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年二月大事連連,先是月中驚聞丟了西寧城,接下去沒多久,朝廷不僅沒有對事涉西寧的三邊總督做出什麽指示,隻是斥責他行事拖遝,讓他早些調集軍、糧等物資好收複失地,然後反倒十分突然的設立了七鎮經略,由高務實以原官兼任,並重新加了都察院銜。
高務實現在的職務全稱是“協理京營戎政兵部左侍郎、都察院右都禦史、經略薊遼四鎮及宣大三鎮等處邊務兼理糧餉”。除此之外,朱翊鈞還順便把他的文散官官階從嘉議大夫升至通議大夫,理由是京營改製順利的加賞。餘官並如故——餘官就是宮保之類的虛銜。
這道旨意能被順利通過,就已經讓外界議論紛紛,甚至有人公開討論,懷疑內閣和六科都瘋掉了。
為什麽這麽說呢,這和有明一代巡撫、總督、經略等職務的設置演變有關。
有明一代,始終缺乏軍事高級長官的經製官職設置,朝廷文官被派遣到地方上,大都是以兵部、都察院等掛銜的特殊身份,駕淩於三司之上。
巡撫、總督兩職的來曆和差別本書前文已有所述,這裏就不贅言,主要隻說這個“經略”。
《明史》曰:“天啟元年,置遼東經略。經略之名,起於萬曆二十年宋應昌暨後楊鎬。至天啟元年,又以內閣孫承宗督師經略山海關,稱樞輔。崇禎四年並入總督。十一年又增設總督於保定。”
然而《明史》這裏顯然錯了,因為從《明實錄》中的資料來看,最早的經略並不是出現於天啟年間。當然,這裏可以將“經略”理解為動詞,作為“經營軍務負責功略”之類的意思來理解。
如弘治十八年六月丙辰:經略山海關工部左侍郎李鐩回京,上經略事跡。起廟山口迄於密雲墓田穀關,展出荒地五十頃二十廟,修邊牆二萬四千七百九十餘丈、糠溝三千三百餘丈、墩台、敵台、城樓、營堡等項共一百七十餘座,營房三百八十餘間。(《武宗實錄》)
正德十三年正月癸卯:韃賊五赤金率眾往牧河套,將入寇延綏,守臣以聞。兵部議令:“延綏副總兵朱鑾、參將杭雄、遊擊周政、劉玉軍安邊營等處,紀世楹、馮大經以次東駐便利城堡;總兵柳湧守鎮城相機發兵,寧夏總兵安國守鎮城,副總兵路英、遊擊李永定軍清水營、花馬池、定邊營等處,與東路參將各飭兵巡哨、應援,陝西總兵趙文、都禦史鄭楊駐固原經略。請將俱聽自為戰守,不必遙製。”從之。(《武宗實錄》)
正德十六年七月庚午:兵部奏:“居庸、紫荊、倒馬三關修築墩堡、城樓、牆壕凡九百有奇。都禦史李瓚所經略也。”(《世宗實錄》)
萬曆三十年十一月甲申:起都察院右都禦史蹇達總督薊、遼、保定等處軍務,兼理糧餉,經略禦倭;右僉都禦史戶應元巡撫浙江等處地方,提督軍務。(《神宗實錄》)
《明史》也有後期的記載,如萬曆二十六年六月丙子:巡撫天津僉都禦史萬世德經略朝鮮。
在這裏可以看到,工部侍郎也可以就任“經略”一職,因此“經略”的實際最低“標配”就是侍郎,換句話說,就是六部堂上官及以上的大臣可以在朝廷認為有需要的情況下出任“經略”。
而明史中提到的楊鎬,則是在萬曆四十六年閏四月庚申:起升楊鎬為兵部左侍郎兼右僉都禦史,經略遼東。(《神宗實錄》)
從字麵上來理解,楊鎬的實際職務是兵部左侍郎兼右僉都禦史,負責“經略遼東”,“經略”在這裏當成動詞來理解更為合適。
當然有些時候,總督和經略都常常作為動詞混淆在一起使用,如《明史》記載,萬曆二十二十五年春正月丙辰:朝鮮使來請援。二月丙寅,複議征倭。丙子,前都督同知麻貴為備倭總兵官,統南北諸軍。三月乙巳,山東右參政楊鎬為僉都禦史,經略朝鮮軍務。己未,兵部侍郎邢玠為尚書,總督薊、遼、保定軍務,經略禦倭。
這裏的邢玠就更有意思了,他是以兵部侍郎的身份既擔任了總督,又擔任了經略。
綜上所述,以高務實的身份地位和過往事功而言,他做個“經略”本來是沒有任何問題的,甚至就連他一人兼管大明的最強七鎮,其實也不是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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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問題出在哪呢?就出在高務實自己之前所驚訝的:他沒有卸任戎政侍郎,實際上是以戎政侍郎兼任了七鎮經略。
這個性質就大不相同了。
眾所周知,戎政侍郎雖說名義上隻是京營的“二把手”,但由於大明文貴武賤已久,“總督京營戎政”和“協理京營戎政”其實早就出現了高低錯位甚至上下倒懸的狀態——你讓彰武伯楊炳在高務實主持京營會議的時候真把自己當“總督”,對高務實頤指氣使試試看?他怕是要嚇尿。
所以協理京營戎政早就是實際上的京營“一把手”了。而且那還是以前,經過高務實去年的一番騷操作,京營分成了禁衛軍和生產建設兵團,此二者都直接聽命於“協理京營戎政”——即高務實本人。
而這其中,生產建設兵團不負責作戰,隻負責後勤、裝備等事務。於是負責作戰的禁衛軍變得有且僅有唯一一個頂頭上司,也就是戎政侍郎。
換句話說,現在哪怕是皇帝要調動禁衛軍,理論上來說都必須通過高務實這個戎政侍郎。
本來這個製度的設立,是因為當時高務實要確保禁衛軍不會也被當成過去的京營一樣,被朝廷各部呼來喝去瞎使喚,做些掃灑大街、疏通下水道之類的事情而耽誤了練兵,但後來就形成了一種情況,即戎政侍郎正兒八經地擁有了禁衛軍的控製權。
這個局麵,相當於戎政侍郎和禁衛軍司令之間已經形成了類似於總督與總兵的關係,也就是文官控製武將,文官實際上是“文帥”。換言之,如果現在京營體係下麵又新設諸如禦林軍、羽林軍之類與禁衛軍並行的編製,則他們也都應該是戎政侍郎管轄的。
如此麻煩就來了,高務實以戎政侍郎兼任薊遼、宣大七鎮,就相當於是掌握了大明京師及周邊幾乎全部的作戰兵力。
有好事官員掰著手指頭算了算:遼東有兵十八萬,薊州有兵十八萬,昌平有兵六萬,宣府有兵十三萬,大同有兵十二萬,山西有兵七萬,保定有兵四萬……七鎮總兵力高達七十八萬有餘。
如果再加上禁衛軍的六萬,那就是將近八十五萬大軍!
錯非高務實是個文官,而且是“曆代忠良”的出身,否則現在等著他的可能就不是什麽“質疑”或者“議論”,而是直截了當的口誅筆伐,甚至“人人得而誅之”了。
其實現在質疑這個任命的官員倒也不是懷疑或者擔心高務實會造反,因為那其實並不可能——文官的統兵權是直接來自於皇帝的臨時任命,並不代表他對這些軍隊有所經營。
換句話說,就是他手底下的這些軍隊隻是因為“奉皇命”所以聽他的臨時指揮,平時並不歸他管,這個就顯然不滿足造反的必要條件。
造反需要的是長期把持一支軍隊,把這支軍隊養到隻認這個統帥,而根本不認皇帝的程度——所以朝廷壓製的一貫都是總兵,而不是什麽巡撫、總督亦或者經略之類的文官。
畢竟,這年頭的總兵基本上都是靠家丁打仗,而家丁是不認皇帝聖旨的,他們隻聽家主的吩咐。李成梁等就不說了,即便戚繼光號稱不養家丁,但實際上整個戚家軍都相當於是他的家丁,差別隻是他沒有拿戚家軍士兵的賣身契罷了,從威望上來說沒有太大的區別。
這也是去年戚繼光進京任禁衛軍司令的時候明明隻帶了那麽點人,也老老實實停在京師之外早請示晚匯報,詢問自己什麽時候可以進京的原因。
因為文官的軍權來自於皇帝,自己沒有“嫡係部隊”,所以不必防備他造反,而武將都是有嫡係部隊的,這就不得不防。
大明朝廷對這個問題其實是有深刻認識的。
現在對高務實的質疑,雖然是由於他直轄的軍隊過於龐大和精銳而起,但矛盾的焦點不是他會不會造反,而是他現在責任太過重大——手底下的軍力已經達到全大明的七成以上,而且全是“九邊精銳”,再加上“拱衛神京”的禁衛軍,這些全都是能戰之軍,遠不是南京各衛所的那些望風而逃之輩可比。
二十多歲的年紀,掌握如此大的力量,一舉一動都事關天下安危,這萬一要是出了事,他承擔得起這個責任嗎?
質疑這一點的官員尤其奇怪的一點在於,高務實雖然身份地位很是特殊,實學派官員肯定不介意他執掌這樣的大權,可是……心學派呢?
為什麽內閣也同意了,六科也同意了?
明明首輔申時行就是心學派的人,六科之中的心學派官員也不在少數啊?
為什麽?
因為申時行認為局麵並不失控。
他和張誠此前一番交談後,申時行深思熟慮許久,已經定下了對高務實的應對之策。
申時行其實心裏是很認可高務實的能力的,他並不懷疑高務實幹不好這個七鎮經略,也不擔心他捅出什麽大簍子來——甚至他還早就猜測過,皇帝原先心中對於尚未發生的“察哈爾決戰”之主帥人選,恐怕早就定了是高務實。
既然如此,他現在提前掛上經略的頭銜其實根本無所謂。
再加上,皇帝的這道旨意能夠下達,本身也是和內閣商議過的,甚至朱翊鈞還親自把申時行請到乾清宮西暖閣密議了一番,告訴他高務實這次的所謂“經略”,主旨不過是震懾圖們和博碩克圖等輩,並不是真的現在就打算動兵。
當時申時行的表現是“大鬆了一口氣”。
但朱翊鈞所不知道的是,其實申時行這個表情隻是做給他看的,實際上申元輔並不擔心高務實這次就真正出兵,也不擔心高務實吃敗仗。甚至誅心一點說,申元輔還巴不得他早點吃個敗仗,乃至於敗得慘些也不要緊。
在和張誠一番懇談之後,申時行已經意識到,高務實最大的一個優勢就是“永遠都能幫皇帝解決麻煩”,其他方麵,比如什麽出身、與皇帝的同窗發小關係等等,那都隻是錦上添花。
高務實能解決財政麻煩,這一點申時行自家人知道自家事,那是隻能幹瞪眼的,畢竟高某人在這件事上的能力全天下沒人敢說不服。
但他的另一項能力卻並沒有“金剛不壞身”,這項能力就是所謂的“帥才”。
按照張誠的分析,高務實打仗“其實不怎麽樣”,可以說極少親自指揮作戰,都是靠著手底下的武將“太能打”,所以這才贏了。
比如說,他征安南,靠的是黃芷汀、岑淩所部狼兵勇悍無匹;戰漠南,靠的是蒙古第一悍將恰台吉所向披靡;定遼南,則靠的是馬芳暗中指點。
總而言之一句話,張誠認為高務實的所謂帥才其實是名不副實的,有這樣的部下可以指揮,換誰去誰行。
申時行的看法雖然沒有張誠那麽絕對,但也大致認可張誠的分析,而且他還發現高務實打仗有一個非常明顯的“弱點”,就是太花錢了。
而眼下的局麵則是朝廷根本沒錢,所以一旦高務實真的出兵,不管是和圖們還是和博碩克圖打了起來,高務實恐怕都很難順利的獲得勝利。
申時行也不是沒有考慮戰敗的後果,他畢竟是當朝首輔,不可能完全不考慮這一點,但他認為問題不會太大。
不管他心裏願不願意承認,大明從高拱回朝算起,到現在十幾年過去,局麵真的已經改善了很多。九邊當年的兵力虛誇得厲害,最危險的時候差不多能缺額一半,現在卻已經補充得七七八八,如果隻說高務實此次經略的這七鎮,總體滿編率可能高達八九成,而且優良火器的列裝和換裝也因為軍工私營而進展順利。
這七鎮的真實實力,按照申時行心中的估算,至少兩倍於十幾年前。即便高務實出兵吃了個敗仗,甚至是大敗仗,哪怕一次損失十萬大軍,大明也是扛得住的,至少不會被韃子打進關內,搞出第二次庚戍之變。
既然如此,他申時行有什麽好擔心的呢?讓高務實去弄,自己隻需要相機看看要不要提前執行“那個計劃”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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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書友“曹麵子”的打賞支持,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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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道旨意能被順利通過,就已經讓外界議論紛紛,甚至有人公開討論,懷疑內閣和六科都瘋掉了。
為什麽這麽說呢,這和有明一代巡撫、總督、經略等職務的設置演變有關。
有明一代,始終缺乏軍事高級長官的經製官職設置,朝廷文官被派遣到地方上,大都是以兵部、都察院等掛銜的特殊身份,駕淩於三司之上。
巡撫、總督兩職的來曆和差別本書前文已有所述,這裏就不贅言,主要隻說這個“經略”。
《明史》曰:“天啟元年,置遼東經略。經略之名,起於萬曆二十年宋應昌暨後楊鎬。至天啟元年,又以內閣孫承宗督師經略山海關,稱樞輔。崇禎四年並入總督。十一年又增設總督於保定。”
然而《明史》這裏顯然錯了,因為從《明實錄》中的資料來看,最早的經略並不是出現於天啟年間。當然,這裏可以將“經略”理解為動詞,作為“經營軍務負責功略”之類的意思來理解。
如弘治十八年六月丙辰:經略山海關工部左侍郎李鐩回京,上經略事跡。起廟山口迄於密雲墓田穀關,展出荒地五十頃二十廟,修邊牆二萬四千七百九十餘丈、糠溝三千三百餘丈、墩台、敵台、城樓、營堡等項共一百七十餘座,營房三百八十餘間。(《武宗實錄》)
正德十三年正月癸卯:韃賊五赤金率眾往牧河套,將入寇延綏,守臣以聞。兵部議令:“延綏副總兵朱鑾、參將杭雄、遊擊周政、劉玉軍安邊營等處,紀世楹、馮大經以次東駐便利城堡;總兵柳湧守鎮城相機發兵,寧夏總兵安國守鎮城,副總兵路英、遊擊李永定軍清水營、花馬池、定邊營等處,與東路參將各飭兵巡哨、應援,陝西總兵趙文、都禦史鄭楊駐固原經略。請將俱聽自為戰守,不必遙製。”從之。(《武宗實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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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曆三十年十一月甲申:起都察院右都禦史蹇達總督薊、遼、保定等處軍務,兼理糧餉,經略禦倭;右僉都禦史戶應元巡撫浙江等處地方,提督軍務。(《神宗實錄》)
《明史》也有後期的記載,如萬曆二十六年六月丙子:巡撫天津僉都禦史萬世德經略朝鮮。
在這裏可以看到,工部侍郎也可以就任“經略”一職,因此“經略”的實際最低“標配”就是侍郎,換句話說,就是六部堂上官及以上的大臣可以在朝廷認為有需要的情況下出任“經略”。
而明史中提到的楊鎬,則是在萬曆四十六年閏四月庚申:起升楊鎬為兵部左侍郎兼右僉都禦史,經略遼東。(《神宗實錄》)
從字麵上來理解,楊鎬的實際職務是兵部左侍郎兼右僉都禦史,負責“經略遼東”,“經略”在這裏當成動詞來理解更為合適。
當然有些時候,總督和經略都常常作為動詞混淆在一起使用,如《明史》記載,萬曆二十二十五年春正月丙辰:朝鮮使來請援。二月丙寅,複議征倭。丙子,前都督同知麻貴為備倭總兵官,統南北諸軍。三月乙巳,山東右參政楊鎬為僉都禦史,經略朝鮮軍務。己未,兵部侍郎邢玠為尚書,總督薊、遼、保定軍務,經略禦倭。
這裏的邢玠就更有意思了,他是以兵部侍郎的身份既擔任了總督,又擔任了經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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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協理京營戎政早就是實際上的京營“一把手”了。而且那還是以前,經過高務實去年的一番騷操作,京營分成了禁衛軍和生產建設兵團,此二者都直接聽命於“協理京營戎政”——即高務實本人。
而這其中,生產建設兵團不負責作戰,隻負責後勤、裝備等事務。於是負責作戰的禁衛軍變得有且僅有唯一一個頂頭上司,也就是戎政侍郎。
換句話說,現在哪怕是皇帝要調動禁衛軍,理論上來說都必須通過高務實這個戎政侍郎。
本來這個製度的設立,是因為當時高務實要確保禁衛軍不會也被當成過去的京營一樣,被朝廷各部呼來喝去瞎使喚,做些掃灑大街、疏通下水道之類的事情而耽誤了練兵,但後來就形成了一種情況,即戎政侍郎正兒八經地擁有了禁衛軍的控製權。
這個局麵,相當於戎政侍郎和禁衛軍司令之間已經形成了類似於總督與總兵的關係,也就是文官控製武將,文官實際上是“文帥”。換言之,如果現在京營體係下麵又新設諸如禦林軍、羽林軍之類與禁衛軍並行的編製,則他們也都應該是戎政侍郎管轄的。
如此麻煩就來了,高務實以戎政侍郎兼任薊遼、宣大七鎮,就相當於是掌握了大明京師及周邊幾乎全部的作戰兵力。
有好事官員掰著手指頭算了算:遼東有兵十八萬,薊州有兵十八萬,昌平有兵六萬,宣府有兵十三萬,大同有兵十二萬,山西有兵七萬,保定有兵四萬……七鎮總兵力高達七十八萬有餘。
如果再加上禁衛軍的六萬,那就是將近八十五萬大軍!
錯非高務實是個文官,而且是“曆代忠良”的出身,否則現在等著他的可能就不是什麽“質疑”或者“議論”,而是直截了當的口誅筆伐,甚至“人人得而誅之”了。
其實現在質疑這個任命的官員倒也不是懷疑或者擔心高務實會造反,因為那其實並不可能——文官的統兵權是直接來自於皇帝的臨時任命,並不代表他對這些軍隊有所經營。
換句話說,就是他手底下的這些軍隊隻是因為“奉皇命”所以聽他的臨時指揮,平時並不歸他管,這個就顯然不滿足造反的必要條件。
造反需要的是長期把持一支軍隊,把這支軍隊養到隻認這個統帥,而根本不認皇帝的程度——所以朝廷壓製的一貫都是總兵,而不是什麽巡撫、總督亦或者經略之類的文官。
畢竟,這年頭的總兵基本上都是靠家丁打仗,而家丁是不認皇帝聖旨的,他們隻聽家主的吩咐。李成梁等就不說了,即便戚繼光號稱不養家丁,但實際上整個戚家軍都相當於是他的家丁,差別隻是他沒有拿戚家軍士兵的賣身契罷了,從威望上來說沒有太大的區別。
這也是去年戚繼光進京任禁衛軍司令的時候明明隻帶了那麽點人,也老老實實停在京師之外早請示晚匯報,詢問自己什麽時候可以進京的原因。
因為文官的軍權來自於皇帝,自己沒有“嫡係部隊”,所以不必防備他造反,而武將都是有嫡係部隊的,這就不得不防。
大明朝廷對這個問題其實是有深刻認識的。
現在對高務實的質疑,雖然是由於他直轄的軍隊過於龐大和精銳而起,但矛盾的焦點不是他會不會造反,而是他現在責任太過重大——手底下的軍力已經達到全大明的七成以上,而且全是“九邊精銳”,再加上“拱衛神京”的禁衛軍,這些全都是能戰之軍,遠不是南京各衛所的那些望風而逃之輩可比。
二十多歲的年紀,掌握如此大的力量,一舉一動都事關天下安危,這萬一要是出了事,他承擔得起這個責任嗎?
質疑這一點的官員尤其奇怪的一點在於,高務實雖然身份地位很是特殊,實學派官員肯定不介意他執掌這樣的大權,可是……心學派呢?
為什麽內閣也同意了,六科也同意了?
明明首輔申時行就是心學派的人,六科之中的心學派官員也不在少數啊?
為什麽?
因為申時行認為局麵並不失控。
他和張誠此前一番交談後,申時行深思熟慮許久,已經定下了對高務實的應對之策。
申時行其實心裏是很認可高務實的能力的,他並不懷疑高務實幹不好這個七鎮經略,也不擔心他捅出什麽大簍子來——甚至他還早就猜測過,皇帝原先心中對於尚未發生的“察哈爾決戰”之主帥人選,恐怕早就定了是高務實。
既然如此,他現在提前掛上經略的頭銜其實根本無所謂。
再加上,皇帝的這道旨意能夠下達,本身也是和內閣商議過的,甚至朱翊鈞還親自把申時行請到乾清宮西暖閣密議了一番,告訴他高務實這次的所謂“經略”,主旨不過是震懾圖們和博碩克圖等輩,並不是真的現在就打算動兵。
當時申時行的表現是“大鬆了一口氣”。
但朱翊鈞所不知道的是,其實申時行這個表情隻是做給他看的,實際上申元輔並不擔心高務實這次就真正出兵,也不擔心高務實吃敗仗。甚至誅心一點說,申元輔還巴不得他早點吃個敗仗,乃至於敗得慘些也不要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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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的另一項能力卻並沒有“金剛不壞身”,這項能力就是所謂的“帥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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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說,他征安南,靠的是黃芷汀、岑淩所部狼兵勇悍無匹;戰漠南,靠的是蒙古第一悍將恰台吉所向披靡;定遼南,則靠的是馬芳暗中指點。
總而言之一句話,張誠認為高務實的所謂帥才其實是名不副實的,有這樣的部下可以指揮,換誰去誰行。
申時行的看法雖然沒有張誠那麽絕對,但也大致認可張誠的分析,而且他還發現高務實打仗有一個非常明顯的“弱點”,就是太花錢了。
而眼下的局麵則是朝廷根本沒錢,所以一旦高務實真的出兵,不管是和圖們還是和博碩克圖打了起來,高務實恐怕都很難順利的獲得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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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他心裏願不願意承認,大明從高拱回朝算起,到現在十幾年過去,局麵真的已經改善了很多。九邊當年的兵力虛誇得厲害,最危險的時候差不多能缺額一半,現在卻已經補充得七七八八,如果隻說高務實此次經略的這七鎮,總體滿編率可能高達八九成,而且優良火器的列裝和換裝也因為軍工私營而進展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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