都有些說過了頭，隻有佐天子三個字，是說得準確的，可能這隻是士大夫們要想達到的理想狀態，卻一直沒有得逞。
總之世人認為宋朝政體的君權與相權的分立，君臣“各有職業，不可相侵”無非是說要分清權力的性質，使君相各司其職。所謂的政出中書，其合法性就來自權歸人主的製度設計。既然如此，皇權與相權，就不是分立的，而是從屬關係，主從關係，行政權從屬於皇權而不是獨立於決策權的關係。
但同樣皇權也會受到相權的製約，強弱就要看當朝皇帝的本事了，不過皇帝又隨時可以通過台諫對宰相進行敲打和撤換，若是這個製度操作得當的話，還真能實現皇帝的垂拱而治……(未完待續。)
本來想著下雨天，又沒有什麽事情，趙昺想請眾人吃個便飯，拉近些感情。可一聽這事兒興趣全無，氣哄哄的甩手走了，弄的大家摸不著頭腦，無端的小皇帝生的是哪門子氣。他卻是知道行朝瓊州入駐行宮後，出入宮禁並非像從前那樣方便，經筵日講幾乎成為這些儒臣們接近自己，施加影響的唯一機會。
趙昺知道儒臣們特別重視經筵，除了混個臉熟，還認為經筵製度的最終目的是革君心、正君心，涵養德行的重要措施；再有經筵製度還是一種政治製度，和曆代諫官製度、宰相製度、封駁製度、史官製度一樣，是對皇權的製約，強調道統高於政統，利用天道製約皇權的無限膨脹；另外經筵製度也是一種傳統的禮儀製度，但其背後有著深刻的思想文化根源，而這根源就是理學，他們可以說是宋朝的製度休戚以共，共生共榮的。
這幾天趙昺下功夫從各方麵了解和學習了宋朝的政治製度，又以自己前世所學進行了分析。發現宋朝的這些士大夫們不僅出奸佞，也出人才，他們下了一盤好大的棋。他們為了能讓儒家理論能始終占據統治地位，還通過各種手段對統治者或是未來的統治者施加影響，變相的對其進行‘洗腦’，來維係以儒治天下政治製度。
作為一個理科生，趙昺前世對儒的理解除了課本中對孔子的簡介，及焚書坑儒和幾篇文言文外，知之甚少。當然也談不上偏見和討厭，那個時代宣傳的更多的是依法治國，法律麵前人人平等，也就無法評論其治國理論對國家與百姓有益，還是有害。
到了大宋朝後，趙昺發現雖然儒、道、佛並立，且也不排斥其它外部宗教，但占據主導地位的還是儒，除了對治國的思想外，還對人的日常生活施加著無處不在的影響，甚至對皇權也進行限製。他知道導致宋朝形成儒家獨大的局麵是太祖趙匡胤造成的，不過他卻對此表示理解，其如此選擇雖出於無奈，可也算是明智的。
曆史上自先秦以降，經過千年無數次的屠殺和清洗，權力已經逐漸集中到君主帝王手中，使得他們成為超越法律限製的人。趙昺想當年的趙匡胤當上皇帝後肯定也意識到權力是一柄雙刃劍，區別就在於怎麽去使用。如果君主帝王英明仁愛，整個國家就會跟著享福；如果他們昏庸殘暴，整個社會就會一起遭殃。
怎樣在製度上對君主帝王進行製約，以免他們在錯誤的道路上走得更遠呢？各個朝代有其不同的做法，趙匡胤的做法是，讓文臣參與議政，指點帝王的得失。（.mianhuaang好看的小說但是，如果該帝王胸懷不夠寬大，聽不得批評，一怒之下要了文臣的小命，之後就沒有人敢再批評帝王了。於是趙匡胤做出規定，不殺諫官及士大夫。聰明的士大夫們便利用這個‘漏洞’將儒家思想融入了宋朝的治國綱領中。
自太祖和太宗兩位開國之君後，從北宋到南宋的十幾位皇帝都沒有什麽大的作為，這個現象十分詭異，按照概率學說，大宋皇家這麽多子孫怎麽也應該出現一位又為的君主，結果卻是沒有，平庸之輩卻是滿地走。這不能不讓趙昺多想，他覺的應該以他們所處的環境和受到的教育有關，而這些君主們毫無例外的都是自幼年便受到了儒家思想的洗禮，問題就可能出在這裏。
從表麵上看宋朝君主跟其他王朝一樣，居於權力金字塔的頂端，擁有至尊的地位和最高的世俗權威。但按照宋人的政治理念，君主的“最高權威”應當是象征性的，而不是表現為實體性的執政權。這一點，跟後來標榜“乾綱獨斷”的明清政體很不一樣。理學家程頤解《周易》，提出：天子隻是天下的主權者，宰相才是天下的治理者。表明在他的理想中的君主隻是一個以德居位而任賢的象征性元首，所向往的其實是重建一種虛君製度，一切‘行道’之事都在賢士大夫之手。
別看趙昺隻研究了這麽幾天，他就可以肯定地說，這不是程頤一個人的想法，而是代表了理學家的一種共識。如北宋名臣富弼告誡宋神宗，現在政務“多出親批，若事事皆中，亦非為君之道。脫十中七八，積日累月，所失亦多。”顯然，富弼反對君主“親批”政務，即便是皇帝天縱英明。南宋理學家陸九淵也說：“人主高拱於上，不參以己意，不間以小人，不維製之以區區之繩約，使其臣無掣肘之患，然後可以責其成功。”表達的也是虛君的意思。
以趙昺所知和理解，這種政體更與近現代的君主立憲製，等於將皇帝架空了，失去了處理政務的權力。如此一來那國家應該由誰來治理呢？宋人認為，是宰相。用程頤的話來說，“天下治亂係宰相”。宰相是政府的首腦，職權就是：佐天子，總百官，平庶政，事無不統。
那這時候傻子都明白了，宋朝的政體實際上包含了雙重的“二權分立”：首先是君權與相權的分立。政權歸於君主，治理權歸於宰相，用宋人的話來說是：權歸人主，政出中書，天下未有不治。君主的權責是任命宰相，宰相的權責是組閣，治理天下。君主與宰相“各有職業，不可相侵”，君主若是侵奪宰相之職權，則屬違製，將要受到群臣抗議。而這個‘製’以趙昺的理解就是士大夫們根據太祖的誓言碑炮製出的‘祖宗家法’。
趙昺曾試圖從各種文獻中找出這個祖宗家法的具體內容，以便好好研究一番，看看是否能找出破綻，但是他很快發現這都是徒勞。暗罵這些士大夫們真是太壞了，所謂的祖宗家法不僅內容龐雜，外延模糊，也缺乏係統性的成文解釋，讓你摸不著頭緒，找不到根據，但是又無處不在，恨的他隻想用‘草泥馬’問候他們祖宗十八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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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麽亂七八糟的，走吧！”趙昺皺皺眉道，腳底下卻沒放慢，生怕一個雷將自己劈了，那時就不知道穿越到哪裏去了，也許還不如現在呢！
回到寢宮，趙昺下令今天加菜，弄隻雞，再來盆燉軟羊，大吃一頓後腦子似乎清楚了許多。他登上二樓將窗戶推開一條縫向外望去。此刻暴雨如注，雨水從各處匯集到湖中，卻不見水漫過湖岸。他猛然想到大宋能立國三百年，若是每位皇帝都被這些士大夫們挾製，肯定早皇位不保。而太祖當初製定以文治武的政策不會考慮不到這點，也不會眼瞅著受這些書生們的醃臢氣，其中肯定有平衡之法，以免大權中落。
“相愛相殺，相輔相成，才是治國之道，老祖宗們肯定不都是糊塗人，必有克製之法！”趙昺想想權力是皇帝存在的基礎，誰當上了也不會輕易將手中的權力放棄，就是自己這個從來不喜歡弄權的人，現在當了皇帝不也是為了‘搶奪’權力吃不香睡不著嗎！其中肯定還有自己未能領會到的東西。想那徽宗皇帝稱的上有名的昏君了，但是對於當時權勢熏天的宰相蔡京，那也是說撤了就撤了，根本就不擔心其會生亂，若沒有製衡之策是辦不到的。
想到了其中的關節，趙昺鋪開紙張，在上麵寫下皇帝、中書省、尚書省、樞密司、三司、台諫等幾個主要國家機構，並在他們之間連上了幾條線。發現事實上，北宋大部分時期，宰相、樞密使和三司使，互不統屬，各自獨立對皇帝負責。
那時，中書省與樞密院稱“二府”，對掌文武；而三司稱“計省”，獨掌財政。元豐改製之後，三司撤銷，財權統歸戶部，置於宰相的控製之下。但宰相的權限雖然擴大了，同時也加強了副相（參知政事）與宰相的分權。到了南宋，宰相或兼樞密使，又獲得了處理部分軍政的權力，但也使副相與樞密院副使互兼。這種做法，固然是出於宋金戰事的需要。
所以，表麵上是宰相權力的擴大，實際上是新形勢下保證皇帝繼續專製集權的舉措。由此看來，說宋朝宰相事無不統、執大政之類的話，其實都有些說過了頭，隻有佐天子三個字，是說得準確的，可能這隻是士大夫們要想達到的理想狀態，卻一直沒有得逞。
總之世人認為宋朝政體的君權與相權的分立，君臣“各有職業，不可相侵”無非是說要分清權力的性質，使君相各司其職。所謂的政出中書，其合法性就來自權歸人主的製度設計。既然如此，皇權與相權，就不是分立的，而是從屬關係，主從關係，行政權從屬於皇權而不是獨立於決策權的關係。
但同樣皇權也會受到相權的製約，強弱就要看當朝皇帝的本事了，不過皇帝又隨時可以通過台諫對宰相進行敲打和撤換，若是這個製度操作得當的話，還真能實現皇帝的垂拱而治……(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