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兵部左侍郎協理京營戎政，亦或是戶部尚書總督倉場，這都是非常重要的職務，斷不是聖旨一下即刻上任那麽容易。在上任之前，高務實還需要先回兵部交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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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務實在兵部雖然是左侍郎、堂上官，但他的工作相比較“兵部四侍郎製”下的另一位左侍郎石星而言，還是要相對“簡單”一些，因為石星算是“協助尚書抓全麵”，而高務實專管京營。
但高務實的這個“簡單”隻是工作範疇相對單一，實際上京營的那攤子事，任誰都知道很不簡單。
尤其是在高務實親自主導了京營改製之後，這種“不簡單”就更加了得。如果高務實沒有做出安排和交待，新的戎政侍郎上任隻怕摸頭不知腦，沒有幾個月時間下來，連門道都搞不清。
不過，戎政侍郎這個缺朝廷暫時還沒有議定人選，所以高務實目前隻能先找梁夢龍來交卸工作——石星也已經得到聖旨，頂上楊兆致仕後工部尚書的缺去了。
高務實這一卸任，有很多人比他還著急。戚繼光和禁衛軍一幹將領立刻派人到兵部打了報告，得到準許私人進京的批準後，全跑來兵部了解情況；朱應楨、張元功等一幹靖難係勳貴忙不迭遞了聯名拜帖，說晚上要去昭回靖恭坊拜見司農，甚至連一直身體不好的定國公徐文璧的名字也赫然在列……
也難怪他們著急，高務實“分割京營”之後，京營分為後勤和作戰兩個部分，雖然名義上依舊是聽從五軍都督府的統轄和兵部的指揮，但畢竟是“各自為政”了，雙方對目前的情況也都非常滿意，並不願意再次變化。
如今高務實要調升戶部尚書了，這京營的製度在新任戎政侍郎的主持下會不會出現變化，他們當然很是焦急，怎能不提前做點準備？
戚繼光與高務實是多年的老交情，當然不會因為高務實卸任戎政侍郎就出現什麽態度上的變化。恰恰相反，他對這位年僅二十五歲的大司農越發恭敬，在拜帖上的落款又改回了“沐恩門下走狗小的戚某頓首敬拜”。
戚司令都這語氣了，禁衛軍其他將領的拜帖更不必說，那真是一個賽著一個謙卑，又一個賽著一個親熱。
高務實明白這拜帖再次改動自稱的意義，戚繼光和一幹將領這是擺明了自己依舊是腦門上貼著“高”字的，不會因為高務實的職務變動就有什麽變化。
這是個聰明的舉動。
高務實是升調，又不是被迫致仕了。他作為文臣，位進一品(太子太師)，離入閣這個文官們人人向往的地位也更近了一步，最關鍵的是，如今他才不過二十五歲！
戚繼光等人完全敢做一個預想：隻要朝廷對察哈爾的決戰按計劃進行，以目前朝中“文帥”們在皇上心目中的的地位來看，這一仗十有八九還得是高務實領兵。那麽，一旦戰而勝之……這輔臣之位還不是唾手可得？
彼時的“高閣老”極有可能尚不及而立之年！
這太驚人了！
要知道，如今的內閣可不是早年的內閣，解縉當年三十二歲為閣臣，三十三歲為首輔之故事並不能套用——那時候的內閣不過是皇帝的私人幕僚，可如今的內閣是什麽？大抵相當於唐時的政事堂，兩者完全不可同日而語。
本來內閣的設立，一方麵是因為皇帝忙不過來，另一方麵也是皇帝想要用內閣來牽製六部，與六部分權。當時成祖恐怕並沒有料到有今天這一幕：內閣全麵壓製了六部。
高務實如今已經是戶部尚書，如果按照早年間的傳統，他就沒法入閣了，但按照近幾十年的習慣，則意味著他離入閣很近。這其中的製度和習慣變化，很有必要說一下。
自內閣初建的永樂時期開始，一直到弘治年間，六部尚書與其之間就從未有正式的遷轉情況。這種相互之間的對立在內閣成立初期已經有所體現。
永樂二年(1404)十二月立春之時，成祖朱棣於奉天殿賜宴群臣，照例賞賜六部尚書和侍郎金織文綺衣各一襲，同時“特賜翰林學士解縉，侍讀黃淮、胡(廣)，侍講楊榮、楊士奇、金幼孜衣，與尚書同”，而且非常明確地指出：“朕於卿等非偏厚，代言之司、機密所寓，況卿六人旦夕在朕左右，勤勞勩益，不在尚書下。故於賜賚必求稱其事功，何拘品級。”並且強調：“朕皇考初製，翰林長官品級與尚書同，卿等但盡心職任。”
這段怎麽理解呢？內閣在創建初期，雖然尚歸屬於翰林院管轄，當時內閣諸臣也以翰林院官職為尊，但是朱棣在這次宴會中，將內閣諸臣與六部尚書同等賞賜，並明確強調其官秩雖然僅為五品，但職能不在六部尚書之下。
這基本上表明，朱棣設立殿閣大學士的初衷，便有著削弱六部尚書地位與職掌之意，也就此奠定了兩者之間相互製衡的關係。
當然，內閣這種職、權嚴重不相匹配的情況並沒有長久持續，隨著內閣地位的提升，仁宣時期開始形成閣臣入閣後加六部尚書或侍郎等虛銜的慣例。
如洪熙元年(1425)正月，加封“黃淮為少保、戶部尚書仍兼武英殿大學士，加少傅兼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兵部尚書，太子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金幼孜禮部尚書，俱三俸並支，仍掌內製”。
雖然這種加封是“不預所升職務”的，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對六部職權的侵犯。時人對此也曾明確指出其有違祖宗之意，“大學士五品爾，如欲加於六卿，則何不崇其階銜也”。
這種加銜雖然破壞了對內閣的限製，但是顯然在一定程度上給予了其幹涉六部事務的便利，進一步強化了內閣對六部尚書的製衡。
另外，內閣建立之初的選任方式也與六部官員有明顯差異，內閣基本都是以直接從翰林院官員中選拔為主，甚至因此曾選擇部分新科進士與翰林院官員於內閣觀政，作為閣臣的預備者。這一條到如今萬曆年間也依然存在，即所謂觀政進士是也——他們的共同特點其實並不是“進士”，而是“翰林”，絕沒有不是翰林卻做了觀政進士的。
對此種情況，《明實錄》中較為明確的記載大概有兩次，第一次是在永樂二年(1404)左右，當時新科進士中的一甲與庶吉士的28人“就文淵閣進其學”，最終三年考滿之時，彭汝器、王直、餘鼎等人得以留任。
第二次是在宣德九年(1434)八月時，“命行在翰林院修撰馬愉、陳詢、林震、曹鼐，編修林文龔、錡鍾複、趙恢，大理寺左評事張益，同庶吉士薩琦、何瑄、鄭建、江淵……三十七人，於文淵閣進學”。
文淵閣是閣臣入直辦事之地，這兩次進學實質是內閣為挑選接班人而進行的，其中較為明確的是，王直曾長期在內閣撰寫詔書，馬愉、曹鼐在楊士奇、楊榮致仕後入閣預機務，可見當時內閣遷入的慣例是以翰林院官職為主，這在正統以後也繼續沿襲，“故正統年間陳循、高穀、苗衷、馬愉、曹鼐以學士入，張益、彭時、商輅以修撰入，則舊意猶存可考也”。
這種直接從“詞臣”或者說“史官”選拔入閣的方式，顯然重視的是秘書性職責，“蓋朝廷用入閣者皆出翰林，翰林之選文字而已，非嚐考其行也”。
這與六部尚書選拔注重行政能力是截然不同的，這時期的六部尚書中像何文淵、王翱、李秉等都是經過地方與中樞的行政曆練，從知府、推官等地方官升遷至中樞後，累遷至尚書之職的。
剛才曾說，如果按照過去的規矩，高務實做了戶部尚書，基本就絕了入閣的路，這和早幾年高務實外任廣西巡按時被很多人看衰是同一個道理，這是有例子的。
有一個非常典型的代表人物，就是曾擔任過吏部尚書的王直，他的仕宦經曆充分體現了內閣與六部尚書的製衡性。
王直，江西泰和人，永樂二年(1404)進士，授庶吉士並“事文淵閣”。他也是內閣成立以來第一批選拔入閣觀政學習的新科進士。最終三年考滿之時，王直得以繼續留任內閣，“俾屬草”。
當然嚴格意義上講，王直並非真正的閣臣，沒有殿閣大學士的名與實，僅可以看成是閣臣的候補。
王直的內閣生涯一直持續到正統五年(1440)左右，入閣三十餘年，不論是文采還是能力，都備受推崇，“中外鹹倚重之”。而且楊士奇、楊榮等閣臣在正統時年事已高，即將致仕，王直又與楊士奇有同鄉之誼，成為正式閣臣本來是水到渠成之事。
但是意外發生了，王直此時與楊士奇發生了嫌隙，楊士奇之子楊稷“居家暴橫，鄉民甚苦之”，王直曾就此提醒楊士奇，不料楊士奇卻被其子蒙騙，認為“抑庵(王直)忌其功名，妄為此語”，由此嫉恨王直，隨即將其排擠出內閣。
王直出閣後擔任禮部侍郎，隨後於正統八年(1443)升遷為吏部尚書，並一直任職到天順元年(1458)。任職期間，楊士奇於正統九年(1444)病逝，而內閣馬愉、曹鼐、陳循、苗衷、高穀等人的地位和威望均無法與其並列，且自景泰二年(1451)開始，由於王直年老體衰，先後任命何文淵、王翱為吏部尚書輔佐管理部事。
可以說，王直入閣的所有阻礙已經基本清除。但實際情況是，王直此時仍舊擔任吏部尚書之職，與宣德時期的吏部尚書蹇義、戶部尚書夏元吉解部事以備顧問大體相同，也就是說，此時的官員若先升尚書，則無入閣之機會——因為此時的內閣，整體上來說還是“秘書”這個屬性更重。
王直晚年對此也曾感歎道:“西楊不欲予同事內閣，出予理部事，當是時不能無憾。”結合王直的仕宦經曆，這種遺憾在針對楊士奇的同時，顯然也與當時的政體阻斷其回歸內閣之路不無關係。
此外，內閣在正統時期獲得的“票擬”之權，與六部尚書的行政權也具有很強的製衡性，對此解釋最為精辟的要屬高拱。
高拱在《三乞天恩辭免兼任疏》中提到：“我國家之事，皆屬部臣題行，閣臣擬票。或未當，則為之駁正;或未妥，則為之調停。不嫌異同，務在參伍。所以事多得其理，而人不敢為奸，是閣之與部不容混而一也……
春芳既解任去，而臣又忝居二輔之先，若仍領銓務，則自所題行，自所擬票，駁正調停終為未便，是謂以水濟水，誰能食之……
今內閣平章重事，吏部進退百官，皆權所在也。臣既忝閣臣之先，而仍總吏曹之職，則操權不亦太重乎?權太重，非惟臣難以居，而國體亦非所宜。”
這是高拱第三封請辭兼任吏部尚書的奏疏，其中非常明確地指出中樞權力結構中內閣與六部職權是相輔相成、相互製約的，這也是朝廷在廢除丞相製度後，精心設計的外廷運行和製約機製，如若兩者歸於一處，則操權太重，嚴重威脅皇權的穩固和國體的穩定。
當然，這裏也有點特殊，即吏部尚書到底與其他尚書有別，高務實如今這個戶部尚書到底不如吏部尚書那麽敏感。
“萬事開頭難”，高拱以首輔兼任吏部尚書之後，無論是閣老身兼尚書，或以尚書位進閣老，都變得常態化了。
換言之，內閣與六部不再如早年那般涇渭分明，現在不僅是開始融合，甚至出現了上下級之分：內閣統領六部。
當然這個並不絕對，原曆史上在萬曆朝時，一旦首輔性格軟弱，亦或者得不到皇帝的強力支持，六部也可能反過來架空內閣。
戚繼光等人之所以不敢對高務實有絲毫不敬，一則是高務實入閣可期，這一點人盡皆知；二則此時戶部、兵部都是實學派的主場。
在高務實頭頂管著他的閣老是張學顏，其為實學派大佬，同時也是高務實一直以來的重要支持者，可想而知會絕對支持高務實在戶部的展布。
而兵部方麵雖然戎政侍郎暫時缺位，但戚繼光料定這肯定是因為此次內閣與七卿的變動來得過於突然，實學派本身也有些措手不及，所以還沒來得及推舉人選。
戚繼光認為，這個新任戎政侍郎大概率還是會從實學派中產生，而且很有可能皇上會召見高務實，讓他推薦繼任者——這也算是個傳統，就像當初潘晟把徐學謨推上來一樣。
有了這樣的判斷，戚繼光等人自然繼續恭恭敬敬，而朱應楨、張元功等人也自然還得趕緊投拜帖求見高務實。
於是，高務實最後一次在兵部接見了他曾經麾下的禁衛軍諸將，麵授機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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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書友“曹麵子”的打賞支持，謝謝！
感謝書友“係統崩潰”、“ASolsF”的月票支持，謝謝！
PS：下一章或者說下半章會把新的內閣、七卿名單列出來一下，以免大家看得不記得了——我還是記得的，而接下來要“換副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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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高務實的這個“簡單”隻是工作範疇相對單一，實際上京營的那攤子事，任誰都知道很不簡單。
尤其是在高務實親自主導了京營改製之後，這種“不簡單”就更加了得。如果高務實沒有做出安排和交待，新的戎政侍郎上任隻怕摸頭不知腦，沒有幾個月時間下來，連門道都搞不清。
不過，戎政侍郎這個缺朝廷暫時還沒有議定人選，所以高務實目前隻能先找梁夢龍來交卸工作——石星也已經得到聖旨，頂上楊兆致仕後工部尚書的缺去了。
高務實這一卸任，有很多人比他還著急。戚繼光和禁衛軍一幹將領立刻派人到兵部打了報告，得到準許私人進京的批準後，全跑來兵部了解情況；朱應楨、張元功等一幹靖難係勳貴忙不迭遞了聯名拜帖，說晚上要去昭回靖恭坊拜見司農，甚至連一直身體不好的定國公徐文璧的名字也赫然在列……
也難怪他們著急，高務實“分割京營”之後，京營分為後勤和作戰兩個部分，雖然名義上依舊是聽從五軍都督府的統轄和兵部的指揮，但畢竟是“各自為政”了，雙方對目前的情況也都非常滿意，並不願意再次變化。
如今高務實要調升戶部尚書了，這京營的製度在新任戎政侍郎的主持下會不會出現變化，他們當然很是焦急，怎能不提前做點準備？
戚繼光與高務實是多年的老交情，當然不會因為高務實卸任戎政侍郎就出現什麽態度上的變化。恰恰相反，他對這位年僅二十五歲的大司農越發恭敬，在拜帖上的落款又改回了“沐恩門下走狗小的戚某頓首敬拜”。
戚司令都這語氣了，禁衛軍其他將領的拜帖更不必說，那真是一個賽著一個謙卑，又一個賽著一個親熱。
高務實明白這拜帖再次改動自稱的意義，戚繼光和一幹將領這是擺明了自己依舊是腦門上貼著“高”字的，不會因為高務實的職務變動就有什麽變化。
這是個聰明的舉動。
高務實是升調，又不是被迫致仕了。他作為文臣，位進一品(太子太師)，離入閣這個文官們人人向往的地位也更近了一步，最關鍵的是，如今他才不過二十五歲！
戚繼光等人完全敢做一個預想：隻要朝廷對察哈爾的決戰按計劃進行，以目前朝中“文帥”們在皇上心目中的的地位來看，這一仗十有八九還得是高務實領兵。那麽，一旦戰而勝之……這輔臣之位還不是唾手可得？
彼時的“高閣老”極有可能尚不及而立之年！
這太驚人了！
要知道，如今的內閣可不是早年的內閣，解縉當年三十二歲為閣臣，三十三歲為首輔之故事並不能套用——那時候的內閣不過是皇帝的私人幕僚，可如今的內閣是什麽？大抵相當於唐時的政事堂，兩者完全不可同日而語。
本來內閣的設立，一方麵是因為皇帝忙不過來，另一方麵也是皇帝想要用內閣來牽製六部，與六部分權。當時成祖恐怕並沒有料到有今天這一幕：內閣全麵壓製了六部。
高務實如今已經是戶部尚書，如果按照早年間的傳統，他就沒法入閣了，但按照近幾十年的習慣，則意味著他離入閣很近。這其中的製度和習慣變化，很有必要說一下。
自內閣初建的永樂時期開始，一直到弘治年間，六部尚書與其之間就從未有正式的遷轉情況。這種相互之間的對立在內閣成立初期已經有所體現。
永樂二年(1404)十二月立春之時，成祖朱棣於奉天殿賜宴群臣，照例賞賜六部尚書和侍郎金織文綺衣各一襲，同時“特賜翰林學士解縉，侍讀黃淮、胡(廣)，侍講楊榮、楊士奇、金幼孜衣，與尚書同”，而且非常明確地指出：“朕於卿等非偏厚，代言之司、機密所寓，況卿六人旦夕在朕左右，勤勞勩益，不在尚書下。故於賜賚必求稱其事功，何拘品級。”並且強調：“朕皇考初製，翰林長官品級與尚書同，卿等但盡心職任。”
這段怎麽理解呢？內閣在創建初期，雖然尚歸屬於翰林院管轄，當時內閣諸臣也以翰林院官職為尊，但是朱棣在這次宴會中，將內閣諸臣與六部尚書同等賞賜，並明確強調其官秩雖然僅為五品，但職能不在六部尚書之下。
這基本上表明，朱棣設立殿閣大學士的初衷，便有著削弱六部尚書地位與職掌之意，也就此奠定了兩者之間相互製衡的關係。
當然，內閣這種職、權嚴重不相匹配的情況並沒有長久持續，隨著內閣地位的提升，仁宣時期開始形成閣臣入閣後加六部尚書或侍郎等虛銜的慣例。
如洪熙元年(1425)正月，加封“黃淮為少保、戶部尚書仍兼武英殿大學士，加少傅兼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兵部尚書，太子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金幼孜禮部尚書，俱三俸並支，仍掌內製”。
雖然這種加封是“不預所升職務”的，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對六部職權的侵犯。時人對此也曾明確指出其有違祖宗之意，“大學士五品爾，如欲加於六卿，則何不崇其階銜也”。
這種加銜雖然破壞了對內閣的限製，但是顯然在一定程度上給予了其幹涉六部事務的便利，進一步強化了內閣對六部尚書的製衡。
另外，內閣建立之初的選任方式也與六部官員有明顯差異，內閣基本都是以直接從翰林院官員中選拔為主，甚至因此曾選擇部分新科進士與翰林院官員於內閣觀政，作為閣臣的預備者。這一條到如今萬曆年間也依然存在，即所謂觀政進士是也——他們的共同特點其實並不是“進士”，而是“翰林”，絕沒有不是翰林卻做了觀政進士的。
對此種情況，《明實錄》中較為明確的記載大概有兩次，第一次是在永樂二年(1404)左右，當時新科進士中的一甲與庶吉士的28人“就文淵閣進其學”，最終三年考滿之時，彭汝器、王直、餘鼎等人得以留任。
第二次是在宣德九年(1434)八月時，“命行在翰林院修撰馬愉、陳詢、林震、曹鼐，編修林文龔、錡鍾複、趙恢，大理寺左評事張益，同庶吉士薩琦、何瑄、鄭建、江淵……三十七人，於文淵閣進學”。
文淵閣是閣臣入直辦事之地，這兩次進學實質是內閣為挑選接班人而進行的，其中較為明確的是，王直曾長期在內閣撰寫詔書，馬愉、曹鼐在楊士奇、楊榮致仕後入閣預機務，可見當時內閣遷入的慣例是以翰林院官職為主，這在正統以後也繼續沿襲，“故正統年間陳循、高穀、苗衷、馬愉、曹鼐以學士入，張益、彭時、商輅以修撰入，則舊意猶存可考也”。
這種直接從“詞臣”或者說“史官”選拔入閣的方式，顯然重視的是秘書性職責，“蓋朝廷用入閣者皆出翰林，翰林之選文字而已，非嚐考其行也”。
這與六部尚書選拔注重行政能力是截然不同的，這時期的六部尚書中像何文淵、王翱、李秉等都是經過地方與中樞的行政曆練，從知府、推官等地方官升遷至中樞後，累遷至尚書之職的。
剛才曾說，如果按照過去的規矩，高務實做了戶部尚書，基本就絕了入閣的路，這和早幾年高務實外任廣西巡按時被很多人看衰是同一個道理，這是有例子的。
有一個非常典型的代表人物，就是曾擔任過吏部尚書的王直，他的仕宦經曆充分體現了內閣與六部尚書的製衡性。
王直，江西泰和人，永樂二年(1404)進士，授庶吉士並“事文淵閣”。他也是內閣成立以來第一批選拔入閣觀政學習的新科進士。最終三年考滿之時，王直得以繼續留任內閣，“俾屬草”。
當然嚴格意義上講，王直並非真正的閣臣，沒有殿閣大學士的名與實，僅可以看成是閣臣的候補。
王直的內閣生涯一直持續到正統五年(1440)左右，入閣三十餘年，不論是文采還是能力，都備受推崇，“中外鹹倚重之”。而且楊士奇、楊榮等閣臣在正統時年事已高，即將致仕，王直又與楊士奇有同鄉之誼，成為正式閣臣本來是水到渠成之事。
但是意外發生了，王直此時與楊士奇發生了嫌隙，楊士奇之子楊稷“居家暴橫，鄉民甚苦之”，王直曾就此提醒楊士奇，不料楊士奇卻被其子蒙騙，認為“抑庵(王直)忌其功名，妄為此語”，由此嫉恨王直，隨即將其排擠出內閣。
王直出閣後擔任禮部侍郎，隨後於正統八年(1443)升遷為吏部尚書，並一直任職到天順元年(1458)。任職期間，楊士奇於正統九年(1444)病逝，而內閣馬愉、曹鼐、陳循、苗衷、高穀等人的地位和威望均無法與其並列，且自景泰二年(1451)開始，由於王直年老體衰，先後任命何文淵、王翱為吏部尚書輔佐管理部事。
可以說，王直入閣的所有阻礙已經基本清除。但實際情況是，王直此時仍舊擔任吏部尚書之職，與宣德時期的吏部尚書蹇義、戶部尚書夏元吉解部事以備顧問大體相同，也就是說，此時的官員若先升尚書，則無入閣之機會——因為此時的內閣，整體上來說還是“秘書”這個屬性更重。
王直晚年對此也曾感歎道:“西楊不欲予同事內閣，出予理部事，當是時不能無憾。”結合王直的仕宦經曆，這種遺憾在針對楊士奇的同時，顯然也與當時的政體阻斷其回歸內閣之路不無關係。
此外，內閣在正統時期獲得的“票擬”之權，與六部尚書的行政權也具有很強的製衡性，對此解釋最為精辟的要屬高拱。
高拱在《三乞天恩辭免兼任疏》中提到：“我國家之事，皆屬部臣題行，閣臣擬票。或未當，則為之駁正;或未妥，則為之調停。不嫌異同，務在參伍。所以事多得其理，而人不敢為奸，是閣之與部不容混而一也……
春芳既解任去，而臣又忝居二輔之先，若仍領銓務，則自所題行，自所擬票，駁正調停終為未便，是謂以水濟水，誰能食之……
今內閣平章重事，吏部進退百官，皆權所在也。臣既忝閣臣之先，而仍總吏曹之職，則操權不亦太重乎?權太重，非惟臣難以居，而國體亦非所宜。”
這是高拱第三封請辭兼任吏部尚書的奏疏，其中非常明確地指出中樞權力結構中內閣與六部職權是相輔相成、相互製約的，這也是朝廷在廢除丞相製度後，精心設計的外廷運行和製約機製，如若兩者歸於一處，則操權太重，嚴重威脅皇權的穩固和國體的穩定。
當然，這裏也有點特殊，即吏部尚書到底與其他尚書有別，高務實如今這個戶部尚書到底不如吏部尚書那麽敏感。
“萬事開頭難”，高拱以首輔兼任吏部尚書之後，無論是閣老身兼尚書，或以尚書位進閣老，都變得常態化了。
換言之，內閣與六部不再如早年那般涇渭分明，現在不僅是開始融合，甚至出現了上下級之分：內閣統領六部。
當然這個並不絕對，原曆史上在萬曆朝時，一旦首輔性格軟弱，亦或者得不到皇帝的強力支持，六部也可能反過來架空內閣。
戚繼光等人之所以不敢對高務實有絲毫不敬，一則是高務實入閣可期，這一點人盡皆知；二則此時戶部、兵部都是實學派的主場。
在高務實頭頂管著他的閣老是張學顏，其為實學派大佬，同時也是高務實一直以來的重要支持者，可想而知會絕對支持高務實在戶部的展布。
而兵部方麵雖然戎政侍郎暫時缺位，但戚繼光料定這肯定是因為此次內閣與七卿的變動來得過於突然，實學派本身也有些措手不及，所以還沒來得及推舉人選。
戚繼光認為，這個新任戎政侍郎大概率還是會從實學派中產生，而且很有可能皇上會召見高務實，讓他推薦繼任者——這也算是個傳統，就像當初潘晟把徐學謨推上來一樣。
有了這樣的判斷，戚繼光等人自然繼續恭恭敬敬，而朱應楨、張元功等人也自然還得趕緊投拜帖求見高務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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