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看他倆又要爭起來,郭康趕緊插話。


    “這件事,主要還是古人地理知識不夠完善的原因。”他提醒道:“很多時候,我們對於距離的感性理解,其實是有點問題的。”


    “比如,看過漢書的人,應該都知道李廣利征大宛的事情。大宛就在現在的費爾幹納,而它的都城貴山城,到長安和到我們大都,直線距離是差不多的。”


    “我們都知道,亞曆山大是向東方進發最遠的人。但他經過的,基本都是富庶的波斯腹地,還有波斯人曆代維持的大道可以使用。而從出了玉門關之後,到大宛之前,一路上除了荒地,就隻有一些態度曖昧的城邦了。考慮路途上的環境差異,亞曆山大的難度其實小了很多。”


    “但實際上,單次行軍就超過亞曆山大一生的李廣利,在那個時代隻能算個二流將領。除了這一次,也就沒有多少說得上的事跡了。”


    “所以你看,大家對於距離的理解,其實根本不是一回事。塞裏斯人認為是‘鄰邦’間的戰爭,在這邊,已經遠得要到世界盡頭了。”


    “而且,這種事情也遠不止一次。漢、唐、遼、元、明,都能發起跨越大漠的遠征,動輒追擊數千裏。”


    “除了少數例外,這就是個普遍現象。連治理混亂、持續時間不長的元朝,都能向北過鄂爾渾河,登狼居胥山;向西攻入中亞,兵鋒直抵怛羅斯河穀,在漠北和西域來回與蒙古叛王交戰。所以,這其實不是什麽罕有的事情,而是一種常態。”


    聽到他這麽解釋,朱文奎和小讓娜都點了點頭。


    郭康也鬆了口氣。


    這個世界的地圖,還比較簡陋,想查詢具體的距離,除非有大家很熟悉的過往案例,否則確實是件頗為困難的事情。


    當然,哪怕在有地圖的時代,很多印象其實也偏的厲害……


    比如大家都知道,莫斯科相對歐洲,是位置很偏遠的地方。如果一個人,從後世柏林的國會大廈出發,要走將近1800公裏,才能走到莫斯科紅場。很多歐洲人花費了一生,都沒能走到地方。


    相應地,如果從長安城出發,走1800公裏,其實還沒出玉門關呢。


    所以,這種事情,也就沒法強求了。


    “這麽一看,中原核心區離世界其他地方,真的很遙遠。”朱文奎也感慨道:“要不是現在海路發達了很多,恐怕真的很難有什麽往來。”


    “與其說遙遠,不如說離得近的都沒了。”郭康想了想,換了個說法:“可以叫做‘文明十字路口’的地方其實很多,河南不也是這種十字路口麽。”


    “但要是把幾條街的鄰居全都砍死了,然後宣稱自己是‘孤獨的文明’、‘沒有臨近文明做交流對象’,那其他人隻會覺得你這家夥太凶殘了……”


    他說中原文明其實是個集合體,也不是瞎吹。這地方在四五千年前,就是人類各種社會形態的大型試驗場了。


    簡單來說,後世華夏人選擇的那種世俗化父係氏族社會的形態,不是唯一的方式,也不是在各地突然出現的。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這片大地上什麽都有。


    在前後一千多年的時間裏,世俗化的父係氏族、母係氏族、宗教主導的小家庭社會、宗教主導的氏族社會……一大堆不同的組織方式共同存在,而且頻繁發生衝突乃至戰爭。


    比如母係氏族,通過後世更深入的研究,已經可以確定,這種製度並不是人類發展的必經階段。它和其他組織方式一樣,是選項之一,和其他製度是並存的。


    和傳統印象不同,這也不是“母權社會”,而是“舅權社會”,或者說是舅甥繼承製的社會。它也不是一些宣傳中,那種女性主導的“和平溫和”的世界。相反,母係氏族也相當凶悍,經常向外擴張——或者說,不凶悍的氏族,在那個時代的中原根本就過不下去。


    現實中,有些氏族是從母係變為父係,不過同樣也有先父係再母係的。另一些氏族,比如中原地區,則從來沒有出現過母係氏族的跡象。他們那邊的婦女地位和“母係遺風”估計也沒什麽關係,可能單純就是戰爭打的太瘋了,必須全員都組織起來,所以產生了這種現象。


    而最後,重視現世、淡化宗教的父係氏族成為文明的絕對主流,其實也是很簡單的原因——打到最後,就剩他了。這種普遍實驗、然後打出一個贏家的方式,此後似乎也成了固定的套路,直到近現代都能看到。


    曆代的文明,都是血海中殺出來的狠人,不到隻剩一個是不會罷休的。在其他地方,幾乎沒有這麽激烈的選擇方式。不過這些話題,他暫時還沒法給人做具體論證了。


    古人其實也有“考古”。比如著名的竹書紀年,就是晉人意外地從戰國古墓中得到,整理編訂出來的。


    中原曆史太長,這種古人考古先人,後人再考古古人的事情,也不是個例。算上考證訓詁,就更多了——為了考證《尚書》真偽,這幫人從漢朝爭到清朝。等於為了一千年前的典籍,足足又吵了兩千年。全世界也就這邊能找到這種事情了……


    郭康在這邊,天天假借亞裏士多德的名號,以此編造理由,就相對簡單很多。因為絕大部分歐洲研究者,看到的都是至少三手的亞裏士多德著作,早就沒法考證原典了。


    連希臘本地,遺存都很有限。因為當時,研究亞裏士多德的中心在埃及的亞曆山大。所以希臘學者也很無奈,因為他們知道,自己手裏隻有亞聖著作的一部分。郭康哪怕這麽折騰,也從來沒翻車過。


    但另一方麵,雖然如今已經有研究金石學,乃至鑽研上古文字的文人,但那邊整體的水平還是很原始,基本上還是個人愛好的性質。讓現在的明朝去係統地發掘古代遺址,要求還是太高了。


    目前,郭康隻是想辦法,以追溯文明起源的名義,把一批落魄老貴族打發去克裏特島,讓他們考古去了。反正這地方曆史上就是被西歐人挖的,而那些破壞力極強的早期“考古學家”,可能都不如宋朝文人的水平……


    西歐人並沒有對希臘手下留情過。在他前世,希臘和埃及才是譴責英法掠奪文物最積極的國家,塞裏斯跟他倆相比,都是受害比較輕的那一批了。


    就是因為見得多了,郭康才經常懷疑,“歐洲人聲稱自己是希臘文化的繼承人”,到底是西歐的共識,還是部分西歐學者的觀點,還是部分塞裏斯人自己認為的西歐人的觀點。


    這會兒,他去雅典,還能看到完整的帕特農神廟,裏頭也還有東西——因為它本來不是空的,是後來英國人額爾金把裏頭的好東西給拆光了,受損的部分則燒成石灰,用來建造新建築。


    為了這件事,希臘人和英國人一直爭來爭去。一些英國人不承認這是劫掠,而是說,這些文物在英國才能受到更好的保護,所以是合理的。這個可能也是通用的說法。


    另一些人則譴責這種搶劫行為,認為“我國代表掠奪那些被土耳其人和其他野蠻人視為神聖的物品,這似乎是致命的”——這個其他野蠻人,當然就是指希臘人了。


    希臘老貴族再怎麽說,也是相對比較懂行的。起碼不會比原本曆史上那些西歐人更糟糕了。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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