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一個政權而言，最大的麻煩無非兩類，一類是外敵入侵，一類是內部腐蝕。高務實二十來年的努力換來了大明的經濟、軍事實力相較於原曆史上的水平大幅提高，對於外敵入侵的擔憂明顯下降。
然而，由於大明的內部結構問題有祖製上的嚴格限製，以及高務實本人的年紀限製了他進入名正言順意義上的朝廷頂層，他對政治體製的改革顯然遠遠落後於他對經濟、軍事的改革。
這就意味著，大明朝廷內部腐蝕問題迄今為止幾乎依舊如故，黨爭不過是最明顯的問題，而在黨爭之下，還有一些更加深層次的麻煩，即個人利益的無限膨脹甚至能影響整個黨派。
正如實學派內部形成了以高務實為首的高黨和許國、沈鯉聯盟一樣，心學派內部的問題也隨著舒應龍這次暗中推動的漕軍暴動而逐漸浮出水麵。
從本質上來講，心學派本身的內部結構比實學派還要鬆散一些，他們對於很多具體的事務甚至不如實學派那樣看重。
他們重視的是一種學說——即心學的推廣與流傳，寄希望於通過朝廷高層的思想統一來使朝廷按照心學思維來運行。
如果單從這一層麵來看，心學派作為一個“道德實學”的學派，其根本目的是達成“君子之政”，即朝廷上下人人都是君子，按照君子應有的禮義道德來推動社會運行。
這種想法或許是很美好的，但在高務實看來，這就好比是要在社會生產力水平極低的封建時代搞成共產主義一樣，理念看起來十分美好，但其實根本不可能做到。
生產關係必須符合生產力水平，這是高務實小學時就聽說過的，中學階段基本上就形成了牢固思維，大學階段則明晰了其中原理，根本不必在這個理論是否正確方麵有任何質疑。
所以高務實不搞心學那套，而是老老實實推行實學，勤勤懇懇推動社會生產力。
心學派顯然不認可這些東西，他們依舊按照自身利益與實學派相爭。然而在高務實的各種實政實效麵前，心學派在朝中的日子算是王小二過年，一年不如一年。
眼瞅著高務實在伐元之戰勝利結束之後要形成強勢的入閣衝擊，實學、心學兩派的政治平衡極有可能因此打破，心學派全麵被實學派壓倒的可能性倍增，有些人開始脫離申時行、王錫爵兩位大佬的控製，開始有了將自身利益淩駕於黨派利益之上的舉動。
就如舒應龍這次的“黃雀行動”一般，他表麵上支持王錫爵引起漕軍騷動的計劃，卻故意“用力過猛”，使漕軍騷動變暴動。
王錫爵希望控製規模搞個千餘人規模的騷動，引起朝廷警覺，審視對伐元的過度投入，然後通過正規的黨爭手段，逼迫朝廷壓縮高務實手中的資源，如兵力、財力方麵。其最終目的是使得高務實無法對殘元進行徹底掃蕩，把局麵拉回到“正規”，繼續此前的政治對峙。至於其他事，那都要走一步看一步，等以後再說。
如果一切按王錫爵所想，大明朝廷當然浪費了大量精力、金錢和時間，卻沒能完成預定戰略，但站在心學派的角度卻至少穩定了朝中的政治平衡，對他們來說是劃算的，風險也是可控的。
至於說朝廷大戰略破產，那個雖然很遺憾，但也不必過於在意——高務實這次沒搞成不要緊，將來有機會了我們心學君子們自然會去搞定嘛！
然而，正如實學派現在有高務實為首的“激進派”和許國、沈鯉為首的“保守派”一樣，原本組織體係比較鬆散的心學派，也在高務實帶來的政治壓力下形成了相似的兩派。
八麵玲瓏、遇事隱忍的申時行當然是典型的“保守派”，而相對出手更狠辣、更果斷的王錫爵就被下麵的官員視為“激進派”。可是，對於下麵的一些人而言，王錫爵的“激進”也還不夠，還需要有人為他加一把火。
舒應龍此舉，當然就是在為王錫爵加火。不止於此，舒應龍本身還要在這其中撈足好處——你王閣老可以是此次行動的發起人，但我舒應龍必須是直接負責人，並且在其中承擔更大的責任，為將來的上位打下堅實的政治基礎。
所以，舒應龍悄然行動，將事態嚴重化、擴大化，把千餘漕軍騷亂變成數萬漕軍暴動，把危險可控的鎮江、揚州漕軍騷亂變成南京漕軍暴動。
“兩京製”下的南京遭到數萬暴動的漕軍攻打，這其中的政治風險將十倍於王錫爵的計劃。這就逼得朝廷必須立刻有所行動，並且在高務實不可能立刻插翅飛抵南京的情況下將平定這場暴動的任務交給他舒應龍這個漕運總督。
這就是內部腐蝕，就是個人利益淩駕於黨派利益，乃至淩駕於國家利益。
而這也意味著心學派在實學派的強壓之下，同樣出現了內部思想的分裂，形成了新的變化。與此同時，申時行、王錫爵作為成熟穩重的老派政客還不得不姑息這種分裂，寄希望於彌縫內部不和，爭取先穩定當前局麵，日後再作清算或者整肅。
不過，申時行和王錫爵可能還是小看了朱翊鈞此時此刻的膽量與氣魄。在得到南京被暴動漕軍攻打的消息之後，萬曆天子的第一反應不是驚慌，而隻是單純的震怒。
內閣全體閣老及兵部尚書周詠被第一時間召集到文華殿麵聖，朱翊鈞隻是簡單詢問了一下暴動緣由，以及目前南京是否被暴動漕軍占據，然後就直接詢問吳兌、梁夢龍和周詠三位平叛之戰該如何打。
這三位不是主管過兵部的就是正在主管兵部的，雖然目前得到的消息不太細致，但至少可以明確一點，南京城還在朝廷手裏。
吳兌是以往負責兵部的閣老，在梁夢龍入閣之後，他名義上也還可以過問兵部事務，但實際上主要卻在幫高務實的戶部說話；梁夢龍直接管兵部之事，但大多是在戰略層麵，戰術層麵主要還是得讓大司馬自己來。
因此，周詠不得不站出來準備回答皇帝的問題。然而這個局麵卻並非申時行與王錫爵希望看到的，隻是王錫爵作為群輔，皇帝問到的事與他的執掌無關，不太方便直接插話打斷，於是申元輔不得不站了出來。
申時行作為首輔，當然是對任何事情都有發言權的，因此搶在周詠開口回答“如何打”之前道：“皇上，臣以為此刻不宜先論及如何武力平定，甚至不該貿然將此次事件定義為暴亂。”
這話與朱翊鈞的觀點是衝突的，但大明的傳統力量足夠強大，縱然是皇帝也不能不給堂堂首輔說話的機會，隻能耐著性子，一臉尊重地頷首道：“申先生有何高論教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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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時行一臉肅然，行禮道：“不敢，臣以為漕軍此次出事，歸根結底是由於倭寇襲擾，燒毀燒傷了大量漕船，導致漕軍以為要自負四成損失而造成的。
故在眼下有兩點最為關鍵：一是倭寇襲擾為何能長驅直入南京，蘇鬆海防到底怎麽回事？二是漕軍此次損失雖大，但因為著實事發突然，天下無人可以預測，朝廷若能酌情減免漕軍自負損失之賠償，或可將此次騷動消弭於無形，而不必以武力鎮壓。
皇上，漕軍並非狼心狗肺主動圖謀造反，輕易鎮壓隻會使親者痛而仇者快，且南京及周邊久無戰事，各衛皆無戰爭準備，貿然一戰未必是良機，反而隻能使事態加劇，危害甚大，臣請皇上三思。”
朱翊鈞稍稍沉默，問道：“那麽，這股倭寇到底從何而來，又如何逃過海防監視進入長江內河，乃至於殺到南京城外的？”
這也是兵部的事，周詠還是要出來作答。高務實在京時，這位大司馬很少有表現的機會，現在難得有此機會，卻偏偏都是壞事，也是夠倒黴的。
周詠下意識清了清嗓子，施禮道：“回皇上，關於倭寇進入長江一事，駐紮在崇明縣的劉家河遊擊唐文方已有回稟。
據他所言，當時倭寇賊船七艘由島南進入長江口，崇明守禦千戶所與關稅署稅警總隊蘇鬆緝私艦隊崇明岸防所同時發現賊蹤，崇明守禦千戶所立刻派船通知本衛(鎮海衛，駐蘇州府太倉州)，而關稅署稅警總隊蘇鬆緝私艦隊則立刻派出當時在港的一艘戰船(即那艘武裝運輸艦)尾隨追擊。
倭寇船小，若是行船於海，原是慢於緝私艦隊之戰船的，但因為進入長江海風驟減，緝私艦隊的大海船反倒比倭寇賊船慢了一些，故追擊效果難免不佳。
而鎮海衛獲知消息之後隻能就近從福山巡檢司派出兩艘小型戰船匯合緝私艦隊戰船一並追擊，因此三艘官軍戰船隻能尾隨，距離倭寇賊船越來越遠。
好在天不佑賊，不久之後之後刮起大風，緝私艦隊的大海船速度提高，最後才出現了倭寇襲擊秦淮河上漕軍不過半個時辰便被追上的官軍三艘戰船攻擊，不得不放棄繼續搶掠、燒船等惡行，奪路出逃之情形……”
朱翊鈞伸手製止他繼續往下說，而是問道：“朕問兩件事：其一，崇明縣在長江口之中心，大司馬說那些倭船由島南駛入，是否意味著他們來自蘇鬆或者浙江方向？
其二，倭寇行事曆來以財帛為目的，朕聞如今上海港繁榮興盛不亞於南京，倭寇何以舍近求遠，不去上海港卻去南京？須知南京不僅城防堅固，且當時漕軍聚集，足有二三萬之多，倭寇人數不及漕軍十一，何以如此狗膽包天？”
周詠答道：“臣曾聽大司徒介紹，得知倭寇來我大明需趁風勢、洋流，故從倭國前來，多半會漂流至浙江一線，此次出現在崇明島南倒是不足為奇。
我大明海防之堅本不必細說，但江浙沿海已多年不曾再遭遇倭寇侵襲，平時巡海又有固定時間，倭寇但凡有一二內線，必能躲過我巡海艦隊。但此中的確有一個疑點，即江浙沿海除了我水師巡海之外，本有無數商船幅軸往來，此次竟無一船發現賊蹤並上報，著實有些異常。
至於倭寇為何不曾襲擾上海港而去南京……為何去南京現在並不清楚，但倭寇襲擾上海港卻是有道理的。皇上，上海港乃是京華私港，港口岸防力量頗強，有海防一號炮十二尊，二號炮三十餘尊。港口內也常年駐泊大量海船，其中京華的載炮武裝運輸艦就有許多，倭寇船小人少，去襲擾上海成功的幾率極低，不僅無利可圖，甚至遭到強力打擊。
至於南京，此番漕軍匯聚，漕船數百，船上載貨無數，利益巨大，足以羨煞倭寇，令其垂涎欲滴。而漕軍不善作戰，數十年前曾多次被倭寇以極小代價掠走大量貨物，因此倭寇不怕漕軍。
臣以為，眼下的問題不在於倭寇為何敢去南京，而在於倭寇何以知曉南京彼時有大量漕軍船隻停靠——據臣所知，江南漕船此次匯聚南京，乃是出自漕運總督舒應龍的命令。”
朱翊鈞目光一凝：“大司馬是在懷疑舒應龍？”他此言一出，申時行與王錫爵都忍不住皺眉，心裏盤算怎麽應對這樣的質疑。
但不料周詠這次的表現非常“公正”，沒有承認這一說法，反而道：“皇上誤會了，臣的意思是舒應龍身邊或是漕軍內部有人告密。”
其實並非周詠不懷疑舒應龍，而是他自認說話沒有高務實管用，而且也不是言官，不能在沒有事實根據之前隨意“風聞議事”，因此話不能說死。
對他而言，舒應龍有沒有問題關鍵在於能不能查，隻要說他身邊可能有倭寇細作，那就能回頭去查，這時候順便查一查舒應龍本人也是不奇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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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實學派內部形成了以高務實為首的高黨和許國、沈鯉聯盟一樣，心學派內部的問題也隨著舒應龍這次暗中推動的漕軍暴動而逐漸浮出水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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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話與朱翊鈞的觀點是衝突的，但大明的傳統力量足夠強大，縱然是皇帝也不能不給堂堂首輔說話的機會，隻能耐著性子，一臉尊重地頷首道：“申先生有何高論教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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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上，漕軍並非狼心狗肺主動圖謀造反，輕易鎮壓隻會使親者痛而仇者快，且南京及周邊久無戰事，各衛皆無戰爭準備，貿然一戰未必是良機，反而隻能使事態加劇，危害甚大，臣請皇上三思。”
朱翊鈞稍稍沉默，問道：“那麽，這股倭寇到底從何而來，又如何逃過海防監視進入長江內河，乃至於殺到南京城外的？”
這也是兵部的事，周詠還是要出來作答。高務實在京時，這位大司馬很少有表現的機會，現在難得有此機會，卻偏偏都是壞事，也是夠倒黴的。
周詠下意識清了清嗓子，施禮道：“回皇上，關於倭寇進入長江一事，駐紮在崇明縣的劉家河遊擊唐文方已有回稟。
據他所言，當時倭寇賊船七艘由島南進入長江口，崇明守禦千戶所與關稅署稅警總隊蘇鬆緝私艦隊崇明岸防所同時發現賊蹤，崇明守禦千戶所立刻派船通知本衛(鎮海衛，駐蘇州府太倉州)，而關稅署稅警總隊蘇鬆緝私艦隊則立刻派出當時在港的一艘戰船(即那艘武裝運輸艦)尾隨追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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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翊鈞伸手製止他繼續往下說，而是問道：“朕問兩件事：其一，崇明縣在長江口之中心，大司馬說那些倭船由島南駛入，是否意味著他們來自蘇鬆或者浙江方向？
其二，倭寇行事曆來以財帛為目的，朕聞如今上海港繁榮興盛不亞於南京，倭寇何以舍近求遠，不去上海港卻去南京？須知南京不僅城防堅固，且當時漕軍聚集，足有二三萬之多，倭寇人數不及漕軍十一，何以如此狗膽包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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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大明海防之堅本不必細說，但江浙沿海已多年不曾再遭遇倭寇侵襲，平時巡海又有固定時間，倭寇但凡有一二內線，必能躲過我巡海艦隊。但此中的確有一個疑點，即江浙沿海除了我水師巡海之外，本有無數商船幅軸往來，此次竟無一船發現賊蹤並上報，著實有些異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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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南京，此番漕軍匯聚，漕船數百，船上載貨無數，利益巨大，足以羨煞倭寇，令其垂涎欲滴。而漕軍不善作戰，數十年前曾多次被倭寇以極小代價掠走大量貨物，因此倭寇不怕漕軍。
臣以為，眼下的問題不在於倭寇為何敢去南京，而在於倭寇何以知曉南京彼時有大量漕軍船隻停靠——據臣所知，江南漕船此次匯聚南京，乃是出自漕運總督舒應龍的命令。”
朱翊鈞目光一凝：“大司馬是在懷疑舒應龍？”他此言一出，申時行與王錫爵都忍不住皺眉，心裏盤算怎麽應對這樣的質疑。
但不料周詠這次的表現非常“公正”，沒有承認這一說法，反而道：“皇上誤會了，臣的意思是舒應龍身邊或是漕軍內部有人告密。”
其實並非周詠不懷疑舒應龍，而是他自認說話沒有高務實管用，而且也不是言官，不能在沒有事實根據之前隨意“風聞議事”，因此話不能說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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