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五十六章 教會的原則
自建帳以來：羅馬汗國記 作者：正統大汗阿裏不鴿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郭康的計劃，得到了神父們的積極響應。
拜上帝教各支，組織的潛力其實都很大，尤其是正教。
雖然很多地方，一個鎮子都未必能輪到一個標準的教堂，但這是因為受訓的神父數量不足，屬於客觀現實產生的限製，而不是理論上的問題。
哪怕沒有紫帳汗國，正教教會本身也有一套比較完善的組織體係。據神父們說，天兄當年曾經告訴門徒，“哪裏有兩三個人奉我的名聚集起來，哪裏就有我在他們當中”，因此按照他們的傳統教義，三個信徒就能建立一座教堂，開始進行組織，舉辦宗教活動了。
這方麵的理論和組織方式，教會也一直在嚐試進行探索，甚至比西歐的公教教會都積極。唯一的問題是，正教之前因為軍事失敗，被人打散了，所以這些工作，也就隻能長期停留在紙麵上。
第一批新兵還不到一千人，按計劃需要十多位神父和近百名修士。這個數字看著比例很高，但絕對數量其實也不難滿足。
而且這些修士，不一定就是正式的神職人員，因為郭康認為，既然是試驗性質的樣板軍隊，就一次把各方麵都試驗了。也就是說，這支部隊，不僅是對於新兵源如何組織這方麵的探索，也要探索各種配套的部分。教會如何給軍隊更好地提供支持，也是其中的一類。
加入計劃的普通修士，其實也是受訓者。按照計劃，等到第二批擴編，填滿三個大隊的編製時，就要把一批見習教士也塞進去。在軍隊裏接受訓練、進行磨合的，不止是士兵與軍官，也包括這些教士們。他們也需要適應這個新環境，鍛煉自己的能力，並且不斷發現問題，來幫助進行調整。
當然，這個過程中，淘汰率肯定會很高。教士們平時偏向於文職工作，和軍隊裏的生活，差別還是挺大的。尤其是這種方式還比較新鮮，適應不了的人可能才是大多數。這一批教士，最後哪怕篩得隻剩下十分之一，都算是成功的。郭康也不心急。
“你們可以去挑選人手了。我打算這次去貧民區，就帶上幾位神父，大牧首這邊也已經教士報名了，我也準備讓他們跟著一起來。”他想了想，最後對米哈伊爾神父說：“您剛才說，希望我能了解下普通信徒的日常生活，我很讚同。而且我想，大家都應該有這麽個理解才行。”
“我們的教士出身各不相同，有些人在希臘長大，有些人在羅馬尼亞長大，有些人在羅斯長大。他們平時接觸到的環境，不見得就和這裏一樣。”
“而且，能去學習識字的人，基本都是公民出身；能成為見習教士，也都是各自教區裏比較有文化的人了。這些人和我們的新兵，生活的環境也不一定相同。”
“如果我們的神父和教士不能理解士兵們，不了解他們所處的社會環境和文化背景，不了解他們家庭的生活狀態，不了解他們的基本想法和樸素欲求，隻知道去照著經書念，肯定是不會有什麽效果的。諸位都在民間傳教多年，應該很清楚吧。”
“確實是這樣。”安德烈神父也讚同道：“想履行好作為牧者的職責，就得放下傲慢，像當年使徒時代的神父們一樣，盡力與信徒們共融，理解和幫助他們。我想，其他兄弟也會讚同這個結論的。”
郭康點了點頭。
他覺得安德烈說到點子上了。傲慢這個問題，確實是教會發展的最大障礙。
這件事在東亞表現得特別明顯。羅馬公教的失敗，用眼高於頂和欺軟怕硬兩個詞就能概括了。
在傳教早期，利瑪竇和他所在的耶穌會就提出，塞裏斯的傳統禮儀合乎教義，可以相容。他們；但道明會、方濟會認為，這些禮儀和教義衝突，認為利瑪竇等人都在進行異端行為。雙方彼此爭執不休，牽扯到了一係列關於教義、文化的爭端，以及複雜的政治和教派鬥爭，前後長達數百年，被稱為“中國禮儀之爭”。
然而從頭到尾，教義在其中都不是主要原因。教會傳教這麽多年，承認的各種習俗、認可的各類本地宗教多了去了，沒必要糾結這種事。但因為兩個修會的黨爭，導致事情走向了無法通融的地步。
1704年，教宗下令禁止祭祖、祭孔、悼亡等禮儀活動，並派出特使宣布命令。次年，特使來到京師，康熙親自出馬，向特使說明情況，解釋說敬天、祭祖等儀式，隻是為了表達敬意，和宗教無關。
雙方多次辯經，還招來肇事的教士，現場解釋作證。但盡管清朝說明禮儀關係重大，願意承認對方的神和自己的天是一個概念，教會依然不願妥協，談判無果而終。
1707年，教宗特使來到南京，單方麵宣布了禁令。康熙隨即逮捕了特使，命令葡萄牙人把他關在澳門，同時聲明，傳教士必須遵守“利瑪竇規矩”，否則就要被驅逐。
但此時，康熙依然還希望能說服對方，並且數次派遣傳教士，去羅馬給教宗說明情況，辯解經義爭端。但教廷依然堅持己見，還扣留了擔任清朝代表的法國傳教士，迫使康熙又寫信求情，才答應放人。
1720年，教宗第二次派特使抵達清廷，康熙再次親自出麵，解釋了孔子牌位的由來等問題。然而這次辯解依然無果而終。1721年，教廷禁令的正式公文送到康熙手中，清政府這才放棄，宣布禁止傳教。
不過，直到雍正時代，禁令都不太嚴格，耶穌會也做了最後一次妥協的努力，重新製定了一套變通方法取代“利瑪竇規矩”。但這次嚐試也很快被教會否決。1742年（乾隆7年），教宗正式下達命令，禁止傳教士再就禮儀之類的問題展開討論，終結了相關議題。禁令在整個東亞文化圈生效，也基本上終結了傳教的曆史。
而這個禁令的結束，要更加戲劇化。
1932年5月，日本出了件事：在耶穌會創辦的上智大學，一名陸軍軍官帶領一些學生去參拜靖國神廁，其中有信奉天主教的學生，以這是偶像崇拜為由，拒絕行禮。日本軍部對此極為不滿，事件逐漸發酵。10月，得到授意的日本媒體開始大幅報道此事，稱“上智大生參拝拒否事件”。
短短一個月後，羅馬教廷就宣布，參拜神社是表達尊重、敬意的儀式，不算偶像崇拜，允許天主教徒參加。持續了二百年的禁令，在日本隨之失效。
1934年，在日本控製下，偽滿政府向羅馬教會提出，要求天主教徒也參加祭孔等活動，教會同樣立刻讓步。東亞大陸地區的禁令也失效了。
在此情況下，原有的規定已經失去了意義。1939年，教宗正式頒布文件，宣布正式承認祭祖、祭孔等活動。長達數百年的禮儀之爭宣告結束。
就這樣，康熙雍正多次辯經都沒能成功解決的問題，在溥儀那邊解決了……
這件事算是把教會的臉都抽腫了。但凡了解這段曆史，都毫不意外為什麽近代的東方，教會的名聲如此之差——這都不止是傲慢對待其他文明的問題，它連傲慢都不能堅持傲下去，最後隻能成了小醜了。
(本章完)
拜上帝教各支，組織的潛力其實都很大，尤其是正教。
雖然很多地方，一個鎮子都未必能輪到一個標準的教堂，但這是因為受訓的神父數量不足，屬於客觀現實產生的限製，而不是理論上的問題。
哪怕沒有紫帳汗國，正教教會本身也有一套比較完善的組織體係。據神父們說，天兄當年曾經告訴門徒，“哪裏有兩三個人奉我的名聚集起來，哪裏就有我在他們當中”，因此按照他們的傳統教義，三個信徒就能建立一座教堂，開始進行組織，舉辦宗教活動了。
這方麵的理論和組織方式，教會也一直在嚐試進行探索，甚至比西歐的公教教會都積極。唯一的問題是，正教之前因為軍事失敗，被人打散了，所以這些工作，也就隻能長期停留在紙麵上。
第一批新兵還不到一千人，按計劃需要十多位神父和近百名修士。這個數字看著比例很高，但絕對數量其實也不難滿足。
而且這些修士，不一定就是正式的神職人員，因為郭康認為，既然是試驗性質的樣板軍隊，就一次把各方麵都試驗了。也就是說，這支部隊，不僅是對於新兵源如何組織這方麵的探索，也要探索各種配套的部分。教會如何給軍隊更好地提供支持，也是其中的一類。
加入計劃的普通修士，其實也是受訓者。按照計劃，等到第二批擴編，填滿三個大隊的編製時，就要把一批見習教士也塞進去。在軍隊裏接受訓練、進行磨合的，不止是士兵與軍官，也包括這些教士們。他們也需要適應這個新環境，鍛煉自己的能力，並且不斷發現問題，來幫助進行調整。
當然，這個過程中，淘汰率肯定會很高。教士們平時偏向於文職工作，和軍隊裏的生活，差別還是挺大的。尤其是這種方式還比較新鮮，適應不了的人可能才是大多數。這一批教士，最後哪怕篩得隻剩下十分之一，都算是成功的。郭康也不心急。
“你們可以去挑選人手了。我打算這次去貧民區，就帶上幾位神父，大牧首這邊也已經教士報名了，我也準備讓他們跟著一起來。”他想了想，最後對米哈伊爾神父說：“您剛才說，希望我能了解下普通信徒的日常生活，我很讚同。而且我想，大家都應該有這麽個理解才行。”
“我們的教士出身各不相同，有些人在希臘長大，有些人在羅馬尼亞長大，有些人在羅斯長大。他們平時接觸到的環境，不見得就和這裏一樣。”
“而且，能去學習識字的人，基本都是公民出身；能成為見習教士，也都是各自教區裏比較有文化的人了。這些人和我們的新兵，生活的環境也不一定相同。”
“如果我們的神父和教士不能理解士兵們，不了解他們所處的社會環境和文化背景，不了解他們家庭的生活狀態，不了解他們的基本想法和樸素欲求，隻知道去照著經書念，肯定是不會有什麽效果的。諸位都在民間傳教多年，應該很清楚吧。”
“確實是這樣。”安德烈神父也讚同道：“想履行好作為牧者的職責，就得放下傲慢，像當年使徒時代的神父們一樣，盡力與信徒們共融，理解和幫助他們。我想，其他兄弟也會讚同這個結論的。”
郭康點了點頭。
他覺得安德烈說到點子上了。傲慢這個問題，確實是教會發展的最大障礙。
這件事在東亞表現得特別明顯。羅馬公教的失敗，用眼高於頂和欺軟怕硬兩個詞就能概括了。
在傳教早期，利瑪竇和他所在的耶穌會就提出，塞裏斯的傳統禮儀合乎教義，可以相容。他們；但道明會、方濟會認為，這些禮儀和教義衝突，認為利瑪竇等人都在進行異端行為。雙方彼此爭執不休，牽扯到了一係列關於教義、文化的爭端，以及複雜的政治和教派鬥爭，前後長達數百年，被稱為“中國禮儀之爭”。
然而從頭到尾，教義在其中都不是主要原因。教會傳教這麽多年，承認的各種習俗、認可的各類本地宗教多了去了，沒必要糾結這種事。但因為兩個修會的黨爭，導致事情走向了無法通融的地步。
1704年，教宗下令禁止祭祖、祭孔、悼亡等禮儀活動，並派出特使宣布命令。次年，特使來到京師，康熙親自出馬，向特使說明情況，解釋說敬天、祭祖等儀式，隻是為了表達敬意，和宗教無關。
雙方多次辯經，還招來肇事的教士，現場解釋作證。但盡管清朝說明禮儀關係重大，願意承認對方的神和自己的天是一個概念，教會依然不願妥協，談判無果而終。
1707年，教宗特使來到南京，單方麵宣布了禁令。康熙隨即逮捕了特使，命令葡萄牙人把他關在澳門，同時聲明，傳教士必須遵守“利瑪竇規矩”，否則就要被驅逐。
但此時，康熙依然還希望能說服對方，並且數次派遣傳教士，去羅馬給教宗說明情況，辯解經義爭端。但教廷依然堅持己見，還扣留了擔任清朝代表的法國傳教士，迫使康熙又寫信求情，才答應放人。
1720年，教宗第二次派特使抵達清廷，康熙再次親自出麵，解釋了孔子牌位的由來等問題。然而這次辯解依然無果而終。1721年，教廷禁令的正式公文送到康熙手中，清政府這才放棄，宣布禁止傳教。
不過，直到雍正時代，禁令都不太嚴格，耶穌會也做了最後一次妥協的努力，重新製定了一套變通方法取代“利瑪竇規矩”。但這次嚐試也很快被教會否決。1742年（乾隆7年），教宗正式下達命令，禁止傳教士再就禮儀之類的問題展開討論，終結了相關議題。禁令在整個東亞文化圈生效，也基本上終結了傳教的曆史。
而這個禁令的結束，要更加戲劇化。
1932年5月，日本出了件事：在耶穌會創辦的上智大學，一名陸軍軍官帶領一些學生去參拜靖國神廁，其中有信奉天主教的學生，以這是偶像崇拜為由，拒絕行禮。日本軍部對此極為不滿，事件逐漸發酵。10月，得到授意的日本媒體開始大幅報道此事，稱“上智大生參拝拒否事件”。
短短一個月後，羅馬教廷就宣布，參拜神社是表達尊重、敬意的儀式，不算偶像崇拜，允許天主教徒參加。持續了二百年的禁令，在日本隨之失效。
1934年，在日本控製下，偽滿政府向羅馬教會提出，要求天主教徒也參加祭孔等活動，教會同樣立刻讓步。東亞大陸地區的禁令也失效了。
在此情況下，原有的規定已經失去了意義。1939年，教宗正式頒布文件，宣布正式承認祭祖、祭孔等活動。長達數百年的禮儀之爭宣告結束。
就這樣，康熙雍正多次辯經都沒能成功解決的問題，在溥儀那邊解決了……
這件事算是把教會的臉都抽腫了。但凡了解這段曆史，都毫不意外為什麽近代的東方，教會的名聲如此之差——這都不止是傲慢對待其他文明的問題，它連傲慢都不能堅持傲下去，最後隻能成了小醜了。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