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誆他?”王錫爵嗬嗬一笑,擺手道:“元輔可莫要隨意給我扣帽子呀,我哪裏是誆他了?現在這會兒,他去接手高日新必定會放出來的廠衛之權,皇上隻會讚他體諒聖意,對他格外高看一眼,又不會怪責他什麽,我這怎麽就是誆他了呢?”
申時行佯瞪了他一眼,道:“都這般時候了,元馭兄還在說笑!高日新此番又不會倒,他要做的無非是以退為進。以他在皇上心目中的地位,隻要他做出這般舉動,我料皇上不僅會疑心盡去,將來對高日新的寵信還會更上一層樓。
雖說此情此景之下,我等若是手段高明一些,抓住這段機不可失時不再來的時機,的確可以從中得點好處,但似元馭兄‘指點’張誠這廝的說法,什麽‘大可以放手施為’,那不是教他找死麽?無非是晚死一點,不至於當場暴斃罷了。”
王錫爵一臉無辜地攤了攤手,眉頭微微一挑:“那又如何呢?這些閹豎啊,都是些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的鼠目寸光之輩……元輔你方才沒看見他那般模樣麽?”
他說到此處,傲然一笑:“天下之事,自有我輩君子操持才得長久,這些個閹豎,他們隻會壞事罷了。不客氣的說,高日新雖然激進,雖然有時候立場太過滑頭,但他好歹是個能辦事的,縱有一些私心,也還在情理之中。
可是,如張誠這般閹豎,他們心中毫無半點公義,一門心思都隻是為了私利,若真讓他掌了內廷大權,讓皇上對他信任有加,將來必定成為我輩朝中君子之大敵——這閹豎之禍,那可比什麽黨爭都更糟糕。”
王錫爵這麽一說,申時行就明白他的想法了。誠然,高務實如今權勢太盛,氣勢也太高,是心學派當前之大敵,可是即便退一萬步說,實學派總還是文官派係,在同為文官的王錫爵眼中,再糟糕也總比閹黨強。
前者好歹還是內部矛盾,後者卻幾乎就上升到階級矛盾的地步了——什麽是閹黨啊?大明朝的閹黨實際上便是皇黨啊!
皇權和代表文官的相權爭了這麽多年,近些年才漸漸達成了一種微妙的平衡,尤其是高拱、郭樸輔政當今天子的少年時期那段時間,相權才真正有些相權的意思。
但以申時行、王錫爵之智,當然知道這種相權並不穩定,它實際上是依靠天子年少才取得的,而並非是相權本身到達了那般程度。
大明朝的內閣輔臣號稱閣老、相公,可那哪裏稱得上一個“相”字!
從政治權力而言,宰相製度下的宰相地位何等崇高,漢唐之宰相,甚至連皇帝也要敬他三分。宋代以前的宰相麵君議事,皇帝還必須要賜座給他,此所謂“宰相坐而論道”是也。
趙匡胤與弟弟趙匡義兩帝采取了措施削弱相權,先是把“坐而論道”的“座”給撤了,到了大明開國朱元璋登基後,更是借著胡惟庸一案對相權予以不遺餘力地壓製。
在胡惟庸一案爆發之前,明初宰相府不僅是朝廷的一級正式官署,而且具有許多法定的政治權力,它直接管轄朝廷負責行政的六部,向他們發號施令;而六部有什麽事也直接向宰相匯報和請示,甚至有些事情連皇帝也不一定知道。
可是正因如此,在朱元璋看來,這種相權是對君權的一種侵奪,完全不能容忍,故在胡惟庸案之後的洪武十三年便廢除了宰相一職及其所屬衙門。
而與宰相的權勢相比,閣臣簡直不敢望其項背。宰相製下的宰相擁有決策權、議政權和行政權。而自永樂時,皇帝早已把原來宰相擁有的決策權牢牢攥在手裏,行政執行權則交給六部,而議政權則分給了內閣。
內閣參與朝議或討論國家大事,不過是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朝廷的決策,因此說來,它從法律意義上無非是皇帝的頂級幕僚團和一個參議機構罷了。
內閣不僅政治權力嚴重不如宰相,從行政級別來看也差了十萬八千裏。過去的宰相往往位居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多數是正一品,偶爾例外也是從一品,乃是正兒八經的頂級官員。
而閣臣的行政級別壓根兒上不了台麵,如朱棣統治初期任命的七位閣臣,品秩最高的是大才子解縉,入閣前他是六品,入閣後升了點,但也不過五品。換句話說如果外放地方,大致不過相當於一個知府的行政級別。
這七人中位居末位的是胡儼,入閣前僅僅從七品,連一個縣太爺都不如。他們直接為皇帝辦事,介於皇帝與六部尚書之間,而他們的行政級別反而不如六部長官——這當然毫無疑問,尚書與侍郎一般是正二品、從二品,至少也是正三品。
對此,《明史》裏的評價相當到位:“雖居內閣,官必以尚書為尊”。所以到了後來,因為閣臣的實際地位已經大大提升,於是為了提高閣臣的品秩而又不破壞傳統,皇帝隻好讓閣臣做兼職。
最常見的做法是先任命某個將要入閣的大臣為禮部尚書或侍郎,亦或者吏部侍郎,再冠以“某殿某閣大學士”的名頭,這樣一來閣臣的行政級別就大大提高了。
然而必須要說明的是,這不過是一項很具中國特色的變通之法,並不是什麽固定規製,頂多算是“潛規則”,而直到明朝滅亡,內閣閣臣的行政級別都極其不穩定。更何況一旦不看那變通之法,則“某殿某閣大學士”本身始終都是品級很低的。
但是除此之外,宰相和閣臣還有一條更關鍵的差別,那就是從其配套的行政官署來看,宰相往往有自己的正式辦公場所與發號施令的機構:宰相府或丞相府。
在過去,比如唐代,文散官的最高官階叫做“開府儀同三司”,這一條絕大多數情況下就是專給宰相的加銜。而這,也正是明代閣臣遠不及前代的一點——沒有“開府”並且“儀同三司”的權力和地位。
什麽叫開府?就是這個人有自己專門的官衙作為辦公地點,而儀同三司則是明確規定他開的官衙,地位等同於三司。
何為三司?三公三師就是所謂“三司”。太尉、司徒、司空曰三公;太師、太傅、太保曰三師。
所以“開府儀同三司”意味著此人的地位就是“三司”這個級別,而大明沒有這個說法,因此三公三師也好,還包括三孤三少等,全部成了皇帝可以另外賜予的加銜——朕沒有賜予,那你們就慢慢混,慢慢升吧,別指望朕一次給你們“儀同三司”。
宰相開府不僅是“儀同三司”的地位很重要,更要緊的是相府裏有許多屬僚——左丞、右丞和參知政事等。而內閣閣臣就沒這個待遇,一般他們在某殿或某閣辦公,手下隻有幾個管理卷宗、抄抄寫寫的文書,相比宰相而言,那是寒酸到了極點。
更何況宰相開府還有一個更大的直接權力,上麵已經提到過一些:開府的宰相直接握有行政權,在某些朝代如秦、漢、魏晉等時期,甚至可以自行任免朝中絕大多數官員。
這是因為宰相本身隻對皇帝負責,而百官反倒並不需要直接對皇帝負責,卻是對宰相負責的。
後世很多人不明白為何偏偏大明朝的文官們和皇權衝突那麽大、那麽激烈、那麽不可調和,其實原因就在於此。
正所謂有壓迫就有反抗,皇權把相權壓製得太狠,所以大明朝的文官們對於恢複宰相的真正權力就越發念茲在茲,文官集團長期為此堅持不懈,矛盾當然就產生了,也根本不可避免。
心學派的官員當然也是文官,而且他們比實學派官員更加重視這種有些“複古”的傳統。因此,在王錫爵的眼中實學派固然是大敵,但好歹在大範疇內還屬於戰友,而作為皇權衍申的閹黨,在他眼裏才是真正的生死大敵,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那一種,根本不可調和,也沒有任何調和的理由。
之所以現在心學派和張誠這種閹豎居然攪和在一起,在王錫爵眼裏不過是典型的“經權有變”罷了——我隻是迫不得已才和你等閹豎合作一下,不代表你在我眼裏能算個什麽玩意。
他剛才一聽張誠那個“我輩”就勃然作色,要不是申時行連忙打眼色給他,差點就要當場發作,也正是因此。
我堂堂文人君子,會跟你一個閹豎是“我輩”?你這殘缺不全、畜生一樣的東西,也配和我這滿腹經綸的文人士大夫相提並論?
這就是王錫爵的思想,同樣也是申時行的心底所想,無非王錫爵脾氣更剛直,而申時行更陰柔罷了,本質上並無區別。
因此王錫爵如此一說,申時行便隻好歎息一聲,道:“閹豎自是不足與謀,隻是眼下實學勢大,我輩一時之間也隻好含垢忍辱、相忍為國了。可元馭兄這樣一說,萬一高日新尚未真正‘飛鷹折翅、猛虎落牙’,而張誠卻反而倒在了他前頭,那豈不是壞了大事?”
“元輔此說自然是老成謀國之言,錫爵自然深知。不過,也正因為如此,我等才尤其需要牢牢抓住此次機會,趁高日新被迫放權之機悄然掌握大勢,把之前的頹勢扳回來,否則下頭的晚輩弟子們繼續頹唐下去,將來再想挽回就更加難上加難了。
錫爵也正是考慮到這一點,才故意讓張誠這閹豎在前頭衝鋒陷陣,而我等隻要隱於其身後,悄悄拿回這些權力便好。倘若高日新被張誠鬧得心頭火起,待時局平穩之後,先把矛頭對準張誠,那就更是我輩求之不得的大喜事了。”
他的意思申時行其實早已明白過來,無非就是把張誠當炮灰,去吸引高務實的仇恨和火力。高務實當前一時半會兒肯定不便還擊,正是心學派悄悄“扳回大勢”的好機會。
而等到他能還擊之時,一旦把炮口對準張誠,張誠肯定也不會傻傻的坐以待斃,就算最終鬥不過高務實——這在申時行眼中幾乎是肯定的——但怎麽說也還能掙紮一段時間,這段時間同樣也是心學派可以利用的機會。
雖說王錫爵這樣做,按照一般的是非觀來講的確有些不折手段了,但申時行畢竟也覺得“閹豎不足與謀”,張誠與他們根本不是什麽同道中人,所以也就無所謂了。
含垢忍辱、相忍為國嘛,這又不是貶義詞。
他輕輕歎息一聲,卻沉沉點頭,道:“也是難為元馭兄了……就這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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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錫爵知道他會同意,聞言並不意外,隻是頷首道:“張誠這廝再如何衝鋒陷陣,眼下也頂多隻能顧得到廠衛那一塊兒,對於銓務,以他如今之地位和權勢,必定還插不上手。此正我輩之機會,元輔對此可有什麽成案?”
申時行不是高拱,不以善斷著稱,但他一貫善於傾聽意見,因此王錫爵這樣一說,他很自然地便答道:“正要請教元馭兄高見。”
“嗯……”王錫爵沉吟片刻,緩緩道:“愚意以為,眼下最關鍵的是高日新放權吏部到底會如何去放。他本人並非天官,楊無棣作為傀儡雖然畏其權勢威望,但畢竟不是正經的實學派官員,更不是高、郭二公之門生弟子,並不一定連退位去職這樣的事也完全聽高日新擺布。”
申時行問道:“元馭兄的意思是說,若高日新強命楊無棣自請去職,則楊無棣不僅可能抗命,甚至可能和高日新發生衝突?”
“抗命倒有可能,但若說衝突則恐怕還不至於。”王錫爵皺眉道:“我看楊無棣應該沒這麽大的膽量……雖然昔日高、郭二公的不少門生已經重任一方,但也還有不少仍舊在都察院中,甚至高日新的同年也有一些正在都察院任職禦史者。
楊無棣自掌銓以來,因為事事皆依高日新所決,已然素望大損。倘若為辭官一事又和高日新產生衝突,則必為實學派言官攻訌,說他戀棧權位,更失顏麵。是以愚意以為,他或許會在推薦繼任之事上惡心高日新一番。”
申時行心中一動,問道:“元馭兄是說,他或許會推薦我心學門人繼任天官?”
王錫爵沉吟道:“這種可能不好排除,但歸根結底,還是要看高日新的處置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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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說此情此景之下,我等若是手段高明一些,抓住這段機不可失時不再來的時機,的確可以從中得點好處,但似元馭兄‘指點’張誠這廝的說法,什麽‘大可以放手施為’,那不是教他找死麽?無非是晚死一點,不至於當場暴斃罷了。”
王錫爵一臉無辜地攤了攤手,眉頭微微一挑:“那又如何呢?這些閹豎啊,都是些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的鼠目寸光之輩……元輔你方才沒看見他那般模樣麽?”
他說到此處,傲然一笑:“天下之事,自有我輩君子操持才得長久,這些個閹豎,他們隻會壞事罷了。不客氣的說,高日新雖然激進,雖然有時候立場太過滑頭,但他好歹是個能辦事的,縱有一些私心,也還在情理之中。
可是,如張誠這般閹豎,他們心中毫無半點公義,一門心思都隻是為了私利,若真讓他掌了內廷大權,讓皇上對他信任有加,將來必定成為我輩朝中君子之大敵——這閹豎之禍,那可比什麽黨爭都更糟糕。”
王錫爵這麽一說,申時行就明白他的想法了。誠然,高務實如今權勢太盛,氣勢也太高,是心學派當前之大敵,可是即便退一萬步說,實學派總還是文官派係,在同為文官的王錫爵眼中,再糟糕也總比閹黨強。
前者好歹還是內部矛盾,後者卻幾乎就上升到階級矛盾的地步了——什麽是閹黨啊?大明朝的閹黨實際上便是皇黨啊!
皇權和代表文官的相權爭了這麽多年,近些年才漸漸達成了一種微妙的平衡,尤其是高拱、郭樸輔政當今天子的少年時期那段時間,相權才真正有些相權的意思。
但以申時行、王錫爵之智,當然知道這種相權並不穩定,它實際上是依靠天子年少才取得的,而並非是相權本身到達了那般程度。
大明朝的內閣輔臣號稱閣老、相公,可那哪裏稱得上一個“相”字!
從政治權力而言,宰相製度下的宰相地位何等崇高,漢唐之宰相,甚至連皇帝也要敬他三分。宋代以前的宰相麵君議事,皇帝還必須要賜座給他,此所謂“宰相坐而論道”是也。
趙匡胤與弟弟趙匡義兩帝采取了措施削弱相權,先是把“坐而論道”的“座”給撤了,到了大明開國朱元璋登基後,更是借著胡惟庸一案對相權予以不遺餘力地壓製。
在胡惟庸一案爆發之前,明初宰相府不僅是朝廷的一級正式官署,而且具有許多法定的政治權力,它直接管轄朝廷負責行政的六部,向他們發號施令;而六部有什麽事也直接向宰相匯報和請示,甚至有些事情連皇帝也不一定知道。
可是正因如此,在朱元璋看來,這種相權是對君權的一種侵奪,完全不能容忍,故在胡惟庸案之後的洪武十三年便廢除了宰相一職及其所屬衙門。
而與宰相的權勢相比,閣臣簡直不敢望其項背。宰相製下的宰相擁有決策權、議政權和行政權。而自永樂時,皇帝早已把原來宰相擁有的決策權牢牢攥在手裏,行政執行權則交給六部,而議政權則分給了內閣。
內閣參與朝議或討論國家大事,不過是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朝廷的決策,因此說來,它從法律意義上無非是皇帝的頂級幕僚團和一個參議機構罷了。
內閣不僅政治權力嚴重不如宰相,從行政級別來看也差了十萬八千裏。過去的宰相往往位居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多數是正一品,偶爾例外也是從一品,乃是正兒八經的頂級官員。
而閣臣的行政級別壓根兒上不了台麵,如朱棣統治初期任命的七位閣臣,品秩最高的是大才子解縉,入閣前他是六品,入閣後升了點,但也不過五品。換句話說如果外放地方,大致不過相當於一個知府的行政級別。
這七人中位居末位的是胡儼,入閣前僅僅從七品,連一個縣太爺都不如。他們直接為皇帝辦事,介於皇帝與六部尚書之間,而他們的行政級別反而不如六部長官——這當然毫無疑問,尚書與侍郎一般是正二品、從二品,至少也是正三品。
對此,《明史》裏的評價相當到位:“雖居內閣,官必以尚書為尊”。所以到了後來,因為閣臣的實際地位已經大大提升,於是為了提高閣臣的品秩而又不破壞傳統,皇帝隻好讓閣臣做兼職。
最常見的做法是先任命某個將要入閣的大臣為禮部尚書或侍郎,亦或者吏部侍郎,再冠以“某殿某閣大學士”的名頭,這樣一來閣臣的行政級別就大大提高了。
然而必須要說明的是,這不過是一項很具中國特色的變通之法,並不是什麽固定規製,頂多算是“潛規則”,而直到明朝滅亡,內閣閣臣的行政級別都極其不穩定。更何況一旦不看那變通之法,則“某殿某閣大學士”本身始終都是品級很低的。
但是除此之外,宰相和閣臣還有一條更關鍵的差別,那就是從其配套的行政官署來看,宰相往往有自己的正式辦公場所與發號施令的機構:宰相府或丞相府。
在過去,比如唐代,文散官的最高官階叫做“開府儀同三司”,這一條絕大多數情況下就是專給宰相的加銜。而這,也正是明代閣臣遠不及前代的一點——沒有“開府”並且“儀同三司”的權力和地位。
什麽叫開府?就是這個人有自己專門的官衙作為辦公地點,而儀同三司則是明確規定他開的官衙,地位等同於三司。
何為三司?三公三師就是所謂“三司”。太尉、司徒、司空曰三公;太師、太傅、太保曰三師。
所以“開府儀同三司”意味著此人的地位就是“三司”這個級別,而大明沒有這個說法,因此三公三師也好,還包括三孤三少等,全部成了皇帝可以另外賜予的加銜——朕沒有賜予,那你們就慢慢混,慢慢升吧,別指望朕一次給你們“儀同三司”。
宰相開府不僅是“儀同三司”的地位很重要,更要緊的是相府裏有許多屬僚——左丞、右丞和參知政事等。而內閣閣臣就沒這個待遇,一般他們在某殿或某閣辦公,手下隻有幾個管理卷宗、抄抄寫寫的文書,相比宰相而言,那是寒酸到了極點。
更何況宰相開府還有一個更大的直接權力,上麵已經提到過一些:開府的宰相直接握有行政權,在某些朝代如秦、漢、魏晉等時期,甚至可以自行任免朝中絕大多數官員。
這是因為宰相本身隻對皇帝負責,而百官反倒並不需要直接對皇帝負責,卻是對宰相負責的。
後世很多人不明白為何偏偏大明朝的文官們和皇權衝突那麽大、那麽激烈、那麽不可調和,其實原因就在於此。
正所謂有壓迫就有反抗,皇權把相權壓製得太狠,所以大明朝的文官們對於恢複宰相的真正權力就越發念茲在茲,文官集團長期為此堅持不懈,矛盾當然就產生了,也根本不可避免。
心學派的官員當然也是文官,而且他們比實學派官員更加重視這種有些“複古”的傳統。因此,在王錫爵的眼中實學派固然是大敵,但好歹在大範疇內還屬於戰友,而作為皇權衍申的閹黨,在他眼裏才是真正的生死大敵,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那一種,根本不可調和,也沒有任何調和的理由。
之所以現在心學派和張誠這種閹豎居然攪和在一起,在王錫爵眼裏不過是典型的“經權有變”罷了——我隻是迫不得已才和你等閹豎合作一下,不代表你在我眼裏能算個什麽玩意。
他剛才一聽張誠那個“我輩”就勃然作色,要不是申時行連忙打眼色給他,差點就要當場發作,也正是因此。
我堂堂文人君子,會跟你一個閹豎是“我輩”?你這殘缺不全、畜生一樣的東西,也配和我這滿腹經綸的文人士大夫相提並論?
這就是王錫爵的思想,同樣也是申時行的心底所想,無非王錫爵脾氣更剛直,而申時行更陰柔罷了,本質上並無區別。
因此王錫爵如此一說,申時行便隻好歎息一聲,道:“閹豎自是不足與謀,隻是眼下實學勢大,我輩一時之間也隻好含垢忍辱、相忍為國了。可元馭兄這樣一說,萬一高日新尚未真正‘飛鷹折翅、猛虎落牙’,而張誠卻反而倒在了他前頭,那豈不是壞了大事?”
“元輔此說自然是老成謀國之言,錫爵自然深知。不過,也正因為如此,我等才尤其需要牢牢抓住此次機會,趁高日新被迫放權之機悄然掌握大勢,把之前的頹勢扳回來,否則下頭的晚輩弟子們繼續頹唐下去,將來再想挽回就更加難上加難了。
錫爵也正是考慮到這一點,才故意讓張誠這閹豎在前頭衝鋒陷陣,而我等隻要隱於其身後,悄悄拿回這些權力便好。倘若高日新被張誠鬧得心頭火起,待時局平穩之後,先把矛頭對準張誠,那就更是我輩求之不得的大喜事了。”
他的意思申時行其實早已明白過來,無非就是把張誠當炮灰,去吸引高務實的仇恨和火力。高務實當前一時半會兒肯定不便還擊,正是心學派悄悄“扳回大勢”的好機會。
而等到他能還擊之時,一旦把炮口對準張誠,張誠肯定也不會傻傻的坐以待斃,就算最終鬥不過高務實——這在申時行眼中幾乎是肯定的——但怎麽說也還能掙紮一段時間,這段時間同樣也是心學派可以利用的機會。
雖說王錫爵這樣做,按照一般的是非觀來講的確有些不折手段了,但申時行畢竟也覺得“閹豎不足與謀”,張誠與他們根本不是什麽同道中人,所以也就無所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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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時行不是高拱,不以善斷著稱,但他一貫善於傾聽意見,因此王錫爵這樣一說,他很自然地便答道:“正要請教元馭兄高見。”
“嗯……”王錫爵沉吟片刻,緩緩道:“愚意以為,眼下最關鍵的是高日新放權吏部到底會如何去放。他本人並非天官,楊無棣作為傀儡雖然畏其權勢威望,但畢竟不是正經的實學派官員,更不是高、郭二公之門生弟子,並不一定連退位去職這樣的事也完全聽高日新擺布。”
申時行問道:“元馭兄的意思是說,若高日新強命楊無棣自請去職,則楊無棣不僅可能抗命,甚至可能和高日新發生衝突?”
“抗命倒有可能,但若說衝突則恐怕還不至於。”王錫爵皺眉道:“我看楊無棣應該沒這麽大的膽量……雖然昔日高、郭二公的不少門生已經重任一方,但也還有不少仍舊在都察院中,甚至高日新的同年也有一些正在都察院任職禦史者。
楊無棣自掌銓以來,因為事事皆依高日新所決,已然素望大損。倘若為辭官一事又和高日新產生衝突,則必為實學派言官攻訌,說他戀棧權位,更失顏麵。是以愚意以為,他或許會在推薦繼任之事上惡心高日新一番。”
申時行心中一動,問道:“元馭兄是說,他或許會推薦我心學門人繼任天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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