藩王造反？不，王錫爵才不打算真的慫恿此事。且不說如今的藩王們早被朝廷當豬養了百數十年，懂得如何打仗的不說一個沒有，但至少有能力鬧出造反這規模事態來的，那是真的一個也找不出來。
大明朝廷在各地藩王所屬區域都部署有重兵，而藩王本身的所謂軍隊全都隻有數百人的護衛。這些護衛名義上很多是世襲的，但更多的早就不是世襲，而是如層層轉包一般隨意雇傭而來，不是老實巴交的農民，就是遊手好閑的無賴，讓他們上戰場怕不是比讓老母豬上樹還難。
就憑這群廢物，也配造反？當地衛所兵再怎麽不堪，搞定他們也不過易如反掌。與其把心思和力量花在這種絲毫沒有成功可能的事上，還不如搞點真正的大新聞。
王錫爵挑中的目標，是漕工。
早年大明朝的首都在南京，地處中國經濟中心，“四方貢賦，道近而易”，此時朝廷實行海運，將糧草運輸到北方，主要是作為軍糧使用。
到了成祖遷都北京，伴隨著數十萬軍隊與中樞朝廷工作人員以及皇宮服侍人員一並前往。北方糧食開銷劇增，朝廷經過幾番討論，最終因為運量過小、海盜倭寇、海上風浪觸礁等問題下，放棄海運實行河運。
這一政策雖短時間給北方供應帶來了穩固和便利，但從原曆史的軌跡來看，也成為中後期大明難以改革的弊政，影響了大明的長遠發展，是一個弊大於利的製度。
關於河海運輸問題的爭論在當時就達到高潮，而停止海運的決策到底是如何做出的？事實上，早在洪武六年，因為海運遼響船失事問題發生，彼時還存在的中書省便奏報請求在北方加緊屯田以減少海運。
到了洪武二十七年，遼東二十一衛糧餉基本自給，於是在洪武三十年停止海運。永樂元年，北京糧儲不足，朝廷不得已再開海運，以平江伯陳煊為總兵官督理海運，大船從南京揚帆起航。
起壞頭的是永樂元年七月，戶部尚書鬱新提出了運河輸糧法，即利用漕船從淮安入淮河，經黃河至衛河北上入海河，再陸路至北京。不過，由於這個路線需要多次轉運，即便好大喜功如朱棣也擔心會太過於勞民傷財，於是否決掉了。
當年八月，陳煊由海上輸送五十萬石糧餉安全到達北京，給了朝廷堅持海運的決心。可海運風險太大這個客觀環境的存在，使得一直有人建議重修大運河。
最終，朝廷用工26萬人，曆時6個月，疏通了濟寧至臨清385裏的會通河，同時根據地勢高低，修建水閘38座“以時蓄泄”。
於是永樂十年時，工部尚書宋禮力再次指出海運的弊端，提出調整河海比重。又有平江伯陳煊治理淮河河道成功，可使3000艘漕船同時出動，載糧400萬石，暢通無阻。
到了永樂十三年，經負責財政、運輸的官員們多次請求，大明朝廷停止海運、改行漕運，大運河真正成為了南北經濟大動脈。在此後近兩百年裏，雖然海運也偶然會重啟，但漕運始終還是主流。
這一情況直到高拱當政那段時間，由於彼時黃河不斷泛濫，漕運動不動就便堵塞不可行，嚴重威脅了京師及九邊糧食安危，這才不得已重新實施了“河海並行”的策略。這個策略的特點是不廢除漕運，但加強海運輸送。
本質上來講，高拱當時是“漕運為主，海運為輔”，至於實際運糧比重，大抵是漕運約占五分之三，海運約占五分之二。
郭樸時期蕭規曹隨，這個局麵大致沒有變化；張四維時期基本也沒調整，但進一步加強了海運物資的種類，把南方不少實物貢賦也放進了海運。比如江南某地禦貢茶葉、絲綢這一類。這樣一來，海運的總運輸量雖然增加不明顯，但運輸價值明顯大有提升。
到了申時行時期，他麵臨嚴重的糾結，因為心學派內部對於這件事出現了地域爭議。
南直隸長江以北的地區包括揚州、淮安等地，堅決要求申時行提高漕運比例；長江以南的地區包括南京、杭州乃至於淞滬老家，則強烈要求增加海運規模，尤其要求申時行確保高價值產品走海運而不能走漕運。
為什麽會發生這種爭議？其實不難解釋，利益罷了。不過此處還是得先說一下大明的漕運體係到底是怎麽運行的，這個爭議才好說清楚。
漕運體係剛開始被視為軍事工程，運送糧餉的人員都是軍人，由前海運總督陳煊出任漕運總兵官，他一直擔任這個職務長達三十年。
英宗正統四年(1439年)，朝廷以濟寧為界，南北各設一名侍郎管理漕運；次年設置由文官擔任的漕運總督統籌事宜，其軍事管理職能大大降低。漕運總督不設置固定的辦公地點，不定期巡視臨清、濟寧、徐州、揚州等地的漕運行署衙門。
宣德以後武官漕運權被文官取代，實行文武雙軌製，但實際上作為擁有超大權力的漕運總督是地位遠遠高於漕運總兵的。到了萬曆年間，由於海運興起，占了五分之二比重，漕運總兵廢除，一切事宜均由文官負責。
漕運總督地位極高，原曆史上大明朝有99位曾任漕運總督的官員，其中30餘位後來都入閣拜相。
由於大明財政體係設計得十分差勁，全國稅收絕大多數來自於土地稅，而同時農業稅率又偏低，所以國家財政收入基本不會超過3000萬(實物糧稅被等價計算的情況下)。這3000萬有1200萬被地方政府截留，北方上繳的800萬直接供應九邊軍隊，剩下1000萬在南方征收後經過漕運輸送820萬到北京。
漕運方式經曆了多次改革，永樂十三年到宣德五年實施的是“支運法”。停止海運後，糧食僅通過運河輸送，然而運河的輸送量是有限的，於是朝廷就要求各地將上繳的糧餉運到淮安儲備起來，然後分批輸往北京——你看，淮安為什麽要求提高漕運比例，答案的主要部分就在這裏。
宣德五年至成化七年實施“兌運法”，此時朝廷好像意識到了百姓長途輸運的負擔過大，於是推行由軍隊直接運送漕糧，但是需要百姓自行承擔損耗，結果從實際上來說也並沒有減輕負擔。
成化七年開始直至現在朝廷都施行“改兌法”。此法來自於成化七年漕運總督滕昭的提議，即免除農民的運糧，由軍隊直接到各縣運輸，但需要征收額外費。
怎麽說呢，這個辦法的立意或許是好的，但和古今中外無數法案一樣，歪嘴和尚總能把經念得沒人可以聽懂，完全偏離本意。
打個比方，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揚州府有一則記錄，這一年一戶百姓需要承擔稅糧1.73石，額外費1石，但百姓需要用1.2兩銀子抵消1石的額外費，然而實際上當時當地1石糧食僅值0.7兩銀子，這中間的差額就成了各級官吏的油水。
揚州為什麽也要求申時行提高漕運比例，答案在此已經不言自明。
不過，申時行的麻煩不是本章此刻要說的重點，重點是王錫爵此刻的目標對象：漕工——也叫漕軍。
成化七年後的大明，每年征收漕糧的工作由12萬漕軍來負責，這些漕軍來自運河沿岸的124個衛所，漕軍在工作上聽從漕運總督衙門，但人事關係留在本衛原處。
這個製度一聽就知道肯定有很大的問題，事實也是如此，各級漕運官員克扣軍餉，奴役士兵情況普遍存在。比方說，如果運輸過程中漕船因氣候原因或擱淺漏水而導致糧餉的減少，則需要由漕軍來承擔百分之四十的責任。
漕軍為了養活家庭，就通過各種方式賺取收益，結成了一個利益集團，以保障自己的生活。這裏的“各種方式”，甚至包括走私貿易——鹽也是其中之一，甚至還是主要走私品。
你看吧，事情又繞回了淮揚。淮揚是鹽業聚集地，漕軍或說“漕工集團”早就和淮揚大小鹽商們達成了利益共同體，漕軍需要鹽商們供貨，鹽商們也需要漕軍“免稅分銷”。
顯然，在這種製度下，所謂漕軍很快就失去了戰鬥力，變成普通的勞動組織，即所謂漕工。說他們毫無戰鬥力可不是胡亂冤枉，比如正德五年(1510年)，山東一夥反賊將停靠在濟寧港的1552艘船隻洗劫一空，而如此多漕船上的士兵居然毫無作為，任由反賊取走，哪有半點“兵”樣？
這事件當然震驚了整個朝廷，山東道監察禦史質問漕運衙門：“……但軍至數萬，總兵、參將統製，把總、指揮分領，未聞何官以勇死傷者！”這充分暴露了所謂漕軍作為軍隊而言已經完全是名存實亡，他們徹底由漕軍變成了漕工。
內陸運輸本來就有很大的弊端，一是運河河道窄淺，經常麵臨水源不足的問題，尤其是初春暮秋時節，河道幹涸，需要人工引水；二是剛才說過的，黃河經常決口，所攜帶的泥沙就流入運河中，疏通河道耗費巨大。
因此早在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禮部侍郎邱濬便提議重開海運。彼時，他詳細講明了海運的優勢：“海運雖漂溺之患，但海舟每艘可載糧1000餘石，相當河舟三倍，省牽卒之勞、駁淺之費、挨次之守。”
邱濬就是《大學衍義補》的作者，高務實當年陪高拱起複來京時就在讀這本書，他認為邱濬是大明朝難得的經濟學家之一。可惜他說得再有道理，當時朝廷仍然未曾采納，隻是嘉獎了他一番，大意是您老辛苦了，但是事情不太好辦，以後再說吧。
到了嘉靖初年，內閣大臣桂萼提出恢複海運，“舟行海洋，不畏深而畏淺，不畏風而憂礁”。此議論一出，很快就遭到了很多官員的反對，尤其是漕運總督衙門直呼祖宗之法不可變。
順便提一句，桂萼才是真正的“一條鞭法之父”，是他頭一個提出此法的。別的不說，誇桂萼是個“有見識的改革派”想必錯不了。
再之後就是重開海運了。隆慶六年，由時任漕運總督王宗沐、都禦史梁夢龍聯名首倡(當然這是在受過暗示之後的動作)，內閣高拱、張居正立刻表示支持，戶部在商議後同意試行海運，於是萬曆元年三月，第一批12萬石糧餉順利抵達天津港。
如果事情隻到這一步，或者隻到張四維往海運加入高價值貢賦，問題都不大，甚至申時行秉政前期猶猶豫豫也沒關係。漕運雖然被海運“瓜分”走了五分之三的份額，但也還能勉力維持，加上漕糧運得少了，就有更多的時間和機會去走私，漕工們的生活水平居然還略有提升，那自然是能維持的。
可是，隨著高務實位晉戶部尚書，這一美好局麵很快就麵臨危險，甚至在不久之後開始陷入“滅頂之災”的大危機之中。
高務實收攏財權之後新設兩署十三司，對民間走私的打壓也開始變得嚴厲起來——這個“民間”其實主要就是針對鹽商集團。
鹽商集團之所以強大，不僅僅是因為他們有錢，而是因為鹽商集團本質上是一個“權錢集團”，是官商勾結的利益集團。
在鹽商的上遊是以南直隸為主的勳貴、文官利益聯盟，下遊則是如漕工集團這樣的分銷組織，乃至於還有運河沿線各個地區的地方豪強參與其中。
如此龐大、強大的利益集團，正常來講當然無人敢動，但高務實顯然不在正常範疇。他本身也是官場老手，根本不去管什麽官商勾結，上來直接針對走私進行打擊，精準出手但絕不輕易牽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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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一來，既確保自己的行為絕對合法，又讓鹽商集團無論上遊下遊還是他們自己都感受到刻骨的疼痛。鹽商集團利益共同體經過一年多近兩年的忍耐，早就已經忍不住了，對高務實的怨氣直衝霄漢，隻欲除之而後快。
除掉高務實，這任務難度至少現在看來肯定過高了，但利用這種憤怒和怨恨搞點大新聞，王錫爵認為還是辦得到的。
王錫爵本人就是南直隸出身的高官，他堂堂蘇州首富的身家，那可不是家裏種田就種得出來的。就算從自家利益來看，這件事也是非辦不可，何況現在還能一石二鳥，公私兩便。
高務實隻是打擊走私，官員、勳貴都不好直接出麵說不行。地方豪強雖然整體來看影響力不弱，但聯合起來發聲卻很困難，要搞事也不容易，真鬧點什麽立刻就會被逐個擊破。
惟獨漕工，作為朝廷的“軍隊”，一旦十幾萬人鬧了起來，加上他們的家人、家族，那就是百萬規模的巨大騷亂，稍有不慎就可能轉變成一場暴動，朝廷絕不可能坐視不管。
那還說什麽？動搖高務實在皇帝心目中的能臣地位、以後方不穩逼迫高務實從前線折返並讓伐元功虧一簣，以此確保高務實不能統一實學派然後在政治上從此穩壓心學派，現在就全看漕工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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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朝廷在各地藩王所屬區域都部署有重兵，而藩王本身的所謂軍隊全都隻有數百人的護衛。這些護衛名義上很多是世襲的，但更多的早就不是世襲，而是如層層轉包一般隨意雇傭而來，不是老實巴交的農民，就是遊手好閑的無賴，讓他們上戰場怕不是比讓老母豬上樹還難。
就憑這群廢物，也配造反？當地衛所兵再怎麽不堪，搞定他們也不過易如反掌。與其把心思和力量花在這種絲毫沒有成功可能的事上，還不如搞點真正的大新聞。
王錫爵挑中的目標，是漕工。
早年大明朝的首都在南京，地處中國經濟中心，“四方貢賦，道近而易”，此時朝廷實行海運，將糧草運輸到北方，主要是作為軍糧使用。
到了成祖遷都北京，伴隨著數十萬軍隊與中樞朝廷工作人員以及皇宮服侍人員一並前往。北方糧食開銷劇增，朝廷經過幾番討論，最終因為運量過小、海盜倭寇、海上風浪觸礁等問題下，放棄海運實行河運。
這一政策雖短時間給北方供應帶來了穩固和便利，但從原曆史的軌跡來看，也成為中後期大明難以改革的弊政，影響了大明的長遠發展，是一個弊大於利的製度。
關於河海運輸問題的爭論在當時就達到高潮，而停止海運的決策到底是如何做出的？事實上，早在洪武六年，因為海運遼響船失事問題發生，彼時還存在的中書省便奏報請求在北方加緊屯田以減少海運。
到了洪武二十七年，遼東二十一衛糧餉基本自給，於是在洪武三十年停止海運。永樂元年，北京糧儲不足，朝廷不得已再開海運，以平江伯陳煊為總兵官督理海運，大船從南京揚帆起航。
起壞頭的是永樂元年七月，戶部尚書鬱新提出了運河輸糧法，即利用漕船從淮安入淮河，經黃河至衛河北上入海河，再陸路至北京。不過，由於這個路線需要多次轉運，即便好大喜功如朱棣也擔心會太過於勞民傷財，於是否決掉了。
當年八月，陳煊由海上輸送五十萬石糧餉安全到達北京，給了朝廷堅持海運的決心。可海運風險太大這個客觀環境的存在，使得一直有人建議重修大運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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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永樂十年時，工部尚書宋禮力再次指出海運的弊端，提出調整河海比重。又有平江伯陳煊治理淮河河道成功，可使3000艘漕船同時出動，載糧400萬石，暢通無阻。
到了永樂十三年，經負責財政、運輸的官員們多次請求，大明朝廷停止海運、改行漕運，大運河真正成為了南北經濟大動脈。在此後近兩百年裏，雖然海運也偶然會重啟，但漕運始終還是主流。
這一情況直到高拱當政那段時間，由於彼時黃河不斷泛濫，漕運動不動就便堵塞不可行，嚴重威脅了京師及九邊糧食安危，這才不得已重新實施了“河海並行”的策略。這個策略的特點是不廢除漕運，但加強海運輸送。
本質上來講，高拱當時是“漕運為主，海運為輔”，至於實際運糧比重，大抵是漕運約占五分之三，海運約占五分之二。
郭樸時期蕭規曹隨，這個局麵大致沒有變化；張四維時期基本也沒調整，但進一步加強了海運物資的種類，把南方不少實物貢賦也放進了海運。比如江南某地禦貢茶葉、絲綢這一類。這樣一來，海運的總運輸量雖然增加不明顯，但運輸價值明顯大有提升。
到了申時行時期，他麵臨嚴重的糾結，因為心學派內部對於這件事出現了地域爭議。
南直隸長江以北的地區包括揚州、淮安等地，堅決要求申時行提高漕運比例；長江以南的地區包括南京、杭州乃至於淞滬老家，則強烈要求增加海運規模，尤其要求申時行確保高價值產品走海運而不能走漕運。
為什麽會發生這種爭議？其實不難解釋，利益罷了。不過此處還是得先說一下大明的漕運體係到底是怎麽運行的，這個爭議才好說清楚。
漕運體係剛開始被視為軍事工程，運送糧餉的人員都是軍人，由前海運總督陳煊出任漕運總兵官，他一直擔任這個職務長達三十年。
英宗正統四年(1439年)，朝廷以濟寧為界，南北各設一名侍郎管理漕運；次年設置由文官擔任的漕運總督統籌事宜，其軍事管理職能大大降低。漕運總督不設置固定的辦公地點，不定期巡視臨清、濟寧、徐州、揚州等地的漕運行署衙門。
宣德以後武官漕運權被文官取代，實行文武雙軌製，但實際上作為擁有超大權力的漕運總督是地位遠遠高於漕運總兵的。到了萬曆年間，由於海運興起，占了五分之二比重，漕運總兵廢除，一切事宜均由文官負責。
漕運總督地位極高，原曆史上大明朝有99位曾任漕運總督的官員，其中30餘位後來都入閣拜相。
由於大明財政體係設計得十分差勁，全國稅收絕大多數來自於土地稅，而同時農業稅率又偏低，所以國家財政收入基本不會超過3000萬(實物糧稅被等價計算的情況下)。這3000萬有1200萬被地方政府截留，北方上繳的800萬直接供應九邊軍隊，剩下1000萬在南方征收後經過漕運輸送820萬到北京。
漕運方式經曆了多次改革，永樂十三年到宣德五年實施的是“支運法”。停止海運後，糧食僅通過運河輸送，然而運河的輸送量是有限的，於是朝廷就要求各地將上繳的糧餉運到淮安儲備起來，然後分批輸往北京——你看，淮安為什麽要求提高漕運比例，答案的主要部分就在這裏。
宣德五年至成化七年實施“兌運法”，此時朝廷好像意識到了百姓長途輸運的負擔過大，於是推行由軍隊直接運送漕糧，但是需要百姓自行承擔損耗，結果從實際上來說也並沒有減輕負擔。
成化七年開始直至現在朝廷都施行“改兌法”。此法來自於成化七年漕運總督滕昭的提議，即免除農民的運糧，由軍隊直接到各縣運輸，但需要征收額外費。
怎麽說呢，這個辦法的立意或許是好的，但和古今中外無數法案一樣，歪嘴和尚總能把經念得沒人可以聽懂，完全偏離本意。
打個比方，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揚州府有一則記錄，這一年一戶百姓需要承擔稅糧1.73石，額外費1石，但百姓需要用1.2兩銀子抵消1石的額外費，然而實際上當時當地1石糧食僅值0.7兩銀子，這中間的差額就成了各級官吏的油水。
揚州為什麽也要求申時行提高漕運比例，答案在此已經不言自明。
不過，申時行的麻煩不是本章此刻要說的重點，重點是王錫爵此刻的目標對象：漕工——也叫漕軍。
成化七年後的大明，每年征收漕糧的工作由12萬漕軍來負責，這些漕軍來自運河沿岸的124個衛所，漕軍在工作上聽從漕運總督衙門，但人事關係留在本衛原處。
這個製度一聽就知道肯定有很大的問題，事實也是如此，各級漕運官員克扣軍餉，奴役士兵情況普遍存在。比方說，如果運輸過程中漕船因氣候原因或擱淺漏水而導致糧餉的減少，則需要由漕軍來承擔百分之四十的責任。
漕軍為了養活家庭，就通過各種方式賺取收益，結成了一個利益集團，以保障自己的生活。這裏的“各種方式”，甚至包括走私貿易——鹽也是其中之一，甚至還是主要走私品。
你看吧，事情又繞回了淮揚。淮揚是鹽業聚集地，漕軍或說“漕工集團”早就和淮揚大小鹽商們達成了利益共同體，漕軍需要鹽商們供貨，鹽商們也需要漕軍“免稅分銷”。
顯然，在這種製度下，所謂漕軍很快就失去了戰鬥力，變成普通的勞動組織，即所謂漕工。說他們毫無戰鬥力可不是胡亂冤枉，比如正德五年(1510年)，山東一夥反賊將停靠在濟寧港的1552艘船隻洗劫一空，而如此多漕船上的士兵居然毫無作為，任由反賊取走，哪有半點“兵”樣？
這事件當然震驚了整個朝廷，山東道監察禦史質問漕運衙門：“……但軍至數萬，總兵、參將統製，把總、指揮分領，未聞何官以勇死傷者！”這充分暴露了所謂漕軍作為軍隊而言已經完全是名存實亡，他們徹底由漕軍變成了漕工。
內陸運輸本來就有很大的弊端，一是運河河道窄淺，經常麵臨水源不足的問題，尤其是初春暮秋時節，河道幹涸，需要人工引水；二是剛才說過的，黃河經常決口，所攜帶的泥沙就流入運河中，疏通河道耗費巨大。
因此早在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禮部侍郎邱濬便提議重開海運。彼時，他詳細講明了海運的優勢：“海運雖漂溺之患，但海舟每艘可載糧1000餘石，相當河舟三倍，省牽卒之勞、駁淺之費、挨次之守。”
邱濬就是《大學衍義補》的作者，高務實當年陪高拱起複來京時就在讀這本書，他認為邱濬是大明朝難得的經濟學家之一。可惜他說得再有道理，當時朝廷仍然未曾采納，隻是嘉獎了他一番，大意是您老辛苦了，但是事情不太好辦，以後再說吧。
到了嘉靖初年，內閣大臣桂萼提出恢複海運，“舟行海洋，不畏深而畏淺，不畏風而憂礁”。此議論一出，很快就遭到了很多官員的反對，尤其是漕運總督衙門直呼祖宗之法不可變。
順便提一句，桂萼才是真正的“一條鞭法之父”，是他頭一個提出此法的。別的不說，誇桂萼是個“有見識的改革派”想必錯不了。
再之後就是重開海運了。隆慶六年，由時任漕運總督王宗沐、都禦史梁夢龍聯名首倡(當然這是在受過暗示之後的動作)，內閣高拱、張居正立刻表示支持，戶部在商議後同意試行海運，於是萬曆元年三月，第一批12萬石糧餉順利抵達天津港。
如果事情隻到這一步，或者隻到張四維往海運加入高價值貢賦，問題都不大，甚至申時行秉政前期猶猶豫豫也沒關係。漕運雖然被海運“瓜分”走了五分之三的份額，但也還能勉力維持，加上漕糧運得少了，就有更多的時間和機會去走私，漕工們的生活水平居然還略有提升，那自然是能維持的。
可是，隨著高務實位晉戶部尚書，這一美好局麵很快就麵臨危險，甚至在不久之後開始陷入“滅頂之災”的大危機之中。
高務實收攏財權之後新設兩署十三司，對民間走私的打壓也開始變得嚴厲起來——這個“民間”其實主要就是針對鹽商集團。
鹽商集團之所以強大，不僅僅是因為他們有錢，而是因為鹽商集團本質上是一個“權錢集團”，是官商勾結的利益集團。
在鹽商的上遊是以南直隸為主的勳貴、文官利益聯盟，下遊則是如漕工集團這樣的分銷組織，乃至於還有運河沿線各個地區的地方豪強參與其中。
如此龐大、強大的利益集團，正常來講當然無人敢動，但高務實顯然不在正常範疇。他本身也是官場老手，根本不去管什麽官商勾結，上來直接針對走私進行打擊，精準出手但絕不輕易牽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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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掉高務實，這任務難度至少現在看來肯定過高了，但利用這種憤怒和怨恨搞點大新聞，王錫爵認為還是辦得到的。
王錫爵本人就是南直隸出身的高官，他堂堂蘇州首富的身家，那可不是家裏種田就種得出來的。就算從自家利益來看，這件事也是非辦不可，何況現在還能一石二鳥，公私兩便。
高務實隻是打擊走私，官員、勳貴都不好直接出麵說不行。地方豪強雖然整體來看影響力不弱，但聯合起來發聲卻很困難，要搞事也不容易，真鬧點什麽立刻就會被逐個擊破。
惟獨漕工，作為朝廷的“軍隊”，一旦十幾萬人鬧了起來，加上他們的家人、家族，那就是百萬規模的巨大騷亂，稍有不慎就可能轉變成一場暴動，朝廷絕不可能坐視不管。
那還說什麽？動搖高務實在皇帝心目中的能臣地位、以後方不穩逼迫高務實從前線折返並讓伐元功虧一簣，以此確保高務實不能統一實學派然後在政治上從此穩壓心學派，現在就全看漕工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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