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瑞看出了王錫爵的“言下之意”，無非是警告自己，江南豪紳一榮俱榮、一損俱損，而這些家族大多都有族人身在官場，自己動一個就是動一群，要好好考慮一下後果。
其所言自然當真，隻是……那又如何？
“三生不改冰霜操，萬死常留社稷身。”我海瑞光明一生，隻有不敢違背之德，何曾有不敢開罪之人！
收好王錫爵的書信，海瑞挺直了本因年老而微微佝僂的腰背，傲然如二十一年前他寫下《治安疏》時一般。
生死雖重，於我鴻毛；貞潔雖輕，於我泰山。
爾輩上蔽天子聖聰，下奪百姓口食，欺天罔地，背理昧心。凡有一二良官善類在朝，欲明察糾治，爾輩則群起攻之。
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豈獨爾輩專之！
天子一怒，伏屍百萬；海瑞一怒，烏紗遍地。王錫爵這封信，成功激起了海瑞的怒火，南察一事，已有波及天下之虞。
然而，海瑞沒有思及之處在於，他的脾性如何，天下誰人不知？
至少，高務實與王錫爵是必然深知的。
正因如此，高務實的信中雖不言德，處處言德；正因如此，王錫爵的信中雖不言勢，處處言勢。
事實上，高務實也好，王錫爵也罷，兩封信雖然看似完全南轅北轍，其實卻殊途同歸，都是為了讓海瑞來一次“大鬧天宮”。
但高務實目的在此，這般做可以理解。王錫爵利益攸關，為何也要這般激怒於他？
其實，王錫爵這次的做法，相比於隆慶四年初的那一次，正是“反其道而行之”。
隆慶四年那一次，海瑞的主要目標是徐階，他王錫爵不過是個剛剛冒頭的官場小輩，自然樂得讓徐階去扛下海剛峰的利刃，他自己則老老實實躲在後頭看戲。
天塌下來有高個子頂著，我王某人細胳膊細腿，就不湊這個熱鬧了。
但這一次卻不同，以南榜官員為核心的心學派，當今兩大台柱便是申時行和他。然而申時行雖是首輔，家業卻隻一般——至少對於王錫爵而言，肯定隻能算一般。
真正要是在江南廣征商稅，王錫爵才是首當其衝不能容忍的那個人，而在他身後? 還有數不盡的“官商”、“商官”之家。
而這次京察? 王錫爵雖無任何證據? 卻斷定必是高務實暗中慫恿而致。
此次皇上用高務實為戶部尚書，看似是因為高務實功難爵賞，隻得以高官相贈，其實哪有那麽簡單？
王錫爵還在回京的路上就已經想清楚了? 皇上此番無論耍了多少花槍? 歸根結底隻是因為朝廷缺錢? 而高務實卻是他眼中最會理財的那個人。
既然如此? 高務實近期若有所為? 則必與商稅有關，而皇上一定會盡力配合。
於是，京察遂起也。
王錫爵深知? 此次京察既然根由就在商稅，而海瑞又是個一根筋的家夥? 以高務實之陰險難測、毒計百出，他必有本事說動海瑞? 把這方麵當做其主持此次南察的核心思想。
海瑞是何等人也，那是攔得住的嗎？當然攔不住。昔日徐階攔不住，今日他王錫爵照樣攔不住。
既然攔不住，何不換個思路？
如今我王錫爵就是最大的出頭鳥，在江南籍官員之中的地位和身家就好比昔日之徐階。
徐階當初之所以被搞得灰頭土臉，有三大原因：其一是自己已然致仕；其二是高拱獨承聖眷；其三是沒能“廣泛發動群眾”。
如今，申時行為首輔，我王錫爵也是輔臣之一，在朝中尤其是內閣之中，是能和實學派旗鼓相當、平分秋色的。這一點，徐階當時比不得我今日。
如今，論聖眷或許仍當以高務實為天下第一人，然而高務實與高拱其實並不相同。高務實是皇上的伴讀、同窗，他們之間的關係大抵相當於友情。而高拱是穆宗的帝師，穆宗在高拱身上感受到的可不隻是老師的威嚴，更多的其實是他畢生缺失的父愛——那相當於是親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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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情親情都是情，本無所謂高下之分，但友情是可以選擇的，而親情沒有選擇。
你能選擇和誰交朋友，但顯然不能選擇誰是你爹。高拱在隆慶朝的厲害之處，最狠的一條就是隆慶帝在心裏有把他當父親看待的跡象。
所以，二高雖然都是聖眷加身，但相對而言兩者性質有別。這一“別”的現實差距在哪？在於高拱在閣之時，他是“先生”之首，皇帝可以名正言順首先考慮他的意見——“天地君親師”嘛，旁人即便不服，也找不出多少可以反對的理由。
高務實雖然也當過日講官，但顯然不會被視為帝師，眼下的“帝師”是幾位閣老。這就意味著，但凡天下有事，哪怕皇上心裏隻想聽高務實的回答，他也必須按照約定成俗，先去征詢閣臣的意見，並且必須給於足夠的尊重。
於是在這第二點上，王錫爵也可以說“徐階當時比不得我今日。”
至於其三，徐階當年應對海瑞清丈田畝一事整體顯得非常被動，在以上兩條原因之外，還有一件麻煩事對徐階影響很大。那就是他自己的弟弟徐陟彈劾了他一些爛事，這也是他請辭回鄉的原因之一。(注：此為史實，但沒有一個完美的解釋能說清楚徐陟到底為啥要幹這麽一出。)
這件事就當時來說，對徐階的政治地位影響一般，但對徐階的名聲影響很大，以至於他回鄉之後很希望消停一些，不要再“丟人現眼”了——重名聲畢竟是大明朝文官的一貫特色，當然明末那會兒可能要除外。
這麽一來，徐階在被海瑞“壓著打”的時候，就沒有太過於明顯的反抗，隻是一邊賣慘裝可憐，一邊聯絡他的門生故吏們幫一把手。
雖然徐階的門生故吏的確很多，但在那種時候，光有門生故吏其實還是不夠的——他自己搞“滿朝倒拱”的時候，高拱隻靠門生故吏不也扛不住嗎？
王錫爵本身就是最直接的例子，海瑞整徐階那會兒，他王某人不就“匿了”？可要是反過來，徐階那時候若把包括他王錫爵在內的應天籍官員都團結起來一致對抗，天天上疏罵戰則如何？縱然海瑞自己不怕，皇帝難道不怕搞出大麻煩？
所以，王錫爵這一次就汲取了徐階當年的教訓，要走“統一戰線”的路數了。
但統一戰線也不是那麽好組織的，此時此刻的其餘江南官員，尤其是裏頭的聰明人，未必不會學他王某人當年一樣，等著“上頭”神仙打架，自己反正個子矮，又起不了決定性作用，隻要不當出頭鳥就行了。
等神仙們打完，贏了固然好，自己的利益保住了嘛；輸了也沒法，隻能用“我不是吃虧最多的”來安慰一下自己。
不過還是可以繼續等機會，反正大明朝的政策一貫是很多變的，沒準換一茬神仙之後就是別的路數了呢？留得青山在，不愁沒柴燒。
然而這種做派雖然是王錫爵當年自己也有過的，可時移世易，現在自己成了“徐階”，可不能讓他們還這麽幹了。
想法很好，但如何達成這一目的就有講究了。號召大家團結當然是要的，可光靠號召肯定不行，大家都是文官，誰還沒點小心思小門道？自然是秉承“衝鋒你去，壓陣我來”這種宗旨做事的更多。
因此王錫爵需要外力協助——比如海瑞不搞重點進攻，而直接來個全麵進攻，無差別打擊。這種時候，海瑞不管動了誰，當事人固然難受，但其他人也不知道自己會不會就是下一個倒黴蛋，同仇敵愾之心便有了。
所以王錫爵便寫了這封信，“含蓄委婉”地告訴海瑞：江南是一塊鐵板，你海某人踢不動的！
海某人看懂這意思會怎麽辦？
簡單，一起辦！
海瑞的風格不一直都是這樣麽？不撞南牆不回頭是不足以形容他的，他是撞了南牆……那就撞破算了。回頭？我海剛峰從不回頭！
海瑞要一起辦，就落入王錫爵的套中了，因為被察官員對於主察官員也是有手段可以用的，這裏就有兩個大明官場的“習俗”。
什麽習俗？其一是揭帖。
京察屆期之際，心懷叵測之官員往往投遞匿名揭帖，肆意飛語中傷。故湯兆京便曾說過：“私揭一事，向多陽禁而陰用之”，道出了掌察官員對於誣告揭帖的無奈。
雖然“朝廷以耳目寄之言官，許以風聞”，但不少官員卻借京察之機、冒風聞之名，打擊中傷同僚，以圖避免自身被黜。
因為京察之時，“各衙門皆須有人。如此衙門己有人矣，遂不複動，曰：難為他衙門也。如彼衙門無人，亦必以人實之，曰：奈何空此衙門也”。故一旦中傷同僚的目的達到，部分不法之官員便可逍遙於法紀之外。
“各衙門皆須有人”的意思，就是每個衙門都肯定會有人被黜落，如先已有人被黜落了，剩下的人就安全了——至少安全多了。
雖然明廷不罪風聞之人，但一旦誣告被人知曉，雖假風聞之名，終不為美。故匿名揭帖便橫行一時，這亦是京察之前眾多言官反複論列的主要議題之一。
不過，這一條倒不是王錫爵打算用來對付海瑞的手段，他打算用到的手段是第二條。
第二條便是懼察官員還能於此時論劾主察之人，以期逃避察處。
因為京察是有關官員政治前途的大事，“一經黜落，便當離任”，且在直到萬曆後期的相當長一段時間裏，一旦因京察而離任，便“永不敘用”，故部分不職官員便事先彈劾掌察之人，以圖避免被黜。
京察之中誣陷主察之人的發端，可以追溯至嘉靖初期。時任內閣輔臣張瑰因在大禮議中積極支持世宗，“抗舉朝四五年”，故與在廷諸多朝臣不合。因而在嘉靖六年京察屆期之際上疏自陳，誣陷主察官員或有“陰樹朋奸，公傷善類”之舉，乞求皇帝的庇護。
然以輔臣誣告掌察官員，畢竟為一時之特例。但在原曆史上，直到萬曆後期，品級較低的言官對掌察官員的誣陷則經常出現。
如萬曆二十七年，貴州道禦史許聞造因“依附呂坤之門牆，不顧名義”而為士論所薄，他擔心於京察被黜，故“訌戶部侍郎張養蒙等，挾吏部以避計典”——計典、大計等詞，在大明朝都是特指京察。
又如天啟二年，“給事中朱童蒙、郭允厚、郭興治慮明年京察不利己，潛謀驅逐”時任都察院左都禦史鄒元標，其中雖有黨爭的意氣，但卻與前例相同，皆為言官誣告掌察之人。
與此類似的，還有誣陷給自身注考的堂上官的。如萬曆三十九年，南京國子監祭酒湯賓尹(萬曆二十三年進士)因擔心掌翰林院事王圖(萬曆十一年進士)在考語中注其下考，便指使禦史金明時，彈劾其堂上官王圖之子貪汙，欲坐王圖縱子行凶之罪，以逃自身被察。
值此大難當前之際，既然已有“習俗”在先，王錫爵自然不吝一試，隻要海瑞在南京擺出一副要“一網打盡”的姿態出來，王錫爵這邊馬上就能行動。
為此，王錫爵在他寫給海瑞的信送到南京之時，還有一大波的私函已經寄到了江南各地。不止是王錫爵，申時行得信也同樣不少。兩位閣老大人不辭辛苦，不僅親筆寫了大把私函，府中幕僚代筆的信件更是數不勝數，其目的都是一樣的。
此次南察甚至比北察更受重視，高務實自然也不會隻給海瑞寫封信就完事，他那邊同樣也做出了許多相應的布置。
兩派首腦雖然都在燕京，但遍及天下的勢力猶如觸角一般，已經搶先“激活”，都開始蠢蠢欲動起來。
而因為時間關係，尤其是公文傳遞的原因，北察一貫早於南察，所以在海瑞召集相關人手開始布置工作安排的時刻，北察已經如火如荼地進入了第一回合的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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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書友“Jayashena”的打賞支持，謝謝！
感謝書友“曹麵子”、“年久失修nn”、“捌零頑主”的月票支持，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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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雖重，於我鴻毛；貞潔雖輕，於我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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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海瑞沒有思及之處在於，他的脾性如何，天下誰人不知？
至少，高務實與王錫爵是必然深知的。
正因如此，高務實的信中雖不言德，處處言德；正因如此，王錫爵的信中雖不言勢，處處言勢。
事實上，高務實也好，王錫爵也罷，兩封信雖然看似完全南轅北轍，其實卻殊途同歸，都是為了讓海瑞來一次“大鬧天宮”。
但高務實目的在此，這般做可以理解。王錫爵利益攸關，為何也要這般激怒於他？
其實，王錫爵這次的做法，相比於隆慶四年初的那一次，正是“反其道而行之”。
隆慶四年那一次，海瑞的主要目標是徐階，他王錫爵不過是個剛剛冒頭的官場小輩，自然樂得讓徐階去扛下海剛峰的利刃，他自己則老老實實躲在後頭看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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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要是在江南廣征商稅，王錫爵才是首當其衝不能容忍的那個人，而在他身後? 還有數不盡的“官商”、“商官”之家。
而這次京察? 王錫爵雖無任何證據? 卻斷定必是高務實暗中慫恿而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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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錫爵還在回京的路上就已經想清楚了? 皇上此番無論耍了多少花槍? 歸根結底隻是因為朝廷缺錢? 而高務實卻是他眼中最會理財的那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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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京察遂起也。
王錫爵深知? 此次京察既然根由就在商稅，而海瑞又是個一根筋的家夥? 以高務實之陰險難測、毒計百出，他必有本事說動海瑞? 把這方麵當做其主持此次南察的核心思想。
海瑞是何等人也，那是攔得住的嗎？當然攔不住。昔日徐階攔不住，今日他王錫爵照樣攔不住。
既然攔不住，何不換個思路？
如今我王錫爵就是最大的出頭鳥，在江南籍官員之中的地位和身家就好比昔日之徐階。
徐階當初之所以被搞得灰頭土臉，有三大原因：其一是自己已然致仕；其二是高拱獨承聖眷；其三是沒能“廣泛發動群眾”。
如今，申時行為首輔，我王錫爵也是輔臣之一，在朝中尤其是內閣之中，是能和實學派旗鼓相當、平分秋色的。這一點，徐階當時比不得我今日。
如今，論聖眷或許仍當以高務實為天下第一人，然而高務實與高拱其實並不相同。高務實是皇上的伴讀、同窗，他們之間的關係大抵相當於友情。而高拱是穆宗的帝師，穆宗在高拱身上感受到的可不隻是老師的威嚴，更多的其實是他畢生缺失的父愛——那相當於是親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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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二高雖然都是聖眷加身，但相對而言兩者性質有別。這一“別”的現實差距在哪？在於高拱在閣之時，他是“先生”之首，皇帝可以名正言順首先考慮他的意見——“天地君親師”嘛，旁人即便不服，也找不出多少可以反對的理由。
高務實雖然也當過日講官，但顯然不會被視為帝師，眼下的“帝師”是幾位閣老。這就意味著，但凡天下有事，哪怕皇上心裏隻想聽高務實的回答，他也必須按照約定成俗，先去征詢閣臣的意見，並且必須給於足夠的尊重。
於是在這第二點上，王錫爵也可以說“徐階當時比不得我今日。”
至於其三，徐階當年應對海瑞清丈田畝一事整體顯得非常被動，在以上兩條原因之外，還有一件麻煩事對徐階影響很大。那就是他自己的弟弟徐陟彈劾了他一些爛事，這也是他請辭回鄉的原因之一。(注：此為史實，但沒有一個完美的解釋能說清楚徐陟到底為啥要幹這麽一出。)
這件事就當時來說，對徐階的政治地位影響一般，但對徐階的名聲影響很大，以至於他回鄉之後很希望消停一些，不要再“丟人現眼”了——重名聲畢竟是大明朝文官的一貫特色，當然明末那會兒可能要除外。
這麽一來，徐階在被海瑞“壓著打”的時候，就沒有太過於明顯的反抗，隻是一邊賣慘裝可憐，一邊聯絡他的門生故吏們幫一把手。
雖然徐階的門生故吏的確很多，但在那種時候，光有門生故吏其實還是不夠的——他自己搞“滿朝倒拱”的時候，高拱隻靠門生故吏不也扛不住嗎？
王錫爵本身就是最直接的例子，海瑞整徐階那會兒，他王某人不就“匿了”？可要是反過來，徐階那時候若把包括他王錫爵在內的應天籍官員都團結起來一致對抗，天天上疏罵戰則如何？縱然海瑞自己不怕，皇帝難道不怕搞出大麻煩？
所以，王錫爵這一次就汲取了徐階當年的教訓，要走“統一戰線”的路數了。
但統一戰線也不是那麽好組織的，此時此刻的其餘江南官員，尤其是裏頭的聰明人，未必不會學他王某人當年一樣，等著“上頭”神仙打架，自己反正個子矮，又起不了決定性作用，隻要不當出頭鳥就行了。
等神仙們打完，贏了固然好，自己的利益保住了嘛；輸了也沒法，隻能用“我不是吃虧最多的”來安慰一下自己。
不過還是可以繼續等機會，反正大明朝的政策一貫是很多變的，沒準換一茬神仙之後就是別的路數了呢？留得青山在，不愁沒柴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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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王錫爵便寫了這封信，“含蓄委婉”地告訴海瑞：江南是一塊鐵板，你海某人踢不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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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京察之時，“各衙門皆須有人。如此衙門己有人矣，遂不複動，曰：難為他衙門也。如彼衙門無人，亦必以人實之，曰：奈何空此衙門也”。故一旦中傷同僚的目的達到，部分不法之官員便可逍遙於法紀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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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明廷不罪風聞之人，但一旦誣告被人知曉，雖假風聞之名，終不為美。故匿名揭帖便橫行一時，這亦是京察之前眾多言官反複論列的主要議題之一。
不過，這一條倒不是王錫爵打算用來對付海瑞的手段，他打算用到的手段是第二條。
第二條便是懼察官員還能於此時論劾主察之人，以期逃避察處。
因為京察是有關官員政治前途的大事，“一經黜落，便當離任”，且在直到萬曆後期的相當長一段時間裏，一旦因京察而離任，便“永不敘用”，故部分不職官員便事先彈劾掌察之人，以圖避免被黜。
京察之中誣陷主察之人的發端，可以追溯至嘉靖初期。時任內閣輔臣張瑰因在大禮議中積極支持世宗，“抗舉朝四五年”，故與在廷諸多朝臣不合。因而在嘉靖六年京察屆期之際上疏自陳，誣陷主察官員或有“陰樹朋奸，公傷善類”之舉，乞求皇帝的庇護。
然以輔臣誣告掌察官員，畢竟為一時之特例。但在原曆史上，直到萬曆後期，品級較低的言官對掌察官員的誣陷則經常出現。
如萬曆二十七年，貴州道禦史許聞造因“依附呂坤之門牆，不顧名義”而為士論所薄，他擔心於京察被黜，故“訌戶部侍郎張養蒙等，挾吏部以避計典”——計典、大計等詞，在大明朝都是特指京察。
又如天啟二年，“給事中朱童蒙、郭允厚、郭興治慮明年京察不利己，潛謀驅逐”時任都察院左都禦史鄒元標，其中雖有黨爭的意氣，但卻與前例相同，皆為言官誣告掌察之人。
與此類似的，還有誣陷給自身注考的堂上官的。如萬曆三十九年，南京國子監祭酒湯賓尹(萬曆二十三年進士)因擔心掌翰林院事王圖(萬曆十一年進士)在考語中注其下考，便指使禦史金明時，彈劾其堂上官王圖之子貪汙，欲坐王圖縱子行凶之罪，以逃自身被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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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南察甚至比北察更受重視，高務實自然也不會隻給海瑞寫封信就完事，他那邊同樣也做出了許多相應的布置。
兩派首腦雖然都在燕京，但遍及天下的勢力猶如觸角一般，已經搶先“激活”，都開始蠢蠢欲動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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