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德維拉總督表現得極有誠意，但此時高振炘卻擺起架子來了，怎麽說都不肯親自再去一趟，隻派出高木三和朱應楓兩人前往，代表他與德維拉總督繼續談判。
高木三隻是個高務實的家丁，甚至在家丁中都隻能算中遊的地位。朱應楓雖然也無爵位可襲，但到底出身比較高貴，伯爺爺是老成國公，親爺爺是前錦衣衛大都督，因此高木三主動把“主位”讓給了朱應楓。
朱應楓倒也不客氣，不僅坐了主位，還直接讓通譯向德維拉總督表明，說他朱某人出身大明數一數二的“公爵世家”，自己此前還曾在皇帝陛下的親軍服役多年雲雲。
德維拉總督一聽，頓時肅然起敬——公爵世家，這在歐洲可不是鬧著玩的，倘若是在神聖羅馬帝國的話，大抵就相當於選帝侯家族出身了。
而且這位先生還“在皇帝親軍服役多年”，換在歐洲的話，豈不是接近於陛下的侍從武官？了不得啊，這可是皇帝陛下的親信！
顯然德維拉總督陷入了思維定式的怪圈，他哪裏知道錦衣衛這個“皇帝親軍”其實是個“秘密警察”的身份，而朱應楓的所謂“服役多年”，不過是掛名在錦衣衛拿一筆俸祿，他本人甚至連錦衣衛南北鎮撫司衙門都沒去過幾回。
不管怎麽說，德維拉總督還是連忙起身行了個貴族的脫帽鞠躬禮——這位總督全名是聖地亞哥·德·維拉，中間這個“德”意味著他是一位貴族。貴族自有貴族間的禮儀規矩，尤其此時他已經切實感受過了“明軍”的強大，這一禮行得算是態度端正。
朱應楓很是滿意，也起身一揖，然後道：“受振炘司令委托，我與木三艦長代他與你等商談馬尼拉城投降與貴國戰俘釋放等相關事宜。”
朱應楓這番話說得還有點“西式”，原因是他在日本跑海貿時曾經和葡萄牙人打過交道，對於這些東西有基本了解。
其實曆史上明清兩朝雖然時間上一前一後離得不遠，但在對外交流的心態上而言，兩者之間的態度完全不同。尤其是，士大夫階層乃至整個統治階層，對於對外交流的態度截然不同。
在原曆史上，從1840年爆發鴉片戰爭，到1912年清帝遜位，中間一共有72年時間，而這其中絕大多數時間裏，中國社會各界依然沉浸在天朝上國美夢之中，拒絕改變、拒絕接觸西方，麵對洋人、火車、電報等新事物時的恐慌、敵視、愚昧表現，令後人感到完全不可思議。
這帶來了另一個問題：明朝時的中國人也是這麽保守麻木的嗎？
答案是否定的，晚明文人士大夫包括各級官員在內，絕大部分人心態都非常開放，其好奇心強烈得甚至讓西方傳教士感到驚訝。
在《利瑪竇中國劄記》中有詳細記載，利瑪竇在書中記述了中國人的強烈“好奇心”，“好像發了狂”，來訪者絡繹不絕，就是想了解西方的事情。不能和他見麵的人則通過書信來往，他收到很多信件，認識的不認識的，與他討論各方麵的話題，渴望獲得新知識。
後世有很多人認為，明朝文人依然沉醉於天朝上國的迷夢之中，隻有極少數人願意與傳教士交往，但利瑪竇的劄記顯然顛覆傳統認知。
有統計顯示，利瑪竇書籍中提到的有名有姓的明朝人，就至少有137個。這是直接提到了姓名的，沒有提及的還要更多。
比如原曆史上1592年，利瑪竇來到江西之後，立即為江西文人包圍，成為爭相交往的對象。
利瑪竇的《利氏致澳門孟三德神父書》中記載：“在這座城市裏……眾人都好奇的想見我一麵，有這麽多人來看望，還有重要的文人與要人(官員)，真使我興奮異常。”
來訪者絡繹不絕，會不會隻是看一看洋人，也就是俗話中的“看稀奇”呢？還真不是，因為不少士子要求拜利瑪竇為師，請他傳授西方學問，以至於利瑪竇都疲於應付了。而且，當時白鹿洞書院的院長章潢獲悉利瑪竇在南昌後，甚至邀請他到書院講學。後來，江西藩王樂安王、建安王還都曾邀請利瑪竇去他們府中作客，詢問歐洲的一些事宜。
1598年，利瑪竇抵達南京，引起了更大的旋風，因為南京是大明的文化中心之一。《利氏致高斯塔神父書》中明確記載，“中國人來拜訪我，有些人好像發了狂，爭先恐後，絡繹不絕……有的要學數學，有的對倫理科學感興趣”。
1601年，利瑪竇到了京師，依然大受歡迎，其中有一個叫張養默的年輕官員，甚至直接拜利瑪竇為師，經常以“畢達哥拉斯的一句格言‘老師這樣說的’為座右銘”。
總之，從南到北，明朝人不僅沒有拒絕利瑪竇的西學，反而發狂的追求，隻是對其天主教信仰大多不以為然。
明朝人對西學的好奇，還體現在官方與民間熱情的翻譯和印刷西學著作上。1605年的《利氏致高斯塔神父書》中有載：“前幾年曾給您寄《世界地圖》，是用中文在北京印刷的……已先後印刷十次以上，很多人希望占有一張，爭相購置。”
1608年的《利氏致羅馬總會長神父書》則記載：“今年初，我曾把大張《世界地圖》呈獻給中國皇帝(萬曆)，皇帝非常高興，便命工匠照我呈獻的地圖刻版，不久便印了不少張，很多殿中都掛起了《世界地圖》。”
由此可見，不僅民間、士林歡迎西學，而且萬曆帝本人也對此頗感興趣，並毫不排斥。
當時，除了神學書籍之外，利瑪竇的其他西學，都能吸引明朝文人的興趣，甚至利瑪竇的很多書籍，明朝文人都會主動印刷傳播。比如為利瑪竇贏得巨大聲譽的第一部哲理書《交友論》，就曾被反複印刷。
除了利瑪竇的書籍之外，其他傳教士的非傳教內容的西學書籍也很受歡迎，比如意大利傳教士艾儒略翻譯的《職方外紀》，就引起了明朝文人的極大熱情。
令人遺憾的是，這本書中提到了歐洲的眾多主要國家，竟然連烏克蘭、斯堪的納維亞諸國與希臘等都包括了，但到了鴉片戰爭時期，清朝道光帝和他的臣子們卻連英國在哪都不知道！
在這種瘋狂的學習之中，明末中國和歐洲在數學、天文學和物理學上的發展水平已經沒有顯著的差異。萊布尼茨1697年在《中國近事》序言中便說了，“中國這一文明古國與歐洲難分高下，雙方處於對等的較量中”。
當然，即便明朝與歐洲有一些差距，關係也不大。原因很簡單，明人並沒有自恃天朝而盲目自大，明朝文人有好奇心，更有追趕的雄心——哪怕在原曆史上沒有高務實帶來的改變。舉兩個例子就能顯而易見：
其一，在和葡萄牙、荷蘭等殖民者的交戰中，明人認識到隻有加強武器裝備才是“製夷”的不二法門，因此熱心學習、引進西方的火器，並迅速縮小了雙方的差距。與葡萄牙的屯門海戰中，汪鋐第一個提出“師夷製夷”，引進葡萄牙大炮，最終打敗了葡萄牙艦隊。
其二，在與西方傳教士交往過程中，明朝人認識到了自身的不足和落後之處。故1629年時，徐光啟給崇禎皇帝的奏折中便提出“欲求超勝，必須會通；會通之前，必須翻譯”，足可稱得上是字字珠璣，發人深省。
可見，當時不少文人已經意識到了問題，並提出了解決方案，這就是開放的態度，與韃清那種不管不問，偏偏堅信自己“老子天下第一”的詭異自信心形成鮮明對比。
其實還有一個活生生的例子，《海國圖誌》在中日的不同命運，充分說明了這種差別。
明治維新前後，日本如饑似渴的想要了解學習西方，與晚明中國對待西方的態度一樣。《海國圖誌》在清朝滯銷，根本就賣不出去，但拉到日本之後卻立即脫銷，幾次加版印刷都不夠賣，猶如明末利瑪竇的書籍一般熱銷。
態度是否決定一切暫且不說，但端正的態度一定是成功的基礎，基礎若都沒有，成功從何談起？
朱應楓雖然是“愚昧落後的傳統貴族階層”人物，但他一個愛搞海貿的人，對西方事務的關心其實一點也不意外。京華出版印刷的“世界地圖”他幾乎能脫手畫出來。
[注：不過此時京華的“世界地圖”因為高務實的刻意隱瞞而並沒有畫全，如澳洲就完全是“一團迷霧”狀態，而美洲也隻畫了個大概輪廓，非洲的內陸部分同樣刻意畫成了一團迷霧。大致上來說，京華版的世界地圖隻是基於此時歐洲對世界認知的“輪廓修正版”。]
換個角度來說，朱應楓現在的表現，也說明高務實“帶動勳貴階層走向開放”已經取得了一定的、階段性的成果。
他們不再是賺了銀子就買田，而是繼續投入商貿，以期獲得更大的利益。因為要投資商貿，從自身利益考慮也就需要更多的了解西方，故此高務實的“利益驅動改革”就在他們的主觀思想上取得了成功。
此時此刻，朱應楓直接把本次談判定義為“商談馬尼拉城投降與貴國戰俘釋放等相關事宜”，也是出被高務實經常在北洋海貿同盟中所宣揚的觀點所影響：西方人的禮儀浮於表麵，他們的態度大多時候決定於戰場上雙方的實際表現。
簡單的說，就是誰拳頭大，誰說話就可以硬氣，此即“夷狄畏威而不懷德”是也。
夷狄果然是畏威而不懷德的，德維拉總督雖然一肚子不爽，但眼下海戰大敗，“水淹七軍”的威脅又如高懸他頭頂之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使他不得不默認朱應楓的說法，隻能僵硬地點了點頭，回答道：“如您所願，閣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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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頓了一頓，德維拉總督卻實在忍不住他的歐洲人傳統，問道：“閣下，雖然我已經明確知曉您的高貴出身，但出於稱呼方便，我還是希望更確切地知道您本人的爵位。”
這句話翻譯給朱應楓之後，後者便有些為難。大明朝一貫吝惜爵賞(除了明末大亂時期)，國公雖然地位尊貴，但享有繼承權的“世子”也隻有一人，這位世子正式的稱謂就是“某國公世子”，而平時可以被以俗語尊稱為“小公爺”。
至於這位國公剩下的兒子們，隻有在非常私下的時候，可能被某些強行拍馬屁的人以“小公爺”尊稱，但那是擺不上台麵的。平常時候，他們的身份至少在官麵上就相當於白身——確保他們不是真正“白身”的，就是他們通常都會在錦衣衛或五軍都督府掛名一些職務。
如朱應楓原本一成年就是錦衣衛世襲百戶，三年考滿(也沒考，就是白混了三年)之後，就成了千戶。倘若沒有其他情況發生，他也沒有展現出什麽特殊才華的話，這個千戶大概就是他這輩子一直幹到頭的“官”了。
但他為了搞海貿，把自己在錦衣衛的官職包括世職都給辭了，這實際上意味著他其實變成了真正官方意義上的白身，現在德維拉讓他說明自己的爵位……就很麻煩。
朱應楓沉默了片刻，也隻好回答道：“我大明與爾歐羅巴規製有別，不可一概而論。我朝人丁億兆，但除皇室宗親之外，世襲爵位者不過數十人而已，是以我本人並未有正式爵位在身。不過，若以歐羅巴對等之製異地處之，我至少當為子爵，甚或伯爵亦未可知。”
德維拉還真不知道大明的封爵製度如此苛刻，聞言有些詫異，想了想忽然問道：“原來如此，那麽……冒昧請問伯爵先生，高務實閣下在大明帝國可有爵位？”
朱應楓搖頭道：“高司徒也無爵位在身，不過我朝另有一類極其重要的榮譽頭銜，其為‘三公、三師、三孤、三少’，乃是封爵以外最為重要的加銜。高司徒便是當今‘太子太師’，其銜為從一品，大抵以歐羅巴之習俗，可以視之為公爵與侯爵之間。”
實際上，朱應楓的這個“大抵”問題很大，因為高務實這個“太子太師”其實與爵位並無太多關係，朱應楨的這個“大抵”，恐怕是他自己按照品級搞的一個個人劃分，根本當不得真。
然而德維拉卻信了——可能是因為此時歐洲國家的國家重臣幾乎都是大貴族的原因，他覺得高務實的“類比爵位”在公爵與侯爵之間是完全應當的。
不過，對於“太子太師”這個很奇怪的榮譽頭銜，他還是很好奇，又問道：“伯爵先生，或許是翻譯問題，我不太理解這個頭銜的意義，您能否為我解釋一下它的含義？”
“呃，這個嘛……”朱應楓不禁有些撓頭，想了想道：“我想你可以將它理解為‘皇太子殿下的首席老師’。”
德維拉總督一聽，不禁肅然起敬，連連點頭，道：“原來如此，原來如此。看來高務實閣下將來一定會是貴國首相了。”
呃……朱應楓輕咳一聲，沒作聲，隻是裝出默認的樣子。
在他看來，“太子太師”和首輔之間有什麽必然聯係嗎？在大明其實並沒有。不過朱應楓知道，歐洲人的“皇太子殿下的首席老師”的確很可能是將來首相(或“宮相”)的重要候選人，所以也不好說人家理解錯了。
當然，朱應楓不反對的另一個理由是，德維拉的說法多半是錯有錯著了，因為在他這個“伯爵先生”看來，高務實將來做首輔也實在是大概率事件，怎麽好說人家理解錯了呢？
他這一默認，德維拉自然認為自己沒猜錯，當下振奮了一些，眼巴巴地看著朱應楓，問道：“既然如此，想必以高務實閣下的影響力，足以確保本次會談之後所簽訂的條約能夠得到大明帝國政府的切實肯定，並確保可以有效執行的，對嗎？”
朱應楓此時當然不會說不能保證，於是點頭道：“那是自然，高司徒不僅是‘皇太子殿下的首席老師’，而且還是皇帝陛下在長達十年的學生生涯中唯一的同學……相信你能理解這其中蘊含的巨大影響力。”
“當然，當然，我完全能夠理解。”德維拉總督居然有些興奮起來，馬上道：“那麽，我希望我們的會談能夠更加開誠布公，為此我願意先釋放善意，以示對和平的期盼：
我想說的是，如果高務實閣下能夠保證卡斯蒂利亞王國與大明帝國之間的公平貿易不受此次戰爭影響，並確保馬尼拉乃至呂宋王國日後的宗教信仰自由，確保天主教會在呂宋王國的財產安全和傳教自由，那麽以貴軍釋放我軍戰俘為前提，我方和平移交馬尼拉城是完全可以考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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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書友“曹麵子”的打賞支持，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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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木三隻是個高務實的家丁，甚至在家丁中都隻能算中遊的地位。朱應楓雖然也無爵位可襲，但到底出身比較高貴，伯爺爺是老成國公，親爺爺是前錦衣衛大都督，因此高木三主動把“主位”讓給了朱應楓。
朱應楓倒也不客氣，不僅坐了主位，還直接讓通譯向德維拉總督表明，說他朱某人出身大明數一數二的“公爵世家”，自己此前還曾在皇帝陛下的親軍服役多年雲雲。
德維拉總督一聽，頓時肅然起敬——公爵世家，這在歐洲可不是鬧著玩的，倘若是在神聖羅馬帝國的話，大抵就相當於選帝侯家族出身了。
而且這位先生還“在皇帝親軍服役多年”，換在歐洲的話，豈不是接近於陛下的侍從武官？了不得啊，這可是皇帝陛下的親信！
顯然德維拉總督陷入了思維定式的怪圈，他哪裏知道錦衣衛這個“皇帝親軍”其實是個“秘密警察”的身份，而朱應楓的所謂“服役多年”，不過是掛名在錦衣衛拿一筆俸祿，他本人甚至連錦衣衛南北鎮撫司衙門都沒去過幾回。
不管怎麽說，德維拉總督還是連忙起身行了個貴族的脫帽鞠躬禮——這位總督全名是聖地亞哥·德·維拉，中間這個“德”意味著他是一位貴族。貴族自有貴族間的禮儀規矩，尤其此時他已經切實感受過了“明軍”的強大，這一禮行得算是態度端正。
朱應楓很是滿意，也起身一揖，然後道：“受振炘司令委托，我與木三艦長代他與你等商談馬尼拉城投降與貴國戰俘釋放等相關事宜。”
朱應楓這番話說得還有點“西式”，原因是他在日本跑海貿時曾經和葡萄牙人打過交道，對於這些東西有基本了解。
其實曆史上明清兩朝雖然時間上一前一後離得不遠，但在對外交流的心態上而言，兩者之間的態度完全不同。尤其是，士大夫階層乃至整個統治階層，對於對外交流的態度截然不同。
在原曆史上，從1840年爆發鴉片戰爭，到1912年清帝遜位，中間一共有72年時間，而這其中絕大多數時間裏，中國社會各界依然沉浸在天朝上國美夢之中，拒絕改變、拒絕接觸西方，麵對洋人、火車、電報等新事物時的恐慌、敵視、愚昧表現，令後人感到完全不可思議。
這帶來了另一個問題：明朝時的中國人也是這麽保守麻木的嗎？
答案是否定的，晚明文人士大夫包括各級官員在內，絕大部分人心態都非常開放，其好奇心強烈得甚至讓西方傳教士感到驚訝。
在《利瑪竇中國劄記》中有詳細記載，利瑪竇在書中記述了中國人的強烈“好奇心”，“好像發了狂”，來訪者絡繹不絕，就是想了解西方的事情。不能和他見麵的人則通過書信來往，他收到很多信件，認識的不認識的，與他討論各方麵的話題，渴望獲得新知識。
後世有很多人認為，明朝文人依然沉醉於天朝上國的迷夢之中，隻有極少數人願意與傳教士交往，但利瑪竇的劄記顯然顛覆傳統認知。
有統計顯示，利瑪竇書籍中提到的有名有姓的明朝人，就至少有137個。這是直接提到了姓名的，沒有提及的還要更多。
比如原曆史上1592年，利瑪竇來到江西之後，立即為江西文人包圍，成為爭相交往的對象。
利瑪竇的《利氏致澳門孟三德神父書》中記載：“在這座城市裏……眾人都好奇的想見我一麵，有這麽多人來看望，還有重要的文人與要人(官員)，真使我興奮異常。”
來訪者絡繹不絕，會不會隻是看一看洋人，也就是俗話中的“看稀奇”呢？還真不是，因為不少士子要求拜利瑪竇為師，請他傳授西方學問，以至於利瑪竇都疲於應付了。而且，當時白鹿洞書院的院長章潢獲悉利瑪竇在南昌後，甚至邀請他到書院講學。後來，江西藩王樂安王、建安王還都曾邀請利瑪竇去他們府中作客，詢問歐洲的一些事宜。
1598年，利瑪竇抵達南京，引起了更大的旋風，因為南京是大明的文化中心之一。《利氏致高斯塔神父書》中明確記載，“中國人來拜訪我，有些人好像發了狂，爭先恐後，絡繹不絕……有的要學數學，有的對倫理科學感興趣”。
1601年，利瑪竇到了京師，依然大受歡迎，其中有一個叫張養默的年輕官員，甚至直接拜利瑪竇為師，經常以“畢達哥拉斯的一句格言‘老師這樣說的’為座右銘”。
總之，從南到北，明朝人不僅沒有拒絕利瑪竇的西學，反而發狂的追求，隻是對其天主教信仰大多不以為然。
明朝人對西學的好奇，還體現在官方與民間熱情的翻譯和印刷西學著作上。1605年的《利氏致高斯塔神父書》中有載：“前幾年曾給您寄《世界地圖》，是用中文在北京印刷的……已先後印刷十次以上，很多人希望占有一張，爭相購置。”
1608年的《利氏致羅馬總會長神父書》則記載：“今年初，我曾把大張《世界地圖》呈獻給中國皇帝(萬曆)，皇帝非常高興，便命工匠照我呈獻的地圖刻版，不久便印了不少張，很多殿中都掛起了《世界地圖》。”
由此可見，不僅民間、士林歡迎西學，而且萬曆帝本人也對此頗感興趣，並毫不排斥。
當時，除了神學書籍之外，利瑪竇的其他西學，都能吸引明朝文人的興趣，甚至利瑪竇的很多書籍，明朝文人都會主動印刷傳播。比如為利瑪竇贏得巨大聲譽的第一部哲理書《交友論》，就曾被反複印刷。
除了利瑪竇的書籍之外，其他傳教士的非傳教內容的西學書籍也很受歡迎，比如意大利傳教士艾儒略翻譯的《職方外紀》，就引起了明朝文人的極大熱情。
令人遺憾的是，這本書中提到了歐洲的眾多主要國家，竟然連烏克蘭、斯堪的納維亞諸國與希臘等都包括了，但到了鴉片戰爭時期，清朝道光帝和他的臣子們卻連英國在哪都不知道！
在這種瘋狂的學習之中，明末中國和歐洲在數學、天文學和物理學上的發展水平已經沒有顯著的差異。萊布尼茨1697年在《中國近事》序言中便說了，“中國這一文明古國與歐洲難分高下，雙方處於對等的較量中”。
當然，即便明朝與歐洲有一些差距，關係也不大。原因很簡單，明人並沒有自恃天朝而盲目自大，明朝文人有好奇心，更有追趕的雄心——哪怕在原曆史上沒有高務實帶來的改變。舉兩個例子就能顯而易見：
其一，在和葡萄牙、荷蘭等殖民者的交戰中，明人認識到隻有加強武器裝備才是“製夷”的不二法門，因此熱心學習、引進西方的火器，並迅速縮小了雙方的差距。與葡萄牙的屯門海戰中，汪鋐第一個提出“師夷製夷”，引進葡萄牙大炮，最終打敗了葡萄牙艦隊。
其二，在與西方傳教士交往過程中，明朝人認識到了自身的不足和落後之處。故1629年時，徐光啟給崇禎皇帝的奏折中便提出“欲求超勝，必須會通；會通之前，必須翻譯”，足可稱得上是字字珠璣，發人深省。
可見，當時不少文人已經意識到了問題，並提出了解決方案，這就是開放的態度，與韃清那種不管不問，偏偏堅信自己“老子天下第一”的詭異自信心形成鮮明對比。
其實還有一個活生生的例子，《海國圖誌》在中日的不同命運，充分說明了這種差別。
明治維新前後，日本如饑似渴的想要了解學習西方，與晚明中國對待西方的態度一樣。《海國圖誌》在清朝滯銷，根本就賣不出去，但拉到日本之後卻立即脫銷，幾次加版印刷都不夠賣，猶如明末利瑪竇的書籍一般熱銷。
態度是否決定一切暫且不說，但端正的態度一定是成功的基礎，基礎若都沒有，成功從何談起？
朱應楓雖然是“愚昧落後的傳統貴族階層”人物，但他一個愛搞海貿的人，對西方事務的關心其實一點也不意外。京華出版印刷的“世界地圖”他幾乎能脫手畫出來。
[注：不過此時京華的“世界地圖”因為高務實的刻意隱瞞而並沒有畫全，如澳洲就完全是“一團迷霧”狀態，而美洲也隻畫了個大概輪廓，非洲的內陸部分同樣刻意畫成了一團迷霧。大致上來說，京華版的世界地圖隻是基於此時歐洲對世界認知的“輪廓修正版”。]
換個角度來說，朱應楓現在的表現，也說明高務實“帶動勳貴階層走向開放”已經取得了一定的、階段性的成果。
他們不再是賺了銀子就買田，而是繼續投入商貿，以期獲得更大的利益。因為要投資商貿，從自身利益考慮也就需要更多的了解西方，故此高務實的“利益驅動改革”就在他們的主觀思想上取得了成功。
此時此刻，朱應楓直接把本次談判定義為“商談馬尼拉城投降與貴國戰俘釋放等相關事宜”，也是出被高務實經常在北洋海貿同盟中所宣揚的觀點所影響：西方人的禮儀浮於表麵，他們的態度大多時候決定於戰場上雙方的實際表現。
簡單的說，就是誰拳頭大，誰說話就可以硬氣，此即“夷狄畏威而不懷德”是也。
夷狄果然是畏威而不懷德的，德維拉總督雖然一肚子不爽，但眼下海戰大敗，“水淹七軍”的威脅又如高懸他頭頂之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使他不得不默認朱應楓的說法，隻能僵硬地點了點頭，回答道：“如您所願，閣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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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頓了一頓，德維拉總督卻實在忍不住他的歐洲人傳統，問道：“閣下，雖然我已經明確知曉您的高貴出身，但出於稱呼方便，我還是希望更確切地知道您本人的爵位。”
這句話翻譯給朱應楓之後，後者便有些為難。大明朝一貫吝惜爵賞(除了明末大亂時期)，國公雖然地位尊貴，但享有繼承權的“世子”也隻有一人，這位世子正式的稱謂就是“某國公世子”，而平時可以被以俗語尊稱為“小公爺”。
至於這位國公剩下的兒子們，隻有在非常私下的時候，可能被某些強行拍馬屁的人以“小公爺”尊稱，但那是擺不上台麵的。平常時候，他們的身份至少在官麵上就相當於白身——確保他們不是真正“白身”的，就是他們通常都會在錦衣衛或五軍都督府掛名一些職務。
如朱應楓原本一成年就是錦衣衛世襲百戶，三年考滿(也沒考，就是白混了三年)之後，就成了千戶。倘若沒有其他情況發生，他也沒有展現出什麽特殊才華的話，這個千戶大概就是他這輩子一直幹到頭的“官”了。
但他為了搞海貿，把自己在錦衣衛的官職包括世職都給辭了，這實際上意味著他其實變成了真正官方意義上的白身，現在德維拉讓他說明自己的爵位……就很麻煩。
朱應楓沉默了片刻，也隻好回答道：“我大明與爾歐羅巴規製有別，不可一概而論。我朝人丁億兆，但除皇室宗親之外，世襲爵位者不過數十人而已，是以我本人並未有正式爵位在身。不過，若以歐羅巴對等之製異地處之，我至少當為子爵，甚或伯爵亦未可知。”
德維拉還真不知道大明的封爵製度如此苛刻，聞言有些詫異，想了想忽然問道：“原來如此，那麽……冒昧請問伯爵先生，高務實閣下在大明帝國可有爵位？”
朱應楓搖頭道：“高司徒也無爵位在身，不過我朝另有一類極其重要的榮譽頭銜，其為‘三公、三師、三孤、三少’，乃是封爵以外最為重要的加銜。高司徒便是當今‘太子太師’，其銜為從一品，大抵以歐羅巴之習俗，可以視之為公爵與侯爵之間。”
實際上，朱應楓的這個“大抵”問題很大，因為高務實這個“太子太師”其實與爵位並無太多關係，朱應楨的這個“大抵”，恐怕是他自己按照品級搞的一個個人劃分，根本當不得真。
然而德維拉卻信了——可能是因為此時歐洲國家的國家重臣幾乎都是大貴族的原因，他覺得高務實的“類比爵位”在公爵與侯爵之間是完全應當的。
不過，對於“太子太師”這個很奇怪的榮譽頭銜，他還是很好奇，又問道：“伯爵先生，或許是翻譯問題，我不太理解這個頭銜的意義，您能否為我解釋一下它的含義？”
“呃，這個嘛……”朱應楓不禁有些撓頭，想了想道：“我想你可以將它理解為‘皇太子殿下的首席老師’。”
德維拉總督一聽，不禁肅然起敬，連連點頭，道：“原來如此，原來如此。看來高務實閣下將來一定會是貴國首相了。”
呃……朱應楓輕咳一聲，沒作聲，隻是裝出默認的樣子。
在他看來，“太子太師”和首輔之間有什麽必然聯係嗎？在大明其實並沒有。不過朱應楓知道，歐洲人的“皇太子殿下的首席老師”的確很可能是將來首相(或“宮相”)的重要候選人，所以也不好說人家理解錯了。
當然，朱應楓不反對的另一個理由是，德維拉的說法多半是錯有錯著了，因為在他這個“伯爵先生”看來，高務實將來做首輔也實在是大概率事件，怎麽好說人家理解錯了呢？
他這一默認，德維拉自然認為自己沒猜錯，當下振奮了一些，眼巴巴地看著朱應楓，問道：“既然如此，想必以高務實閣下的影響力，足以確保本次會談之後所簽訂的條約能夠得到大明帝國政府的切實肯定，並確保可以有效執行的，對嗎？”
朱應楓此時當然不會說不能保證，於是點頭道：“那是自然，高司徒不僅是‘皇太子殿下的首席老師’，而且還是皇帝陛下在長達十年的學生生涯中唯一的同學……相信你能理解這其中蘊含的巨大影響力。”
“當然，當然，我完全能夠理解。”德維拉總督居然有些興奮起來，馬上道：“那麽，我希望我們的會談能夠更加開誠布公，為此我願意先釋放善意，以示對和平的期盼：
我想說的是，如果高務實閣下能夠保證卡斯蒂利亞王國與大明帝國之間的公平貿易不受此次戰爭影響，並確保馬尼拉乃至呂宋王國日後的宗教信仰自由，確保天主教會在呂宋王國的財產安全和傳教自由，那麽以貴軍釋放我軍戰俘為前提，我方和平移交馬尼拉城是完全可以考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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