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天下人尤其是京師官員以各種心態等著高務實的三板斧時，高務實並沒有讓他們失望。
兩日之後，高務實剛剛完成對戶部各項工作的交接，並審視了萬曆元年以來曆年的戶部度支冊薄，緊接著便有一道名為《稅者取之於民而用之於民疏》上呈皇帝。
當然，奏疏都是先經通政司而到內閣，是以頭一個看到正文的，乃是諸位閣老。
《取用疏》開篇頗有意思，幾乎是原封不動地照搬了高拱當年關於“義利之辨”的說法。
“臣戶部尚書高務實謹奏：《大學》何以言主財？曰：此正聖賢有用之學。夫《洪範》八政，首諸食貨。《禹謨》三事，終於厚生。理財，王政之要務也。
後世迂腐好名者流，不識義利，不辯公私，徒以不言利為高，乃至使人不可以為國。殊不知聚人曰財，理財曰義，又曰義者利之和，則義固嚐不利也。義利之分，惟在公私之判。苟出乎義，則利皆義也；苟出乎利，則義亦利也。”
高務實是高拱的衣缽傳人，以高拱昔日的觀點作為此疏的開篇，政治用意十分明顯。不過，他也不隻是出於政治目的，一直以來他也都讚同這一觀點。
高拱提出的以公利辯私利，確實是一種高見。其中“聚人曰財，理財曰義”是批駁宋儒“以名為利”的觀點。
與之相反的，則是高拱賦予了“義”和“利”全新的解釋，也就是上文中所提到的：所謂“義”，就是理財，是管理國家的財貨；所謂“利”，當然就是聚財，聚集人才去創造財貨。
由此而來，“義”和“利”就不再是抽象、虛空的概念，而是社會大眾為國家創造的利益的總和。
如若一心隻為國家謀利而不計較個人利益的得失，則義即利；反之則義非利。因此，“義”和“利”是一種辯證的關係，兩者相互依存在一定條件下又可以互相轉化，轉化的條件就是“公私之判”。
高拱對於公利和私利有著嚴格的劃分，在他的著作《問辯錄·孟子》中曾經這樣寫道：“孟子之學，最嚴於義利之辯，故於篇首發之，不奪不饜，是利而不利也。不遺親，不後君，是不利而無不利也。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所以高務實一直很清楚，高拱所追求的“利”，不是私利而是公利，也就是“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高拱的思想是當前朝臣們都很清楚的，高務實以此開篇先聲奪人，即是提醒他人，他高務實是高拱政治理念的繼承人，任何改革必以高拱當初的理念為基礎。
同時，這也是團結實學派力量的一種手段，畢竟從“高黨”到“實學派”，本身就是從以社會關係為紐帶的政治集團，到以施政理念為紐帶的政治集團的一種轉變和升華。
接下來，高務實奏疏中繼續寫道：“蓋謂有國家者，不當私其利於已，而以利為利；隻當公其利於人，而以義為利也。蓋以利為利，則失卻人心而國家不可保，亦未嚐利也；以義為利，則得之人心而又有土有財，其利為無窮矣。是則義利之辯如此，為人君者，可不深省於斯？”
這一段則是像皇帝說明“義利之辨”為何重要。事實上，這一段不僅是強調“義利之辨”的重要性，也是為他的下文打下說理的基礎。
“我國家以農為本，逐商為末，祖宗成法，句句在訓。農者天下之本，亦為財貨之本，故古人皆以為農之為盛，則國必盛焉。然則天下皆農，果可行耶？臣不以為然。
臣以為農之為本，如樹之有根，根深則蒂固，如此木即盛也。然木之為木，其勢在幹，其榮在葉。雖不可不察其根，亦不可輕其幹、葉者也。
今臣有一言：無士則國不明，無農則國不穩，無工則國不強，無商則國不富。士農工商，雖有先後，獨不可偏廢，望陛下思之察之。
其如人也，士為其首，農為其身，工為其手，商為其足。倘隻餘士農，則其人不可行動，不可作為，乃與人彘何異？
我太祖高皇帝仁恩浩蕩，澤被天下，惜農憫農，製誥以訓。天下社稷，曆二祖列宗至陛下，凡二百一十九年矣，終以重農憫農為要，誠推曆代之冠。
然本朝既以重農為祖宗法度，卻獨不以興修水利為常，不亦怪哉？臣察究其源，問及各衙，其必曰：太倉不足用矣，固不得大興。
又問：太倉何以不足用也？其必曰：民力不可濫用，民財不可盡取，故不可足也。
果不可足邪？臣以為大謬不然！”
奏疏寫到這裏，高務實該鋪墊的東西已經鋪墊完成，接下來就要開始“上幹貨”了。
“臣察前宋蘇轍《收支敘》中，乃有元祐初年其戶部收入數目，其言：‘今者一歲之入，金以兩計者四千三百，而其出之不盡者二千七百；銀以兩計者五萬七千，而其出之多者六萬；錢以千計者四千八百四十八萬(除米鹽錢後得此數)，而其出之多者一百八十二萬(並言未破應在及泛支給賜得此數)；綢絹以匹計者一百五十一萬，而其出之多者十七萬；穀以石計者二千四百四十五萬，而其出之不盡者七十四萬；草以束計者七百九十九萬，而其出之多者八百一十一萬。’
經臣及同僚折算，當時金一兩約值十貫錢，四千三百兩即值四萬三千貫錢；銀一兩約值一貫錢，五萬七千兩兩即值五萬七千貫錢；綢絹每匹約值一貫半錢，一百五十一萬匹即值二百二十六萬五千貫錢；米穀一石約值一貫錢，二千四百四十五萬石即值二千二百四十五萬貫錢(注：此處折算標準參見程民生《宋代物價研究》），合計約兩千六百八十萬貫。再加上加上按緡錢征收之稅收入四千八百四十八萬貫，總數約為七千五百萬貫。
七千五百萬貫本以堪稱巨額，然此即為元祐初年前宋之歲入否？非也。
臣察知，前宋之財務一分為二，一為戶部左曹(元豐改製前為三司)所統率，由轉運司、州縣主官、市鎮稅官而構成之財政收納各衙門，其掌田賦、商稅、酒稅、常貢、征榷之利；
一為戶部右曹(元豐改製前為司農寺)所統率，由提舉常平司、州通判、縣丞而構成之財政收納各衙門，掌常平、免役、坊場、坑冶、河渡、山澤、地利、榷貨、戶絕沒納之財。
而前宋左曹隸戶部尚書，右曹不隸戶部尚書，因此天下之財分而為二。而蘇轍《元祐會計錄敘》中則又言：‘若夫內藏右曹之積，與天下封樁之實，非昔三司所領，則不入會計，將著之他書，以備觀覽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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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是可知，臣等折算而出之七千五百萬貫錢，不過戶部可以會計之正賦歲入，而戶部右曹掌管之收入，甚至未計其內。如此觀之，前宋疆域不及我朝，而歲入不啻十倍！以陛下之聖明，獨不以為異哉？”
說上幹貨就上幹貨，高務實在這裏比較了一下宋明兩代的財政收入——他雖然隻說了宋朝，但皇帝當然知道本朝歲入，是以不必多說。
至於結果，當然是觸目驚心，以至於高務實用了“不啻十倍”來形容。接下來還沒完，高務實又繼續例證宋明兩代財政收入差距之大，然後再從各項生產指標如鐵器、糧食(大致估算的產量)、布帛、絲綢等產量來證明實際上大明的“生產力”實際上反而超過前宋。
不過這一切都是為了引出另一個要素，他疏言：“故前宋歲入約一億，而其田賦折錢僅約三千萬貫上下(其中實物征收的米穀2445萬石，折錢征收部分未知，但數目不會很大)，比重不過三成而已；非農之稅款多達七成。故臣言：兩宋之富不在農而在商矣。
然或曰：我朝寬民愛厚，所以行此曆代未有之仁政，此正聖人之所倡，汝何以兩宋苛政比之？
臣亦受聖人教化，自也倡導仁政，然則稅之一事，非獨減免既以為仁政者也！
其為稅者，既非朝廷所有，亦非陛下所有，此財取之於民而用之於民。
君上代天牧民，臣等襄佐君上。稅用於君者，隻為使君上切實牧民，不受用度掣肘；稅用於臣等，隻為使臣等切實佐君，不受吃穿所迫。粒米半黍，一針一線，皆為牧民養民之所用，言何苛政？
或曰：古有湯昌，亦有桀紂。我皇上固神文聖武，焉知後世子孫皆盡賢德？倘有一二不肖，薄賦尚有可限，重稅豈非虐民？
又曰：官員任免雖有所製，然貌忠實奸、表裏不一者自古未可盡察，若朝廷重稅以征，其作奸犯科、貪婪自取者所獲十倍於今則如何？
臣以為，此正早定規製之所急要也。凡稅之所征，賬目須清，一兩一錢，來去明晰。此非獨稅法之所當變，戶部等衙計度舊製亦當有所更易。入賬出賬，非一人可為；入庫出庫，非一人可掌。層層查漏，級級追缺。
凡賬目不對，須逐級而對照；事出必究，窮十代而未盡！臣請效兵部四侍郎舊製，亦於戶部另設二侍郎，分掌兩新曹。此二新曹者，一曰審計署；二曰關稅署。
前者專司審計，下轄六司。曰農業審計司，曰工礦審計司，曰商業審計司，曰關稅審計司，曰度支審計司。
後者專司邊貿海貿，下轄五司。曰邊市司，曰海港司，曰陸緝司，曰海緝司，曰政研保障司。
其上兩署十一司詳情，臣已隨疏具奏……”
內閣收到的這道奏疏後麵，果然還附帶了一封厚厚的條陳，詳細說明他所提出的“審計署”、“關稅署”連個“新曹”的作用、功能，以及所管轄的範圍、要達成的目標。
此外，又對兩署的十一個司做了具體說明，包括每個司成立的意義、功能、目標等等，全都詳細說明了一番。
即便是申時行，對高務實的這道奏疏和“隨疏具奏”的條陳也不得不心下讚歎。
尤其是附上的那封條陳，洋洋灑灑寫了數萬言之多，其關注的具體事務之詳細，所作安排之周全，完全超乎申時行的想象。
申時行心中讚歎之後，又不覺深深警醒：高務實履新戶部尚書不過三日，戶部那麽多官員能不能全部認得都不好說，怎麽可能就搞出如此詳細的新設兩署計劃來？任他高務實如何天縱英才，那也絕無可能。
因此隻能說明一件事：這計劃必是早已有之！
天知道高務實從什麽時候起，就開始琢磨這些東西了！
但申時行左思右想，又覺得高務實此前應該也沒有料到過自己會被調任戶部尚書。畢竟以他六首狀元的身份，哪怕曾經外放地方為官，回京之後應該也不會考慮從戶部而入閣，而是走禮部入閣，或者幹脆效仿他三伯高拱，再開一次大明的先例，由吏部尚書入閣！
反正高務實肯定是想著要入閣的，這一點申時行用腳指頭都能想到。
既然如此，高務實到底是從什麽時候起居然就琢磨起了戶部這些事呢？他琢磨這些事的理由又是什麽呢？
申時行以己度人，當然不會認為高務實這麽做真的隻是為了挽救大明朝。他的思路不由自主地開始跑偏：難道高務實認為他憑借“天下文膽”、“天下第一文帥”等身份還不足以固寵，還要把自己打造成為另一個蔡京？
(注：宋時蔡京所以受寵，一個主要原因就是其理財能力在徽宗看來基本無可替代，不過明代文臣則一般認為他的財政手段不過是苛政罷了。這裏申時行以蔡京來比高務實，也是出自這一考量。)
一想到蔡京，自詡為正人君子的申時行不由得驚出一身汗來，昔日嚴嵩當政，便有很多人將之比為蔡京，可見蔡京極盛之時的權勢和對皇帝的影響。
如今高務實對皇帝的影響恐怕已經不弱蔡京、嚴嵩當年，他現在又管著戶部，甚至要把戶部也搞成兵部那樣的“四侍郎製”，先前申時行還隻是覺得他的計劃至少看起來頗為周詳，如今回頭一想……
糟糕，他這是在培植勢力啊！
為什麽這麽想？且不說戶部多了兩侍郎之後，戶部尚書的權威肯定更盛，就單說他那個“審計署”裏頭就有很大的貓膩！
被高務實擺在審計署六司最後一個的，叫做“度支審計司”，這個司雖然級別不高，隻是個“司”，主官不過是正五品的郎中，但它權限極大！
有多大？中樞各衙門的財政用度，全都要經過它的審計！年初入賬的時候要審查一番，年末出賬還要歸它核查，看你這衙門今年的開支是不是對得上，有沒有瞞報，有沒有濫用！
申時行倒抽一口涼氣，額頭上連汗都下來了：好你個高務實，你是要掐住整個中樞各部衙的脖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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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書友“曹麵子”、“乘月隨風”的打賞支持，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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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今天這章用古文寫的地方有點太多了，我從晚上六點多寫到十一點一刻。以本書的訂閱情況來看，我這個“費效比”是真的太差太差了，如果換了高務實的話，我猜他一定會罷工。
兩日之後，高務實剛剛完成對戶部各項工作的交接，並審視了萬曆元年以來曆年的戶部度支冊薄，緊接著便有一道名為《稅者取之於民而用之於民疏》上呈皇帝。
當然，奏疏都是先經通政司而到內閣，是以頭一個看到正文的，乃是諸位閣老。
《取用疏》開篇頗有意思，幾乎是原封不動地照搬了高拱當年關於“義利之辨”的說法。
“臣戶部尚書高務實謹奏：《大學》何以言主財？曰：此正聖賢有用之學。夫《洪範》八政，首諸食貨。《禹謨》三事，終於厚生。理財，王政之要務也。
後世迂腐好名者流，不識義利，不辯公私，徒以不言利為高，乃至使人不可以為國。殊不知聚人曰財，理財曰義，又曰義者利之和，則義固嚐不利也。義利之分，惟在公私之判。苟出乎義，則利皆義也；苟出乎利，則義亦利也。”
高務實是高拱的衣缽傳人，以高拱昔日的觀點作為此疏的開篇，政治用意十分明顯。不過，他也不隻是出於政治目的，一直以來他也都讚同這一觀點。
高拱提出的以公利辯私利，確實是一種高見。其中“聚人曰財，理財曰義”是批駁宋儒“以名為利”的觀點。
與之相反的，則是高拱賦予了“義”和“利”全新的解釋，也就是上文中所提到的：所謂“義”，就是理財，是管理國家的財貨；所謂“利”，當然就是聚財，聚集人才去創造財貨。
由此而來，“義”和“利”就不再是抽象、虛空的概念，而是社會大眾為國家創造的利益的總和。
如若一心隻為國家謀利而不計較個人利益的得失，則義即利；反之則義非利。因此，“義”和“利”是一種辯證的關係，兩者相互依存在一定條件下又可以互相轉化，轉化的條件就是“公私之判”。
高拱對於公利和私利有著嚴格的劃分，在他的著作《問辯錄·孟子》中曾經這樣寫道：“孟子之學，最嚴於義利之辯，故於篇首發之，不奪不饜，是利而不利也。不遺親，不後君，是不利而無不利也。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所以高務實一直很清楚，高拱所追求的“利”，不是私利而是公利，也就是“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高拱的思想是當前朝臣們都很清楚的，高務實以此開篇先聲奪人，即是提醒他人，他高務實是高拱政治理念的繼承人，任何改革必以高拱當初的理念為基礎。
同時，這也是團結實學派力量的一種手段，畢竟從“高黨”到“實學派”，本身就是從以社會關係為紐帶的政治集團，到以施政理念為紐帶的政治集團的一種轉變和升華。
接下來，高務實奏疏中繼續寫道：“蓋謂有國家者，不當私其利於已，而以利為利；隻當公其利於人，而以義為利也。蓋以利為利，則失卻人心而國家不可保，亦未嚐利也；以義為利，則得之人心而又有土有財，其利為無窮矣。是則義利之辯如此，為人君者，可不深省於斯？”
這一段則是像皇帝說明“義利之辨”為何重要。事實上，這一段不僅是強調“義利之辨”的重要性，也是為他的下文打下說理的基礎。
“我國家以農為本，逐商為末，祖宗成法，句句在訓。農者天下之本，亦為財貨之本，故古人皆以為農之為盛，則國必盛焉。然則天下皆農，果可行耶？臣不以為然。
臣以為農之為本，如樹之有根，根深則蒂固，如此木即盛也。然木之為木，其勢在幹，其榮在葉。雖不可不察其根，亦不可輕其幹、葉者也。
今臣有一言：無士則國不明，無農則國不穩，無工則國不強，無商則國不富。士農工商，雖有先後，獨不可偏廢，望陛下思之察之。
其如人也，士為其首，農為其身，工為其手，商為其足。倘隻餘士農，則其人不可行動，不可作為，乃與人彘何異？
我太祖高皇帝仁恩浩蕩，澤被天下，惜農憫農，製誥以訓。天下社稷，曆二祖列宗至陛下，凡二百一十九年矣，終以重農憫農為要，誠推曆代之冠。
然本朝既以重農為祖宗法度，卻獨不以興修水利為常，不亦怪哉？臣察究其源，問及各衙，其必曰：太倉不足用矣，固不得大興。
又問：太倉何以不足用也？其必曰：民力不可濫用，民財不可盡取，故不可足也。
果不可足邪？臣以為大謬不然！”
奏疏寫到這裏，高務實該鋪墊的東西已經鋪墊完成，接下來就要開始“上幹貨”了。
“臣察前宋蘇轍《收支敘》中，乃有元祐初年其戶部收入數目，其言：‘今者一歲之入，金以兩計者四千三百，而其出之不盡者二千七百；銀以兩計者五萬七千，而其出之多者六萬；錢以千計者四千八百四十八萬(除米鹽錢後得此數)，而其出之多者一百八十二萬(並言未破應在及泛支給賜得此數)；綢絹以匹計者一百五十一萬，而其出之多者十七萬；穀以石計者二千四百四十五萬，而其出之不盡者七十四萬；草以束計者七百九十九萬，而其出之多者八百一十一萬。’
經臣及同僚折算，當時金一兩約值十貫錢，四千三百兩即值四萬三千貫錢；銀一兩約值一貫錢，五萬七千兩兩即值五萬七千貫錢；綢絹每匹約值一貫半錢，一百五十一萬匹即值二百二十六萬五千貫錢；米穀一石約值一貫錢，二千四百四十五萬石即值二千二百四十五萬貫錢(注：此處折算標準參見程民生《宋代物價研究》），合計約兩千六百八十萬貫。再加上加上按緡錢征收之稅收入四千八百四十八萬貫，總數約為七千五百萬貫。
七千五百萬貫本以堪稱巨額，然此即為元祐初年前宋之歲入否？非也。
臣察知，前宋之財務一分為二，一為戶部左曹(元豐改製前為三司)所統率，由轉運司、州縣主官、市鎮稅官而構成之財政收納各衙門，其掌田賦、商稅、酒稅、常貢、征榷之利；
一為戶部右曹(元豐改製前為司農寺)所統率，由提舉常平司、州通判、縣丞而構成之財政收納各衙門，掌常平、免役、坊場、坑冶、河渡、山澤、地利、榷貨、戶絕沒納之財。
而前宋左曹隸戶部尚書，右曹不隸戶部尚書，因此天下之財分而為二。而蘇轍《元祐會計錄敘》中則又言：‘若夫內藏右曹之積，與天下封樁之實，非昔三司所領，則不入會計，將著之他書，以備觀覽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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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是可知，臣等折算而出之七千五百萬貫錢，不過戶部可以會計之正賦歲入，而戶部右曹掌管之收入，甚至未計其內。如此觀之，前宋疆域不及我朝，而歲入不啻十倍！以陛下之聖明，獨不以為異哉？”
說上幹貨就上幹貨，高務實在這裏比較了一下宋明兩代的財政收入——他雖然隻說了宋朝，但皇帝當然知道本朝歲入，是以不必多說。
至於結果，當然是觸目驚心，以至於高務實用了“不啻十倍”來形容。接下來還沒完，高務實又繼續例證宋明兩代財政收入差距之大，然後再從各項生產指標如鐵器、糧食(大致估算的產量)、布帛、絲綢等產量來證明實際上大明的“生產力”實際上反而超過前宋。
不過這一切都是為了引出另一個要素，他疏言：“故前宋歲入約一億，而其田賦折錢僅約三千萬貫上下(其中實物征收的米穀2445萬石，折錢征收部分未知，但數目不會很大)，比重不過三成而已；非農之稅款多達七成。故臣言：兩宋之富不在農而在商矣。
然或曰：我朝寬民愛厚，所以行此曆代未有之仁政，此正聖人之所倡，汝何以兩宋苛政比之？
臣亦受聖人教化，自也倡導仁政，然則稅之一事，非獨減免既以為仁政者也！
其為稅者，既非朝廷所有，亦非陛下所有，此財取之於民而用之於民。
君上代天牧民，臣等襄佐君上。稅用於君者，隻為使君上切實牧民，不受用度掣肘；稅用於臣等，隻為使臣等切實佐君，不受吃穿所迫。粒米半黍，一針一線，皆為牧民養民之所用，言何苛政？
或曰：古有湯昌，亦有桀紂。我皇上固神文聖武，焉知後世子孫皆盡賢德？倘有一二不肖，薄賦尚有可限，重稅豈非虐民？
又曰：官員任免雖有所製，然貌忠實奸、表裏不一者自古未可盡察，若朝廷重稅以征，其作奸犯科、貪婪自取者所獲十倍於今則如何？
臣以為，此正早定規製之所急要也。凡稅之所征，賬目須清，一兩一錢，來去明晰。此非獨稅法之所當變，戶部等衙計度舊製亦當有所更易。入賬出賬，非一人可為；入庫出庫，非一人可掌。層層查漏，級級追缺。
凡賬目不對，須逐級而對照；事出必究，窮十代而未盡！臣請效兵部四侍郎舊製，亦於戶部另設二侍郎，分掌兩新曹。此二新曹者，一曰審計署；二曰關稅署。
前者專司審計，下轄六司。曰農業審計司，曰工礦審計司，曰商業審計司，曰關稅審計司，曰度支審計司。
後者專司邊貿海貿，下轄五司。曰邊市司，曰海港司，曰陸緝司，曰海緝司，曰政研保障司。
其上兩署十一司詳情，臣已隨疏具奏……”
內閣收到的這道奏疏後麵，果然還附帶了一封厚厚的條陳，詳細說明他所提出的“審計署”、“關稅署”連個“新曹”的作用、功能，以及所管轄的範圍、要達成的目標。
此外，又對兩署的十一個司做了具體說明，包括每個司成立的意義、功能、目標等等，全都詳細說明了一番。
即便是申時行，對高務實的這道奏疏和“隨疏具奏”的條陳也不得不心下讚歎。
尤其是附上的那封條陳，洋洋灑灑寫了數萬言之多，其關注的具體事務之詳細，所作安排之周全，完全超乎申時行的想象。
申時行心中讚歎之後，又不覺深深警醒：高務實履新戶部尚書不過三日，戶部那麽多官員能不能全部認得都不好說，怎麽可能就搞出如此詳細的新設兩署計劃來？任他高務實如何天縱英才，那也絕無可能。
因此隻能說明一件事：這計劃必是早已有之！
天知道高務實從什麽時候起，就開始琢磨這些東西了！
但申時行左思右想，又覺得高務實此前應該也沒有料到過自己會被調任戶部尚書。畢竟以他六首狀元的身份，哪怕曾經外放地方為官，回京之後應該也不會考慮從戶部而入閣，而是走禮部入閣，或者幹脆效仿他三伯高拱，再開一次大明的先例，由吏部尚書入閣！
反正高務實肯定是想著要入閣的，這一點申時行用腳指頭都能想到。
既然如此，高務實到底是從什麽時候起居然就琢磨起了戶部這些事呢？他琢磨這些事的理由又是什麽呢？
申時行以己度人，當然不會認為高務實這麽做真的隻是為了挽救大明朝。他的思路不由自主地開始跑偏：難道高務實認為他憑借“天下文膽”、“天下第一文帥”等身份還不足以固寵，還要把自己打造成為另一個蔡京？
(注：宋時蔡京所以受寵，一個主要原因就是其理財能力在徽宗看來基本無可替代，不過明代文臣則一般認為他的財政手段不過是苛政罷了。這裏申時行以蔡京來比高務實，也是出自這一考量。)
一想到蔡京，自詡為正人君子的申時行不由得驚出一身汗來，昔日嚴嵩當政，便有很多人將之比為蔡京，可見蔡京極盛之時的權勢和對皇帝的影響。
如今高務實對皇帝的影響恐怕已經不弱蔡京、嚴嵩當年，他現在又管著戶部，甚至要把戶部也搞成兵部那樣的“四侍郎製”，先前申時行還隻是覺得他的計劃至少看起來頗為周詳，如今回頭一想……
糟糕，他這是在培植勢力啊！
為什麽這麽想？且不說戶部多了兩侍郎之後，戶部尚書的權威肯定更盛，就單說他那個“審計署”裏頭就有很大的貓膩！
被高務實擺在審計署六司最後一個的，叫做“度支審計司”，這個司雖然級別不高，隻是個“司”，主官不過是正五品的郎中，但它權限極大！
有多大？中樞各衙門的財政用度，全都要經過它的審計！年初入賬的時候要審查一番，年末出賬還要歸它核查，看你這衙門今年的開支是不是對得上，有沒有瞞報，有沒有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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