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務實管理自家的京華都是習慣於自己隻做規劃，具體事務分配到人，他頂多把負責的幾個人叫過來麵授機宜一番就算放手了。因此，指望他做這個戶部尚書的時候去管“二十八兩銀子的蜂蜜”，那是絕無可能。
洪武型財政的最大特點，就是消耗部門與納稅人直接對接，而中樞財政部門——也就是戶部，並不具備中樞調控作用，這會導致什麽？當然是導致在這種財政分權之下中樞沒錢。
你看，每個消耗部門都擁有財政權：兵部征收軍備物資和兵役，工部征收營建物資和勞役，宮廷征收皇室用度消耗……
這意味著什麽？意味著這些衙門誰更強勢，誰就能收更多的稅。那麽戶部幹嘛？戶部就管著那點糧食和一條鞭法施行地區的糧食稅。
然而即便如此，有明一朝的戶部尚書也並不好當。據黃仁宇統計，1380年後上任了89位戶部尚書，其中25人致仕離職、22人轉任他職、16人被解職、7人死在任上、7人因病告退、3人被處死、3人被流放、1人未經允許而離職、1人死在戰場上、1人自縊殉國，最後還剩下三位更神奇，堂堂地官大人，史書裏居然沒有詳細資料說明下落。
高務實很清楚這個洪武型財政是個什麽東西：朱元璋居然將這麽龐大的帝國，隻視作一個自產自銷的農村！
他以為隻需要降低田賦，安撫好農民，國家就可以長治久安。可惜現實很骨感，這種各部門自給自足的財政體係，僵化而沒有彈性，在遇到突發事件時，該收稅的人群收不上來，就隻剩下一條路：把負擔攤派給看起來不會反抗的老百姓。
何其嘲諷啊！這幾乎跟當初朱元璋的設想南轅北轍，他最想保護的人變成了這個製度下麵最好被剝削的人。
那麽“洪武型財政”是如何演變成到這個地步的呢？
眾所周知，明朝名義上的稅率其實相當低，這跟開國皇帝朱元璋的窮苦出身有關係。
他瞧不上桑弘羊和王安石等輩如奇技淫巧一般的擴張財政收入，而是給各地規定好了稅率，把各省市的稅糧收入刻在石板上，樹立於戶部的門堂之內。
這意思再明白不過了：朕就是要永不加稅。
然而正如高務實此前在《取用疏》中強調的那樣，低稅收的代價是國家放棄了許多政府職能，於是大明朝隻能要求軍隊屯田自給軍糧，推行鄉村裏甲自治管理等等。
事實上，高務實在京營改製中搞出來的生產建設兵團與禁衛軍“分立加合作”，某種程度上而言都是在給朱元璋擦屁股。
然而朱元璋還不僅如此，他立下的祖製使得大明朝廷給官員發放的俸祿也很少。後來寫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顧炎武就感慨大明官員待遇之差，是“自古百官俸祿之薄，未有如此者”。
有多差呢？你以為隻是銀錢少？那可不止於此，洪武型財政的實物經濟下，官員們的俸祿並不全是銀子、銅錢和寶鈔(現在幾乎是垃圾了)，被折算成了千奇百怪的物件，比較著名的有胡椒、蘇木等都曾被當成工資發給文武百官。
至於布帛那就更常見了，甚至各地產出的不同布、帛、絲、絹、綢、緞等等，都能給你折算一下然後當成俸祿下發，而戶部很不幸就管著這個折算——你折算高了戶部虧空，折算低了百官唾罵。
類比一下後世的話，就好比你在政府機關上班，平時打交道的都是各種上級文件精神、下級工作報告，然後到了給你發工資的時候，政府說組織上現在不發錢，反而給了你幾百斤雞蛋說這玩意就是你的工資，請問你什麽心情？
我在朝廷上班，回家以後還要去開個雜貨鋪才能把工資真正換成錢嗎？
所以說實話，在這種沙雕製度之下，官員很難不貪。
但是朱元璋不怕，他有他的解決方案。
他的解決方案就是用重典。他撰寫了恐怕可以稱之為中國第一部反貪教材的《醒貪簡要錄》，這裏頭有明確規定，貪汙六十兩白銀就會被斬首示眾，還要把皮剝下來塞進稻草掛在官府辦公室作為警示，這就是著名的“剝皮揎草”。
後來的情況大家都知道，這種血腥的鎮壓也沒能阻止貪汙，因為官員們實在太窮了，比如正德年間的內閣首輔李東陽去世的時候，居然窮到“不能治喪”。
最終羊毛還是出在羊身上，官員們巧立名目增收，綱銀、辦銀、兵役、餉費等攤派逐漸失控。雖然名義上的稅率低，但百姓的負擔卻越來越重。
官僚係統飛快黑化，終於到了無官不貪的地步，誰不融入這種利益鏈條，誰就無法立足官場。接受儒家文化熏陶的大明官僚，在經曆這種“要理想還是要現實”的思想鬥爭時，大多都選擇屈服。
於是，身在朝廷的每個人都開始拚命給自己創收，而中樞財政卻一窮二白。看起來每個部門各司其職，然而各掃自家門前雪，最後形成了巨大的公共服務真空帶。貨幣發行、商業物流、戶籍統計、土地丈量等社會責任漸漸無人問津。
政府的缺位，催生了明朝中後期相當程度的基層自治。都不說其他地方，隻說河南新鄭，如果當地有什麽事高家不點頭，新鄭的縣尊老爺能辦得下去嗎？然而高家在鄉梓還屬於良宦良紳，換做土豪劣紳會是怎樣，那幾乎不言而明。
這種近乎於“民間無政府”的狀態導致大明產生了奇特的社會景象：一方麵，安土重遷的農民因橫征暴斂而放棄戶籍，四處遊蕩；另一方麵，城市手工業者自發聯合起來，形成了所謂資本主義萌芽，僅蘇州一地在隆慶年間就至少有一萬名手工業者。但由於財政體製的僵化，政府對工商業的征稅始終辦不下來，直到高拱當政、高務實崛起。
洪武型財政就像《金瓶梅》裏的胡僧淫藥，當浸淫其中者都成為既得利益集團時，便沒有人在意副作用。
大明的由盛轉衰，最先就體現在財政的入不敷出上。作為國家最主要的稅收，田賦一直呈現下滑。永樂年間田賦收入保持在3000萬石左右，到了嘉靖元年，這一數字已經滑坡到2500萬附近。也就是說大明社會經曆了一百多年的發展後，政府最主要的財政收入不僅沒有提升，甚至還減少了近兩成。
後世紅朝建立才幾十年，經濟規模翻了多少倍？縱然時代不同，發展速度總有區別，可是兩相對比，高務實怎麽能忍受這種不僅落後而且奇葩的製度！
這背後是權貴豪紳們一邊廣占田地，一邊給自己減稅免稅；平民百姓卻不僅要繳足稅款，還要麵對額外的攤派和徭役。有錢的不繳稅，繳稅的沒有錢，這種奇葩國情極大的挫傷了稅製，全國逐漸開始大麵積的拖欠稅款。據黃仁宇考證，到崇禎年間，整個帝國財政稅區已經有四分之一以上的縣城沒有向中央上繳任何稅收。
而與此同時，財政支出卻在與日俱增，朱元璋規定他的龍子龍孫們世代享受財政撥款，這筆起初並不起眼的支出，到明朝中後期已經成為財政的跗骨之蛆了。據隆慶五年禮部報告，當時“僅親王郡王和各級將軍中尉，歲支祿米共870萬石有奇”，這大約占全國田賦收入的三分之一。
總結來說，就是朱元璋建立起來的這套財稅體係，不僅原始而且僵化，表麵上的低稅率和低彈性，造成政府的基本財政收入幾乎固定。萬一遭遇天災人禍，政府需要額外的支出時，卻發現沒有一套體係向該繳稅的人收稅，最後隻能向從事農業生產的老百姓攤派，造成民間負擔越來越高。
這些問題，高務實這些年其實已經分步驟地解決了一小部分。
比如他早年間的《紓驛路疏》，就使得驛站不再具備剝削當地的權力，而變成了自負盈虧的“政府招待所”，從“機關單位”變成了“事業單位”，同時過往官員也不能任意剝削他們，沿途所用都必須開具“報賬單”，到任報銷。
清丈田畝是第二件事，與這件事掛鉤的還有慫恿皇帝“變賣皇莊”，將京師附近原先大量的皇莊盡可能地轉賣給原本的皇莊佃戶，為此高務實還貼心地給皇帝搞出了最長三十年還貸贖買等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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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僅僅皇莊還不夠，高務實又忽悠京中勳貴紛紛加入北洋海貿同盟，以從事海貿事業那駭人聽聞的投資回報率來引誘勳貴們投資海貿，繼而將自家原先雷打不動的田產變賣，“輕裝上陣”去海裏撈錢。
這其實也是高務實苦心孤詣為了解放生產資料給尋常百姓，讓他們至少能有個基本的收入來源或者生存基礎而做的。但這個工作同樣沒有做完，最起碼……南方的勳貴上他高某人賊船的還比較少，更不要說官員們了。
當然，如今官員們也有不少悄悄入股北洋海貿同盟的，不過這裏頭高務實還玩了個小花樣：這些官員們因為不敢和勳貴們一樣明目張膽的入股，因此他們入股隻享有分紅權，其股份本應該帶來的表決權等一係列權益，都白紙黑字地轉讓給高務實代行了。
其實這個年代的官員們對此還真不怎麽在意，又或者他們下意識裏也認為自己在做生意這塊和高務實沒得比，與其自己去操心這些不熟悉的事務，還不如直接丟給高財神。
第三件事則是京營的分割，這事兒可不僅是為了解決京營毫無戰鬥力的問題，它同樣也是解決財政問題：打仗的好好打仗，賺錢的好好賺錢，由賺錢的去養打仗的，同時朝廷丟掉了京營這個原本每年需要撥款數十萬兩的大包袱。
不過高務實心裏清楚，這個製度的有效性僅限於他本人還在朝廷的時候。一旦他高某人離開朝廷，不管是去職還是去世，這個製度都會以極快的速度失效：賺錢的絕對不樂意“平白無故”地養著打仗的。
他高務實在，賺錢的不敢不養打仗的，因為這些人最賺錢的部分控製在京華手裏，控製在他高務實手裏。要是哪天他高務實撒手不管這茬了，這些勳貴們還不得趕緊找各種借口推掉這筆“額外開支”？
你要說借口不好找？開玩笑，那可太好找了：我生產建設兵團虧損了，我養不起你們！
怎麽樣？隻要好好做個假賬，連皇帝都隻能幹瞪眼。
所以京營改製這一塊，實際上高務實並沒有幹完，他還有其他的大招沒放——當然，這和他離任太快有很大關係，倒不是故意隻做一半卻留個後門的。
等到了《取用疏》上奏的時候，實際上意味著高務實的財政改革走進了深水區。
高務實在這件事上特意做了點手腳，將稅改和高拱當年的一些改革聯係起來，比如高務實設立關稅署，就和之前高拱的“隆慶開海”聯係起來了。
原本那些港口的稅收需要通過市舶提舉司征稅，然而大明的市舶提舉司和戶部雖有聯係但關係不大，幾乎是個單獨的機構，隻是最後給戶部交個帳、交個銀子，而征稅過程中的任何事情，戶部都管不著。
高務實很煩這種情況，他現在需要的就是一個“大戶部”，要做的事情就是統一中樞財權。對於他這種從紅朝體製內而來的穿越者，最基本的經濟工作思路就是“宏觀調控，微觀指導”，現在中樞連財權都不能統一，拿頭去調控嗎？隻能被調侃。
關稅署和審計署就是為此服務的。關稅署是為了把各項財權逐一收回戶部中樞，而審計署就更“毒辣”了——哪怕還有某些部分財權因為曆史遺留問題，一時半會兒收不回來，那我也要在你們頭上高舉一把達摩克利斯之劍。
哪怕我現在還不能直接要求你這樣做、那樣做，但我可以擺明了告訴你們：做不到我要的樣子，我這一劍下去可是會要命的！
審計署，事實上就是給各個具有財權的衙門或者官員加了一道緊箍咒，好比在布政司之外設了個巡按。
你說我管不著你？是，理論上我是管不著你。
你說你敢不聽我的？嗬嗬，那你試試看。
這也是為什麽高務實原本是打算在關稅署和審計署完全開衙辦公之後才準備上疏取消除糧食、布帛之外所有實物稅的原因。
隻不過，現在不得不提前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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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書友“曹麵子”的打賞支持，謝謝！
感謝書友“曹麵子”、“陸森啊”、“一路色友”、“年久失修nn”、“粑粑擦擦”、“書友20170107012220447”的月票支持，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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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每個消耗部門都擁有財政權：兵部征收軍備物資和兵役，工部征收營建物資和勞役，宮廷征收皇室用度消耗……
這意味著什麽？意味著這些衙門誰更強勢，誰就能收更多的稅。那麽戶部幹嘛？戶部就管著那點糧食和一條鞭法施行地區的糧食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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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務實很清楚這個洪武型財政是個什麽東西：朱元璋居然將這麽龐大的帝國，隻視作一個自產自銷的農村！
他以為隻需要降低田賦，安撫好農民，國家就可以長治久安。可惜現實很骨感，這種各部門自給自足的財政體係，僵化而沒有彈性，在遇到突發事件時，該收稅的人群收不上來，就隻剩下一條路：把負擔攤派給看起來不會反抗的老百姓。
何其嘲諷啊！這幾乎跟當初朱元璋的設想南轅北轍，他最想保護的人變成了這個製度下麵最好被剝削的人。
那麽“洪武型財政”是如何演變成到這個地步的呢？
眾所周知，明朝名義上的稅率其實相當低，這跟開國皇帝朱元璋的窮苦出身有關係。
他瞧不上桑弘羊和王安石等輩如奇技淫巧一般的擴張財政收入，而是給各地規定好了稅率，把各省市的稅糧收入刻在石板上，樹立於戶部的門堂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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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正如高務實此前在《取用疏》中強調的那樣，低稅收的代價是國家放棄了許多政府職能，於是大明朝隻能要求軍隊屯田自給軍糧，推行鄉村裏甲自治管理等等。
事實上，高務實在京營改製中搞出來的生產建設兵團與禁衛軍“分立加合作”，某種程度上而言都是在給朱元璋擦屁股。
然而朱元璋還不僅如此，他立下的祖製使得大明朝廷給官員發放的俸祿也很少。後來寫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顧炎武就感慨大明官員待遇之差，是“自古百官俸祿之薄，未有如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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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朱元璋不怕，他有他的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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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的情況大家都知道，這種血腥的鎮壓也沒能阻止貪汙，因為官員們實在太窮了，比如正德年間的內閣首輔李東陽去世的時候，居然窮到“不能治喪”。
最終羊毛還是出在羊身上，官員們巧立名目增收，綱銀、辦銀、兵役、餉費等攤派逐漸失控。雖然名義上的稅率低，但百姓的負擔卻越來越重。
官僚係統飛快黑化，終於到了無官不貪的地步，誰不融入這種利益鏈條，誰就無法立足官場。接受儒家文化熏陶的大明官僚，在經曆這種“要理想還是要現實”的思想鬥爭時，大多都選擇屈服。
於是，身在朝廷的每個人都開始拚命給自己創收，而中樞財政卻一窮二白。看起來每個部門各司其職，然而各掃自家門前雪，最後形成了巨大的公共服務真空帶。貨幣發行、商業物流、戶籍統計、土地丈量等社會責任漸漸無人問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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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近乎於“民間無政府”的狀態導致大明產生了奇特的社會景象：一方麵，安土重遷的農民因橫征暴斂而放棄戶籍，四處遊蕩；另一方麵，城市手工業者自發聯合起來，形成了所謂資本主義萌芽，僅蘇州一地在隆慶年間就至少有一萬名手工業者。但由於財政體製的僵化，政府對工商業的征稅始終辦不下來，直到高拱當政、高務實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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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世紅朝建立才幾十年，經濟規模翻了多少倍？縱然時代不同，發展速度總有區別，可是兩相對比，高務實怎麽能忍受這種不僅落後而且奇葩的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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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來說，就是朱元璋建立起來的這套財稅體係，不僅原始而且僵化，表麵上的低稅率和低彈性，造成政府的基本財政收入幾乎固定。萬一遭遇天災人禍，政府需要額外的支出時，卻發現沒有一套體係向該繳稅的人收稅，最後隻能向從事農業生產的老百姓攤派，造成民間負擔越來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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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他早年間的《紓驛路疏》，就使得驛站不再具備剝削當地的權力，而變成了自負盈虧的“政府招待所”，從“機關單位”變成了“事業單位”，同時過往官員也不能任意剝削他們，沿途所用都必須開具“報賬單”，到任報銷。
清丈田畝是第二件事，與這件事掛鉤的還有慫恿皇帝“變賣皇莊”，將京師附近原先大量的皇莊盡可能地轉賣給原本的皇莊佃戶，為此高務實還貼心地給皇帝搞出了最長三十年還貸贖買等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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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務實在這件事上特意做了點手腳，將稅改和高拱當年的一些改革聯係起來，比如高務實設立關稅署，就和之前高拱的“隆慶開海”聯係起來了。
原本那些港口的稅收需要通過市舶提舉司征稅，然而大明的市舶提舉司和戶部雖有聯係但關係不大，幾乎是個單獨的機構，隻是最後給戶部交個帳、交個銀子，而征稅過程中的任何事情，戶部都管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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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署，事實上就是給各個具有財權的衙門或者官員加了一道緊箍咒，好比在布政司之外設了個巡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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