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翊鈞覺得毫無頭緒是理所當然的，以他的政治思想基礎而言，顯然有很強的時代局限性和階級局限性。但他的毫無頭緒對於高務實而言卻可能不算什麽難題，因為高務實手裏有直接的辦法。
這個辦法不是高務實自己想出來的，他隻是在這個問題上恰好站在了一位與朱翊鈞同姓的偉人肩上。那位偉大的改革家頂著國際國內巨大的壓力，為他那個時代的中國改出了光明璀璨的未來，而他在這個問題上的解決辦法主要就是兩個：分稅製和轉移支付。
在高務實看來，財政事務是理解國家治理體製的重要切入點。從某種意義上講，不僅財政行為本質上就是治理行為，甚至治理行為本質上都是財政行為。古今中外、曆朝曆代每次財政製度改革，都會對央地關係、區域關係、乃至於後世的****產生重要影響。
有明一朝早期的財政體係與後世紅朝早期的財政體係幾乎正好相反，大明是中樞財政能力極差而且財權還少得可憐，這一點在本書前文中已經反複強調，這裏不再贅述。
紅朝早期則是中樞高度集權、大包大攬的“統收統支”財政製度。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統一上繳中樞，地方支出再統一由中樞撥付。當時這麽做是有原因的，是為了解決革M戰爭中形成的分散管理、分散經營的財政經濟狀況，籌集新中國早期所必須的建設資金。
但在80年後，紅朝采取了相對分權的“包幹製”財政製度，原則是“劃分稅種，核定收支，分級包幹”，與之配套的是“利改稅”製度。
這個改革的背景是70年代地方出現了財政赤字，再加之改開之後需要配套的財政製度，給予地方經濟自主性同時給予財政自主性，於是有了“交齊國家，剩下都是地方”的分灶吃飯做法。
利改稅是將國企原來向國家上交利潤的大部分改為征收所得稅，從而把國家與企業的分配關係通過稅法固定下來。但是很顯然，這項製度並不完善，還需要進一步深化。
於是94年後，紅朝采取的是收入集權、支出分權的“分稅製改革”，與之配套的是成立了“國稅”與“地稅”兩套稅收係統。
改革的直接導火索是80年代中樞窮到曾兩次向地方借款，而根本原因則是中樞為了提高“兩個比重”，即稅收占GDP的比重和中央稅收占全國稅收的比重。
請注意，在80年後到94年前這個時間段，紅朝的情況就和大明“大戶部改革”之前有些相似了。
世界銀行在2002年2月的時候曾經表示，認為那段時間的紅朝財政體係是一個“環環相套的財政聯邦製”。它的說法是這樣的：“盡管中樞政府確定了該體係寬泛的輪廓，但它僅與各省直接打交道。
例如，它設置了與各省收入分享的規則；接著，各省分別與其下轄市確定收入分享體係，市再與縣，這樣依次進行。支出的劃分同樣如此。因此，盡管紅朝是單一製的政府體係，但這些製度安排卻使其具有強烈的聯邦製特征。”
“聯邦”這個詞用在此處，其表述的主要意義在於：中樞擁有理論上的絕對權力，但地方擁有實際上的較高自主性——這是不是很“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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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朝作為一個現代國家，分稅製的細節遠比大明複雜，這裏不多表述。但是，其結果必須一言以蔽之，那就是分稅製改革之後，地方的財政能力被削弱，依賴上級撥付。
這種“撥付”，實際上就是中樞基於地方的補助，一般為稅收返還和轉移支付，而轉移支付又分一般轉移支付和專項轉移支付。
一般轉移支付，又稱均衡性轉移支付或財力性轉移支付。它不指定用途、地方可自主安排，目的是為了均衡地區間財政差距，實現基本公共服務能力的均等化。
專項轉移支付，主要服務於中樞的特定政策目標，一般與地方的產業發展和經濟發展結合，需要嚴格按照規定的用途來進行使用。
高務實當時作為在基層政府工作過多年的年輕幹部，算是親身參與了這方麵的實踐，再加上他是學法律出身，後來又進修的經濟，因此對這些事情算得上門清。
當時的分稅原則有五級財政體係的分稅，其中每一層級的上級政府都有權製定與下一層級的分稅製方案。其共同規律是：財權層層上解，事權層層下壓，越是末端層級的政府，其財政狀況越是窘迫。
正因如此，當時高務實在基層聽人開玩笑說過，“中樞富麗堂皇、省裏風風光光、市裏搖搖晃晃、縣裏拆東牆補西牆、鎮裏全是哭爹喊娘”。
不過這個說法隻是基層幹部自嘲，其實大家都開過無數的會議，早就統一了思想，也知道這麽做是為了什麽。所以，自嘲歸自嘲，倒也沒什麽人是真從思想上抵觸這一改革的。不得不說，當時的中國人完全沒有理由自卑，至少這樣的精神在國外就幾乎沒幾個官員能夠具備。
中國人從古至今都一直堅信，舍小家為大家是一種義不容辭的社會責任，以至於很不理解西方人那種“隻要我自己高興，管別人死活作甚”的所謂自由。
轉移支付，就是這種思想的升華。所謂轉移支付，用最樸實的語言來表述，大抵就是從富裕地區收稅，投入到貧困地區的基礎建設之中，以此來盡力拉近地區發展水平，抵禦地區發展在過度自由下的“強者恒強，弱者恒弱”，打造一個更加公平、穩定的社會大環境。
紅朝這麽做，因為它是社會主義，這本來就是它的理想和目標；大明也得這麽做，但原因顯然沒有那樣偉大，隻是因為不這麽做會出大麻煩——比如江南財閥逐漸滲透和控製朝廷話語權。
如果沒有高務實的幹預，原曆史上後來的東林黨不就這麽做了嗎？大明不就這麽完蛋了嗎？
高務實之所以堅持認為朱翊鈞提到的三件大事裏頭，漕軍騷動是必須第一個擺平的問題，正是因為他希望趁著伐元勝利的威望正在頂點，而且播州和朝鮮都有大戰需要麵對的這個當口，戳破財閥間接幹政的真相，給他們以政治上的打擊，並且從此為他們畫下一道紅線。
隻有在這個時間點上來做這件事，自己手裏的權力才會最大化，麵臨的阻力才會最小化，因此最後的效果必然最佳。要是換個時間點，恐怕多多少少都會差點意思。
因此高務實用盡量簡單的語言向朱翊鈞解釋了一番分稅製和轉移支付，並且盡量將之說得更符合這個時代的思想主流。
於是朱翊鈞聽完恍然大悟：“這不就是劫富濟貧嗎？這事我看可行，而且完全應當——不能總是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務實，你這番抱負也正是朕之抱負！”
兩個人於是又就一些相關細節討論了一會兒，都喝下去了半壺酒。過了一段時間，朱翊鈞看看沙漏，發覺時間緊張，生怕事情討論不完，連忙先把這個話題止住，轉移到了第二件事上，問道：“江南的事情先說到這兒，接下來你認為應該先平播州而不是朝鮮，這又是為何？”
“有兩點，第一點皇上應該能猜到：攘外必先安內。”高務實道：“播州不靖，不僅西南難安，而且那兒本來就歸南京管，這又會影響到咱們從南方調集軍力財力支援入朝作戰……”
“且慢！”朱翊鈞睜大眼睛，很有些不解地問道：“你說要在南方調集財力，這我倒還可以理解，但為何要從南方調集軍力？倭寇有多少兵力啊，咱們九邊百萬大軍，隨便抽調一些就應該能把倭寇一路趕下海喂魚了吧？”
高務實微微挑眉，道：“好教皇上得知，倭國當前的總兵力大概在五十萬左右，這還是在沒有進行大規模征兵的前提下。”
朱翊鈞果然大吃一驚，下意識“啊”了一聲，然後不可置信地問道：“倭國居然有如此大軍，朕此前為何不曾聽聞？”
“倭國此前經曆了長期內戰，大抵有些像是春秋戰國的局麵，因此各地都有大軍，如今被豐臣秀吉一統，加總在一塊兒也就多了。同時也正因為兵力太多，豐臣秀吉無法養活他們，所以得想個辦法……他發動此次大戰，多少也與此有關。”
高務實歎息一聲，道：“臣此前得知這一消息時，正好還在戎政侍郎任上，由是還就此與成國公等人商議。成國公表示，他此前發現過有人向倭國出售了一些舊炮……”
朱翊鈞臉色一垮，麵現慍色道：“火炮都敢賣，朝廷法度豈是兒戲！”
高務實苦笑道：“此事自是有錯，但……”他說到這裏，忽然麵現尷尬。
朱翊鈞心中一動，遲疑道：“該不會你也賣了吧？”
高務實歎了口氣：“臣自己沒賣，可人家賣的火炮都是京華賣給他們的。皇上，事情是這樣：他們用過一段時間之後，就謊稱因為這樣那樣的原因，導致需要換裝新炮，於是重新從京華訂購，卻把那些半新不舊的老炮拆下來賣給了倭國……”
朱翊鈞聽說高務實自己沒參與，心裏大是鬆了口氣，擺手道：“隻要你沒參與就好說，他們這麽做也是欺你沒空過問自家那許多產業——畢竟你是大司徒，國務軍務都已經足夠繁忙了嘛。”
高務實還沒來得及謝恩，朱翊鈞卻已經繼續接著說了下去，而且語氣一下子嚴厲起來：“不過，那些賣炮的人我看就是鑽進錢眼裏出不來了！”
誰知道高務實的臉色依然有些尷尬，鬧得朱翊鈞又有點不自信起來，眼色不定地問：“你還有什麽話要說？”
高務實輕咳一聲，苦笑道：“皇上有所不知，問題是此前朝廷隻有對蒙古、女真乃至朝鮮等有著禁售的限製，這裏頭……偏巧沒有倭國。”
“啊？”朱翊鈞頓時傻了眼，愣了半晌才問道：“這是為何？”
“我大明與倭國在寧波事件之後，原是中斷了貿易的，但自從朝廷開海，倭國就在自由貿易的範疇之內。當時由於倭國還在內亂，賣些兵甲是能賺銀子的，也能給朝廷帶來收益，因此就沒有對倭國製定嚴格的禁售令。
而之後……呃，畢竟誰也沒料到倭國竟然如此狗膽包天，敢來捋大明之虎須，於是事情就變成現在這樣了。”
高務實這番話整體都是半真半假，大抵真實的一麵占了七八成，遮掩的一麵占了二三成，其中很大程度上是為了勳貴們開脫責任——畢竟賣炮這事，據高務實所知，勳貴們幹得實在不少。
倒也不是高務實非要救他們，而是救他們就是救海貿同盟，要不然這一次海貿同盟雖然因為自己的關係不會死，但估摸著必然要被狠狠地削一刀。
雖說這一刀多半會削到勳貴們的頭上，跟他高某人關係應該不大，可是從長遠的角度來看，勳貴們的實力至少現在還不能削弱——不然高務實怎麽對抗江南財閥？
光靠皇帝的力量對他們進行行政打壓，隻會讓江南財閥暫時蟄伏，而要將財閥引入良性發展道路，這還需要高務實利用經濟手段來軟硬兼施。既然如此，那當然就不能在達成目的之前，先讓皇帝把自己的盟友給整了。
不過，朱翊鈞畢竟還是那個朱翊鈞，那個在曆史上就以“貪財”聞名的萬曆皇帝。他一聽說之前賣炮給日本是因為貿易，而貿易是能給國庫增收的，居然一下子就轉變了態度，從一臉惡狠狠變成了“理解萬歲”，麵色緩和下來道：“原來如此，那倒也算是……嗯，也算是情有可原了。”
話雖如此，朱翊鈞還是有些不爽，又道：“可就算倭國有了些火炮，而且兵力也不弱，但我九邊百萬大軍，難道還平不了區區一個朝鮮——倭寇五十萬大軍總不能連老巢都不顧了，全扔到那個彈丸之地去吧？”
高務實幹咳一聲，道：“可咱們新定蒙古，這萬裏草原也得看著啊。何況圖們西遁之後，誰知道他是不是還有機會立足西域，東窺中原？”
畢竟是兩百年死敵，朱翊鈞一聽這話，總算是安靜了下來，不再堅持說入朝抗倭是個隻需要從九邊抽調部分兵力就能輕鬆擺平的事。
“那依你之見，如何早日平定播州，並從南方各省調集財力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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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務實看來，財政事務是理解國家治理體製的重要切入點。從某種意義上講，不僅財政行為本質上就是治理行為，甚至治理行為本質上都是財政行為。古今中外、曆朝曆代每次財政製度改革，都會對央地關係、區域關係、乃至於後世的****產生重要影響。
有明一朝早期的財政體係與後世紅朝早期的財政體係幾乎正好相反，大明是中樞財政能力極差而且財權還少得可憐，這一點在本書前文中已經反複強調，這裏不再贅述。
紅朝早期則是中樞高度集權、大包大攬的“統收統支”財政製度。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統一上繳中樞，地方支出再統一由中樞撥付。當時這麽做是有原因的，是為了解決革M戰爭中形成的分散管理、分散經營的財政經濟狀況，籌集新中國早期所必須的建設資金。
但在80年後，紅朝采取了相對分權的“包幹製”財政製度，原則是“劃分稅種，核定收支，分級包幹”，與之配套的是“利改稅”製度。
這個改革的背景是70年代地方出現了財政赤字，再加之改開之後需要配套的財政製度，給予地方經濟自主性同時給予財政自主性，於是有了“交齊國家，剩下都是地方”的分灶吃飯做法。
利改稅是將國企原來向國家上交利潤的大部分改為征收所得稅，從而把國家與企業的分配關係通過稅法固定下來。但是很顯然，這項製度並不完善，還需要進一步深化。
於是94年後，紅朝采取的是收入集權、支出分權的“分稅製改革”，與之配套的是成立了“國稅”與“地稅”兩套稅收係統。
改革的直接導火索是80年代中樞窮到曾兩次向地方借款，而根本原因則是中樞為了提高“兩個比重”，即稅收占GDP的比重和中央稅收占全國稅收的比重。
請注意，在80年後到94年前這個時間段，紅朝的情況就和大明“大戶部改革”之前有些相似了。
世界銀行在2002年2月的時候曾經表示，認為那段時間的紅朝財政體係是一個“環環相套的財政聯邦製”。它的說法是這樣的：“盡管中樞政府確定了該體係寬泛的輪廓，但它僅與各省直接打交道。
例如，它設置了與各省收入分享的規則；接著，各省分別與其下轄市確定收入分享體係，市再與縣，這樣依次進行。支出的劃分同樣如此。因此，盡管紅朝是單一製的政府體係，但這些製度安排卻使其具有強烈的聯邦製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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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撥付”，實際上就是中樞基於地方的補助，一般為稅收返還和轉移支付，而轉移支付又分一般轉移支付和專項轉移支付。
一般轉移支付，又稱均衡性轉移支付或財力性轉移支付。它不指定用途、地方可自主安排，目的是為了均衡地區間財政差距，實現基本公共服務能力的均等化。
專項轉移支付，主要服務於中樞的特定政策目標，一般與地方的產業發展和經濟發展結合，需要嚴格按照規定的用途來進行使用。
高務實當時作為在基層政府工作過多年的年輕幹部，算是親身參與了這方麵的實踐，再加上他是學法律出身，後來又進修的經濟，因此對這些事情算得上門清。
當時的分稅原則有五級財政體係的分稅，其中每一層級的上級政府都有權製定與下一層級的分稅製方案。其共同規律是：財權層層上解，事權層層下壓，越是末端層級的政府，其財政狀況越是窘迫。
正因如此，當時高務實在基層聽人開玩笑說過，“中樞富麗堂皇、省裏風風光光、市裏搖搖晃晃、縣裏拆東牆補西牆、鎮裏全是哭爹喊娘”。
不過這個說法隻是基層幹部自嘲，其實大家都開過無數的會議，早就統一了思想，也知道這麽做是為了什麽。所以，自嘲歸自嘲，倒也沒什麽人是真從思想上抵觸這一改革的。不得不說，當時的中國人完全沒有理由自卑，至少這樣的精神在國外就幾乎沒幾個官員能夠具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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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移支付，就是這種思想的升華。所謂轉移支付，用最樸實的語言來表述，大抵就是從富裕地區收稅，投入到貧困地區的基礎建設之中，以此來盡力拉近地區發展水平，抵禦地區發展在過度自由下的“強者恒強，弱者恒弱”，打造一個更加公平、穩定的社會大環境。
紅朝這麽做，因為它是社會主義，這本來就是它的理想和目標；大明也得這麽做，但原因顯然沒有那樣偉大，隻是因為不這麽做會出大麻煩——比如江南財閥逐漸滲透和控製朝廷話語權。
如果沒有高務實的幹預，原曆史上後來的東林黨不就這麽做了嗎？大明不就這麽完蛋了嗎？
高務實之所以堅持認為朱翊鈞提到的三件大事裏頭，漕軍騷動是必須第一個擺平的問題，正是因為他希望趁著伐元勝利的威望正在頂點，而且播州和朝鮮都有大戰需要麵對的這個當口，戳破財閥間接幹政的真相，給他們以政治上的打擊，並且從此為他們畫下一道紅線。
隻有在這個時間點上來做這件事，自己手裏的權力才會最大化，麵臨的阻力才會最小化，因此最後的效果必然最佳。要是換個時間點，恐怕多多少少都會差點意思。
因此高務實用盡量簡單的語言向朱翊鈞解釋了一番分稅製和轉移支付，並且盡量將之說得更符合這個時代的思想主流。
於是朱翊鈞聽完恍然大悟：“這不就是劫富濟貧嗎？這事我看可行，而且完全應當——不能總是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務實，你這番抱負也正是朕之抱負！”
兩個人於是又就一些相關細節討論了一會兒，都喝下去了半壺酒。過了一段時間，朱翊鈞看看沙漏，發覺時間緊張，生怕事情討論不完，連忙先把這個話題止住，轉移到了第二件事上，問道：“江南的事情先說到這兒，接下來你認為應該先平播州而不是朝鮮，這又是為何？”
“有兩點，第一點皇上應該能猜到：攘外必先安內。”高務實道：“播州不靖，不僅西南難安，而且那兒本來就歸南京管，這又會影響到咱們從南方調集軍力財力支援入朝作戰……”
“且慢！”朱翊鈞睜大眼睛，很有些不解地問道：“你說要在南方調集財力，這我倒還可以理解，但為何要從南方調集軍力？倭寇有多少兵力啊，咱們九邊百萬大軍，隨便抽調一些就應該能把倭寇一路趕下海喂魚了吧？”
高務實微微挑眉，道：“好教皇上得知，倭國當前的總兵力大概在五十萬左右，這還是在沒有進行大規模征兵的前提下。”
朱翊鈞果然大吃一驚，下意識“啊”了一聲，然後不可置信地問道：“倭國居然有如此大軍，朕此前為何不曾聽聞？”
“倭國此前經曆了長期內戰，大抵有些像是春秋戰國的局麵，因此各地都有大軍，如今被豐臣秀吉一統，加總在一塊兒也就多了。同時也正因為兵力太多，豐臣秀吉無法養活他們，所以得想個辦法……他發動此次大戰，多少也與此有關。”
高務實歎息一聲，道：“臣此前得知這一消息時，正好還在戎政侍郎任上，由是還就此與成國公等人商議。成國公表示，他此前發現過有人向倭國出售了一些舊炮……”
朱翊鈞臉色一垮，麵現慍色道：“火炮都敢賣，朝廷法度豈是兒戲！”
高務實苦笑道：“此事自是有錯，但……”他說到這裏，忽然麵現尷尬。
朱翊鈞心中一動，遲疑道：“該不會你也賣了吧？”
高務實歎了口氣：“臣自己沒賣，可人家賣的火炮都是京華賣給他們的。皇上，事情是這樣：他們用過一段時間之後，就謊稱因為這樣那樣的原因，導致需要換裝新炮，於是重新從京華訂購，卻把那些半新不舊的老炮拆下來賣給了倭國……”
朱翊鈞聽說高務實自己沒參與，心裏大是鬆了口氣，擺手道：“隻要你沒參與就好說，他們這麽做也是欺你沒空過問自家那許多產業——畢竟你是大司徒，國務軍務都已經足夠繁忙了嘛。”
高務實還沒來得及謝恩，朱翊鈞卻已經繼續接著說了下去，而且語氣一下子嚴厲起來：“不過，那些賣炮的人我看就是鑽進錢眼裏出不來了！”
誰知道高務實的臉色依然有些尷尬，鬧得朱翊鈞又有點不自信起來，眼色不定地問：“你還有什麽話要說？”
高務實輕咳一聲，苦笑道：“皇上有所不知，問題是此前朝廷隻有對蒙古、女真乃至朝鮮等有著禁售的限製，這裏頭……偏巧沒有倭國。”
“啊？”朱翊鈞頓時傻了眼，愣了半晌才問道：“這是為何？”
“我大明與倭國在寧波事件之後，原是中斷了貿易的，但自從朝廷開海，倭國就在自由貿易的範疇之內。當時由於倭國還在內亂，賣些兵甲是能賺銀子的，也能給朝廷帶來收益，因此就沒有對倭國製定嚴格的禁售令。
而之後……呃，畢竟誰也沒料到倭國竟然如此狗膽包天，敢來捋大明之虎須，於是事情就變成現在這樣了。”
高務實這番話整體都是半真半假，大抵真實的一麵占了七八成，遮掩的一麵占了二三成，其中很大程度上是為了勳貴們開脫責任——畢竟賣炮這事，據高務實所知，勳貴們幹得實在不少。
倒也不是高務實非要救他們，而是救他們就是救海貿同盟，要不然這一次海貿同盟雖然因為自己的關係不會死，但估摸著必然要被狠狠地削一刀。
雖說這一刀多半會削到勳貴們的頭上，跟他高某人關係應該不大，可是從長遠的角度來看，勳貴們的實力至少現在還不能削弱——不然高務實怎麽對抗江南財閥？
光靠皇帝的力量對他們進行行政打壓，隻會讓江南財閥暫時蟄伏，而要將財閥引入良性發展道路，這還需要高務實利用經濟手段來軟硬兼施。既然如此，那當然就不能在達成目的之前，先讓皇帝把自己的盟友給整了。
不過，朱翊鈞畢竟還是那個朱翊鈞，那個在曆史上就以“貪財”聞名的萬曆皇帝。他一聽說之前賣炮給日本是因為貿易，而貿易是能給國庫增收的，居然一下子就轉變了態度，從一臉惡狠狠變成了“理解萬歲”，麵色緩和下來道：“原來如此，那倒也算是……嗯，也算是情有可原了。”
話雖如此，朱翊鈞還是有些不爽，又道：“可就算倭國有了些火炮，而且兵力也不弱，但我九邊百萬大軍，難道還平不了區區一個朝鮮——倭寇五十萬大軍總不能連老巢都不顧了，全扔到那個彈丸之地去吧？”
高務實幹咳一聲，道：“可咱們新定蒙古，這萬裏草原也得看著啊。何況圖們西遁之後，誰知道他是不是還有機會立足西域，東窺中原？”
畢竟是兩百年死敵，朱翊鈞一聽這話，總算是安靜了下來，不再堅持說入朝抗倭是個隻需要從九邊抽調部分兵力就能輕鬆擺平的事。
“那依你之見，如何早日平定播州，並從南方各省調集財力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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