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有緣故？”吳兌麵現思索之色，斟酌著問道：“求真可是擔心皇上那兒……”
高務實沒有正麵回答，反而道：“近來小弟悟通了一件事，早年間我常聞一語，曰：‘德莫高於愛民，行莫賤於害民。’是故，董仲舒曾言：‘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
這話吳兌自然也知道，點頭道：“拔葵去織，確有此說，不過如今能這般做的人不說早已絕跡，至少鳳毛麟角。況且愚兄記得，求真你並不同意這話的意思吧？”
高務實剛才那段話的意思是，吃國家俸祿的人，不得和老百姓去爭奪利益。從古至今，“不與民爭利”都是最基本的執政理念，被稱為“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
“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史記》裏講，公儀休擔任魯相後，規定所有為官者不得經營產業、與民爭利，並以此嚴格要求自己和家人。
當公儀休吃到自家種的爽口蔬菜，就“拔其園葵而棄之”；看到自己家有人在織布，立即“疾出其家婦，燔其機”，還十分生氣地說：“欲令農士工女安所讎其貨乎？”自此，“拔葵去織”便成為一個流傳千古的成語，屢屢被後來者引以為戒。
如《隋書》記載，當時因百官所需費用不足，中樞和地方都設置用以放債的公款，“以息取給”。時任工部尚書蘇孝慈認為此乃官府與民眾爭利，“非興化之道”，就“上表請罷之，請公卿以下給職田各有差”。
《資治通鑒》裏也講，說武則天垂拱年間，管理皇家西苑的尚方監裴匪躬建議把吃不完的果蔬拿到市場上去賣，“以收其利”。時任宰相的蘇良嗣斷然叫停：“昔公儀相魯，猶能拔葵去織，未聞萬乘之主，鬻其果菜以與下人爭利也。”
按理說，自家織點布、種點菜，官府放貸收息，吃不完的果蔬拿去賣，這都不是什麽大事，但從公儀休、蘇孝慈到蘇良嗣，何以個個大發雷霆“小題大作”呢？
道理很簡單，意蘊也很深遠。從表麵上看，這樣做會對民生造成一定的衝擊和傷害。但深層次的危害在於，他們認為這個口子一旦打開，以後隻會越開越大，越來越多的人就會跟進和效仿。
而且在古代社會，政府和官員手中都握有權力，以這樣的公權力與“手無寸鐵”的百姓“爭利”，孰強孰弱高下立見。如是長此以往，弱肉強食之下便可能是民不聊生，最終必然百弊叢生、積重難返。
更為可怕的是，“爭利”開始往往是公開的、含蓄的，但逐漸就演變為敲詐，甚至搶劫了。如《梵天廬叢錄》載，韃清時某太監打著“老佛爺”的旗號，到開封為宮廷征取過冬用炭，對縣令說：“汝需備炭三十斤。”
這事並不難，可他隨即提出苛刻條件：“每枝長須一尺五寸，圓一寸五分”，且“不可有節”、“不可有裂紋”。當縣令麵露難色時，太監就恫嚇道：“萬一老佛爺凍著，汝罪不小！”
此時自然有人出來打圓場，道：“有銀子便好商量。”結果縣令便被敲去一千多兩白銀。從這個故事表達的意義上講，“拔葵去織”、“罷公廨錢”都是未雨綢繆之舉，目的是把禍患消除於萌芽之中。
“天地之大，黎元為先。”司馬遷在《貨殖列傳》中把治國的經濟政策分為五等：“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
為什麽“與民爭利”被視為最低下的經濟政策？這是因為，“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
人心，其實正是最大的政治。
“若爭小可，便失大道。”與民爭利無異於竭澤而漁，是對民心民意最大的忤逆和傷害，爭到的是利益，失去的是民心。“得眾則得國，失眾則失國。”唐太宗舟水之喻，興衰之理，不能不令人警醒。
高務實把這番道理說與吳兌聽了，吳兌的臉色便有些將信將疑，猶豫片刻，沉吟道：“求真是說，你我做這些物流買賣，也是與民爭利，因此本就應該罷手？
倘若道理如此，則你將此買賣轉而讓給朝廷，那不還是與民爭利？無非這爭利之人由你我換成朝廷罷了——可朝廷歸根結底乃是皇上啊，皇上與民爭利，豈非更大的壞事？
《孟子》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鹽鐵論》則言：‘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若你我及諸官都不能行此‘爭利’之舉，皇上又因何可為？”
高務實早料到吳兌聽完自己那番話之後必稱孟子，不錯，孟子一句“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成了後世儒生三句不離嘴的名言。
這話什麽意思？就是作為一個皇帝，你不要總是去把利益什麽的掛在嘴邊，這太庸俗了，你應該每時每刻都把仁義放在心裏，這才是人們喜歡的好皇帝。
《鹽鐵論》當中的儒生賢良說得更清楚一些：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
按理說這話的道理其實沒錯，如果皇帝不與民爭利，而且把仁義時刻掛在心裏，那麽天下也會因此而過得很好了。但問題是這句話到了明朝，因為對於一個字的理解的差異，導致了滿口仁義的明朝文官親手毀掉了大明王朝！
哪個字？“民”字。
何為民？
一個現代人看到這個字，自然會想到公民即為民，換句話說，普通老百姓便是“民”。
然而這個觀點在古代可未必是真理，不說一定是錯的，但至少一定有爭議，一定可以混淆。
剛才提到過的亞聖孟子，除了表達過一大堆的“民本”思想之外，他其實還說過一句可能“不太出名”的話：“為政不難，無獲罪於巨室。”
什麽意思？意思是治理國家很簡單，隻要你不得罪那些大家族就好了，有他們的支持，你就可以無往而不利。
科舉製實行之前，對於當時那些官員來說更是如此，隻要他們替各自的家族發聲，他們就可以在官場上穩如泰山。哪怕是偶爾被罷官了，過不久又會有人把他舉薦上去。
隋唐以降，科舉成了當官的必經之路，情況因而發生了一些改變，世家大族如果不能長期在科舉一道上保持興盛，往往也會家道中落。但也正因如此，越是在位秉權的官員就越發有斂財之心，因為越是將財力投入在子孫後輩的教育上，便越能確保自己家族的長盛不衰。
在現代漢語裏，“人民”是一個詞匯，表達的是一個意思，但在古代社會，比如現今的大明，“人”與“民”並不是同一個意思，它們所表達的含義其實是不同的。
與此類似的還有“群眾”，在後世那是連起來表達同一個意思的詞，但在古代社會亦不然：群就是群，眾就是眾，兩者並不統一。
甲骨文中的“人”字，是一眼就能看出其表達意思的，“可以直立並走動的”就是人。因此你在人字右邊加一個木字，木是障礙物，所以“休”，停止走動了；你在人字右邊加一個言字，那就是這個人去帶話，就是“信”，口信的信。
所以，人是自由的，擁有自行決定行止的個體。
民則不然，民在甲骨文中是先畫一個眼睛，由眼睛再衍申而出整體。郭沫若有一個著名的論斷，認為“民”是“橫目而帶刺，蓋盲其一目以為奴征，故古訓言‘民者盲也’。”
郭沫若認為，在殷商時期，“民”字這個象形字就是用一個錐子刺瞎左眼，這樣的人就是民，而民也就是奴隸。
但後來有些學者開始提出質疑，並且提出了新的說法，認為該象形字的意思，那個所謂的“錐子”其實指代的是“目光”，目光向下即為民。
什麽叫目光向下？就是低著頭看地麵，指不敢抬頭平視——當然，不敢平視的對象是指統治者，或者統治階級。
於是這樣一來就可以得出結論：“人”的地位高於“民”。
這不是隨便說說，看看經常性的組詞就知道，“仁人誌士”、“人定勝天”、“敢為人先”等，都包含著強烈的褒義，而民字固然也有褒義的地方，但更多的卻是如“賤民”、“草民”、“暴民”等這類貶義組詞。
正是由於這樣的原因，古人取名的時候是很少使用“民”字的，這和紅朝以後的取名風格形成了極其強烈的對比。
但也可能有人會問，那“李世民”怎麽解釋？他被取名的時候固然還不是秦王，更不是皇帝，可隴西李氏當時也是八柱國級別的門閥啊，為何就有了“民”字在他這個世家公子的名字裏頭？
那是因為李世民的“世民”絕非“世代為民”，它的本意是“經世濟民”——濟民啊，什麽叫濟？救濟的濟，其代表的意思是拯救萬民。
正因為“人”與“民”在古代社會根本不是一回事，所以無論在《論語》還是先秦的其他文獻中，“人”都有廣義和狹義之分。
廣義的“人”指區別於萬物的“人”，所有的“人”；狹義的“人”是指與“民”相對的“士”以上階層的“貴族”。而“民”則是指除狹義的“人”以外的平民百姓。
古漢語中“誨”字從言，與“言語”有關，“教”從反“文”，與“武力”有關。孔子“誨”的對象是“人”，“誨”的內容是“知(智)”；“教”的對象是“民”，“教”的內容是“戎”與“戰”。
搞明白這些就會發現，原來對於“人”，孔子主張“誨人不倦”，對於“民”，孔子則主張“不可使知之”。可見《論語》中“誨人”和“教民”的結構涇渭分明，孔子對此二者絕不相混。
到了大明朝，由於文官集團已經牢牢掌控了社會話語權，並且用各種民本思想來限製和約束皇權，故而對於“民”的歸屬，他們也出現了態度上的變化，有時候甚至有些精神分裂。
比如在說“教化萬民”的時候，文人士大夫們是把自己排除在“民”以外的，認為自己高“民”一等，是教化者而非受教化者。
但如果牽涉到利益，尤其是與皇權衝突的利益時，文人士大夫們的態度就變了，認為自己是“民”——我連爵位都沒有，官職也不能世襲，顯然不屬於“貴族”，那我憑什麽不是“民”呢？
因為我就是民，所以你皇帝不能與我爭利。這也正是曆史上東林黨認為收他們商稅就是“與民爭利”的基本思想來源。
至於你要問，那為何田賦又能收呢？嗯，因為田賦是曆朝曆代一直都要交的，是有曆史的慣性的，而且他東林黨本身又不需要交田賦，即便要交也交得極少，那當然沒有問題。你要是跟東林黨說以後官紳一體納糧，你看東林黨會有什麽反應。
然而眼下擺在高務實麵前的難題在於，東林黨是利益集團的朝中代表，實學派難道就不是利益集團了？
顯然不可能，實學派本身也逃不出利益集團這個窠臼。如果說有什麽不同，那就是當初以高拱為首的實學派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保皇黨”性質，其利益在早期基本依附於皇權而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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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拱時代，實學派依靠皇權取得官位、取得朝堂上的話語權，但經過郭樸、張四維時代，實學派已然逐漸做大，此時又怎麽可能不考慮自身利益最大化呢？
這時候大家發現，要想利益最大化，有一個現成的門路，隻要搭上這艘大船，利益就能確保——這艘大船就是京華。
依托高務實點石成金般的神奇力量，實學派官員逐漸進入“泛京華”體係，如果京華是一棵樹的主幹，那麽他們就逐漸成為了枝和葉。
“師兄家中別院可有園丁？”高務實問道：“園丁剪除冗枝雜葉，是為了整棵樹能夠長得更加幹高葉茂。”
吳兌眉頭大皺，道：“那這些‘冗枝雜葉’你又打算如何處置呢？愚兄方才已經說過，你若棄而不用，隻怕有的是人願意收攏起來。”
高務實道：“豈能棄而不用？小弟不是也說了麽，去掉冗枝雜葉是為了主幹更高——師兄，我們在江南地區要和那些人見真章了。”
高務實沒有正麵回答，反而道：“近來小弟悟通了一件事，早年間我常聞一語，曰：‘德莫高於愛民，行莫賤於害民。’是故，董仲舒曾言：‘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
這話吳兌自然也知道，點頭道：“拔葵去織，確有此說，不過如今能這般做的人不說早已絕跡，至少鳳毛麟角。況且愚兄記得，求真你並不同意這話的意思吧？”
高務實剛才那段話的意思是，吃國家俸祿的人，不得和老百姓去爭奪利益。從古至今，“不與民爭利”都是最基本的執政理念，被稱為“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
“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史記》裏講，公儀休擔任魯相後，規定所有為官者不得經營產業、與民爭利，並以此嚴格要求自己和家人。
當公儀休吃到自家種的爽口蔬菜，就“拔其園葵而棄之”；看到自己家有人在織布，立即“疾出其家婦，燔其機”，還十分生氣地說：“欲令農士工女安所讎其貨乎？”自此，“拔葵去織”便成為一個流傳千古的成語，屢屢被後來者引以為戒。
如《隋書》記載，當時因百官所需費用不足，中樞和地方都設置用以放債的公款，“以息取給”。時任工部尚書蘇孝慈認為此乃官府與民眾爭利，“非興化之道”，就“上表請罷之，請公卿以下給職田各有差”。
《資治通鑒》裏也講，說武則天垂拱年間，管理皇家西苑的尚方監裴匪躬建議把吃不完的果蔬拿到市場上去賣，“以收其利”。時任宰相的蘇良嗣斷然叫停：“昔公儀相魯，猶能拔葵去織，未聞萬乘之主，鬻其果菜以與下人爭利也。”
按理說，自家織點布、種點菜，官府放貸收息，吃不完的果蔬拿去賣，這都不是什麽大事，但從公儀休、蘇孝慈到蘇良嗣，何以個個大發雷霆“小題大作”呢？
道理很簡單，意蘊也很深遠。從表麵上看，這樣做會對民生造成一定的衝擊和傷害。但深層次的危害在於，他們認為這個口子一旦打開，以後隻會越開越大，越來越多的人就會跟進和效仿。
而且在古代社會，政府和官員手中都握有權力，以這樣的公權力與“手無寸鐵”的百姓“爭利”，孰強孰弱高下立見。如是長此以往，弱肉強食之下便可能是民不聊生，最終必然百弊叢生、積重難返。
更為可怕的是，“爭利”開始往往是公開的、含蓄的，但逐漸就演變為敲詐，甚至搶劫了。如《梵天廬叢錄》載，韃清時某太監打著“老佛爺”的旗號，到開封為宮廷征取過冬用炭，對縣令說：“汝需備炭三十斤。”
這事並不難，可他隨即提出苛刻條件：“每枝長須一尺五寸，圓一寸五分”，且“不可有節”、“不可有裂紋”。當縣令麵露難色時，太監就恫嚇道：“萬一老佛爺凍著，汝罪不小！”
此時自然有人出來打圓場，道：“有銀子便好商量。”結果縣令便被敲去一千多兩白銀。從這個故事表達的意義上講，“拔葵去織”、“罷公廨錢”都是未雨綢繆之舉，目的是把禍患消除於萌芽之中。
“天地之大，黎元為先。”司馬遷在《貨殖列傳》中把治國的經濟政策分為五等：“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
為什麽“與民爭利”被視為最低下的經濟政策？這是因為，“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
人心，其實正是最大的政治。
“若爭小可，便失大道。”與民爭利無異於竭澤而漁，是對民心民意最大的忤逆和傷害，爭到的是利益，失去的是民心。“得眾則得國，失眾則失國。”唐太宗舟水之喻，興衰之理，不能不令人警醒。
高務實把這番道理說與吳兌聽了，吳兌的臉色便有些將信將疑，猶豫片刻，沉吟道：“求真是說，你我做這些物流買賣，也是與民爭利，因此本就應該罷手？
倘若道理如此，則你將此買賣轉而讓給朝廷，那不還是與民爭利？無非這爭利之人由你我換成朝廷罷了——可朝廷歸根結底乃是皇上啊，皇上與民爭利，豈非更大的壞事？
《孟子》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鹽鐵論》則言：‘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若你我及諸官都不能行此‘爭利’之舉，皇上又因何可為？”
高務實早料到吳兌聽完自己那番話之後必稱孟子，不錯，孟子一句“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成了後世儒生三句不離嘴的名言。
這話什麽意思？就是作為一個皇帝，你不要總是去把利益什麽的掛在嘴邊，這太庸俗了，你應該每時每刻都把仁義放在心裏，這才是人們喜歡的好皇帝。
《鹽鐵論》當中的儒生賢良說得更清楚一些：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
按理說這話的道理其實沒錯，如果皇帝不與民爭利，而且把仁義時刻掛在心裏，那麽天下也會因此而過得很好了。但問題是這句話到了明朝，因為對於一個字的理解的差異，導致了滿口仁義的明朝文官親手毀掉了大明王朝！
哪個字？“民”字。
何為民？
一個現代人看到這個字，自然會想到公民即為民，換句話說，普通老百姓便是“民”。
然而這個觀點在古代可未必是真理，不說一定是錯的，但至少一定有爭議，一定可以混淆。
剛才提到過的亞聖孟子，除了表達過一大堆的“民本”思想之外，他其實還說過一句可能“不太出名”的話：“為政不難，無獲罪於巨室。”
什麽意思？意思是治理國家很簡單，隻要你不得罪那些大家族就好了，有他們的支持，你就可以無往而不利。
科舉製實行之前，對於當時那些官員來說更是如此，隻要他們替各自的家族發聲，他們就可以在官場上穩如泰山。哪怕是偶爾被罷官了，過不久又會有人把他舉薦上去。
隋唐以降，科舉成了當官的必經之路，情況因而發生了一些改變，世家大族如果不能長期在科舉一道上保持興盛，往往也會家道中落。但也正因如此，越是在位秉權的官員就越發有斂財之心，因為越是將財力投入在子孫後輩的教育上，便越能確保自己家族的長盛不衰。
在現代漢語裏，“人民”是一個詞匯，表達的是一個意思，但在古代社會，比如現今的大明，“人”與“民”並不是同一個意思，它們所表達的含義其實是不同的。
與此類似的還有“群眾”，在後世那是連起來表達同一個意思的詞，但在古代社會亦不然：群就是群，眾就是眾，兩者並不統一。
甲骨文中的“人”字，是一眼就能看出其表達意思的，“可以直立並走動的”就是人。因此你在人字右邊加一個木字，木是障礙物，所以“休”，停止走動了；你在人字右邊加一個言字，那就是這個人去帶話，就是“信”，口信的信。
所以，人是自由的，擁有自行決定行止的個體。
民則不然，民在甲骨文中是先畫一個眼睛，由眼睛再衍申而出整體。郭沫若有一個著名的論斷，認為“民”是“橫目而帶刺，蓋盲其一目以為奴征，故古訓言‘民者盲也’。”
郭沫若認為，在殷商時期，“民”字這個象形字就是用一個錐子刺瞎左眼，這樣的人就是民，而民也就是奴隸。
但後來有些學者開始提出質疑，並且提出了新的說法，認為該象形字的意思，那個所謂的“錐子”其實指代的是“目光”，目光向下即為民。
什麽叫目光向下？就是低著頭看地麵，指不敢抬頭平視——當然，不敢平視的對象是指統治者，或者統治階級。
於是這樣一來就可以得出結論：“人”的地位高於“民”。
這不是隨便說說，看看經常性的組詞就知道，“仁人誌士”、“人定勝天”、“敢為人先”等，都包含著強烈的褒義，而民字固然也有褒義的地方，但更多的卻是如“賤民”、“草民”、“暴民”等這類貶義組詞。
正是由於這樣的原因，古人取名的時候是很少使用“民”字的，這和紅朝以後的取名風格形成了極其強烈的對比。
但也可能有人會問，那“李世民”怎麽解釋？他被取名的時候固然還不是秦王，更不是皇帝，可隴西李氏當時也是八柱國級別的門閥啊，為何就有了“民”字在他這個世家公子的名字裏頭？
那是因為李世民的“世民”絕非“世代為民”，它的本意是“經世濟民”——濟民啊，什麽叫濟？救濟的濟，其代表的意思是拯救萬民。
正因為“人”與“民”在古代社會根本不是一回事，所以無論在《論語》還是先秦的其他文獻中，“人”都有廣義和狹義之分。
廣義的“人”指區別於萬物的“人”，所有的“人”；狹義的“人”是指與“民”相對的“士”以上階層的“貴族”。而“民”則是指除狹義的“人”以外的平民百姓。
古漢語中“誨”字從言，與“言語”有關，“教”從反“文”，與“武力”有關。孔子“誨”的對象是“人”，“誨”的內容是“知(智)”；“教”的對象是“民”，“教”的內容是“戎”與“戰”。
搞明白這些就會發現，原來對於“人”，孔子主張“誨人不倦”，對於“民”，孔子則主張“不可使知之”。可見《論語》中“誨人”和“教民”的結構涇渭分明，孔子對此二者絕不相混。
到了大明朝，由於文官集團已經牢牢掌控了社會話語權，並且用各種民本思想來限製和約束皇權，故而對於“民”的歸屬，他們也出現了態度上的變化，有時候甚至有些精神分裂。
比如在說“教化萬民”的時候，文人士大夫們是把自己排除在“民”以外的，認為自己高“民”一等，是教化者而非受教化者。
但如果牽涉到利益，尤其是與皇權衝突的利益時，文人士大夫們的態度就變了，認為自己是“民”——我連爵位都沒有，官職也不能世襲，顯然不屬於“貴族”，那我憑什麽不是“民”呢？
因為我就是民，所以你皇帝不能與我爭利。這也正是曆史上東林黨認為收他們商稅就是“與民爭利”的基本思想來源。
至於你要問，那為何田賦又能收呢？嗯，因為田賦是曆朝曆代一直都要交的，是有曆史的慣性的，而且他東林黨本身又不需要交田賦，即便要交也交得極少，那當然沒有問題。你要是跟東林黨說以後官紳一體納糧，你看東林黨會有什麽反應。
然而眼下擺在高務實麵前的難題在於，東林黨是利益集團的朝中代表，實學派難道就不是利益集團了？
顯然不可能，實學派本身也逃不出利益集團這個窠臼。如果說有什麽不同，那就是當初以高拱為首的實學派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保皇黨”性質，其利益在早期基本依附於皇權而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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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拱時代，實學派依靠皇權取得官位、取得朝堂上的話語權，但經過郭樸、張四維時代，實學派已然逐漸做大，此時又怎麽可能不考慮自身利益最大化呢？
這時候大家發現，要想利益最大化，有一個現成的門路，隻要搭上這艘大船，利益就能確保——這艘大船就是京華。
依托高務實點石成金般的神奇力量，實學派官員逐漸進入“泛京華”體係，如果京華是一棵樹的主幹，那麽他們就逐漸成為了枝和葉。
“師兄家中別院可有園丁？”高務實問道：“園丁剪除冗枝雜葉，是為了整棵樹能夠長得更加幹高葉茂。”
吳兌眉頭大皺，道：“那這些‘冗枝雜葉’你又打算如何處置呢？愚兄方才已經說過，你若棄而不用，隻怕有的是人願意收攏起來。”
高務實道：“豈能棄而不用？小弟不是也說了麽，去掉冗枝雜葉是為了主幹更高——師兄，我們在江南地區要和那些人見真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