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務實說修書一封給努爾哈赤，這倒不是因為他膨脹了，而是他的確自信有這樣的威望可以壓製住努爾哈赤。
至少在此時，他相信努爾哈赤不敢有激怒自己的勇氣。
也許漠南之戰離遼東還有些太遠，可是遼南之戰對於女真而言，那就是爆發在家門口的一場大戰了。其戰爭過程，遼東周邊的各部，無論女真還是蒙古，現在都很清楚。
高務實在此戰中不僅運籌帷幄，而且展示出了女真人無可企及的力量。他手下不僅悍將雲集，而且除了可以動用大明朝廷的力量之外，還有一支隨時可以化為戰兵的家丁隊伍，這支家丁隊伍的人數還特別巨大。
怎樣的數量可以叫特別巨大？反正努爾哈赤掰著指頭算了算，他現在控製的人口都還不如京華在遼東所擁有各類雇工的兩成，即便排除那些從事柞絲產業女工，建州左衛的人口也不到京華在遼東雇工的一半。
人口和雇工當然不是一回事，但京華在遼東的產業因為新建遼陽基地的緣故，現在有大量的礦工、鐵匠等青壯為主的雇。按照京華的習慣，這樣的基地一定會有護礦隊、護廠隊，努爾哈赤知道，這些人是可以隨時化為戰兵的，一定要算在京華的武裝力量之中。
而努爾哈赤本身有多少兵力呢？
別看他剛剛擊敗了尼堪外蘭，實際上他的兵力也就三千多人，還不到四千之眾，這點人連京華遼陽鋼鐵廠都未必能拿下，何況其餘。
要知道，高務實可不僅僅是京華的東家，他還是大明的兵部左侍郎，真把高務實惹毛了，說動朝廷先剿了他努爾哈赤也不奇怪。
更何況，因為人參貿易的原因，現在努爾哈赤根本就離不開高務實。
控製了遼河水道的高務實，現在已經事實上成為遼東商業的幕後天子，幾乎任何大宗貿易，都難以避開京華的貿易網絡。
在遼東的貿易市場上，人參、毛皮、蜂蜜、蘑菇、木耳、榛子、鬆子都深受關內歡迎的特產，而其中尤以人參最受歡迎且幾乎不可替代。
眾所周知，在古代中醫寶典裏，人參都被列為藥中上品。曆代醫家認為它有補五髒、安精神、定魂魄、止驚悸、除邪氣、明目開心益智、久服輕身延年、治男婦一切虛症等功效，因此人參的價格一直不菲。
而偏偏此時原本盛產人參的山西上黨，因為人為采摘過度，當地的人參幾乎滅絕，因此人參的主要產區已經轉移到了女真聚集的遼東地區，這就讓遼東撫順的邊市成為了全大明乃至全世界最大的人參貿易市場。
據京華這邊自己的統計，女真對大明的人參年交易量均在數萬斤以上，按此時的人參價格，依照人參品相的不同，大約每斤在三兩到五兩白銀上下(注：此為《本草綱目》中記載，即約莫在萬曆初年的價格，而明末前夕的人參價格已經暴漲至15-20兩)，所以每年交易額就高達十幾萬兩甚至二十多萬兩，這對於窮得叮當響的女真人來說，其中的利潤如何可想而知。
可以說，人參貿易不僅是女真人生活的重要經濟來源，更是努爾哈赤實力擴大的重要經濟支柱。換句話說，此時的高務實隻要扼死人參貿易，努爾哈赤的實力就要大跌，甚至出現內部紛亂，那也是沒準的。
這種時候，努爾哈赤豈敢挑釁高務實的權威？
因此高務實在送走吳兌之後就直接在兵部寫了信，派人走京華自家的渠道送去遼東，直接交到努爾哈赤手裏了。他相信以努爾哈赤在原曆史中表現出來的水平，不會看不出這其中的關鍵，不會做傻事。
你不是要韜光養晦積累實力麽？可以，那你就繼續老老實實呆著，現在這幾年別跳出來給我惹事。至於幾年後，到底是你養出的力氣更大，還是我搞定了遼東最大的威脅圖們汗後回頭來找你算賬，那咱們就騎驢看唱本——走著瞧了。
高務實本人對於人參的藥性其實是持一定懷疑態度的，因為他記得後世的現代醫學分析人參的成分後得出的結論是“與胡蘿卜根差不多”，而且人參的逐漸神話過程他也很清楚。
中國最早有關人參藥用價值的記錄，見於成書秦漢時期的《神農本草經》。到了東漢末年，張仲景在《傷寒論》中，說人參“主治心下痞堅，旁治不食嘔吐等”。後來南朝《名醫別錄》、唐朝《藥性本草》、宋朝《諸家本草》、元朝《用藥法象》等曆代醫書，對人參的藥用功能都有提及，但都談不上神妙無比。
可是到了明朝，人參就忽然變得厲害起來了，成了“人參治男婦一切虛症”，包括“發熱自汗、眩暈頭痛”，及“痎疾、滑瀉久病”等。人參遂從普通中藥材種脫穎而出，榮登“神藥”地位。
方才曾說，明代以前中國人吃的人參，主要產於上黨地區(今山西長治)，被稱為“上黨參”；其次就是遼東地區的遼東參，又稱遼參。
早年間，人參隻被視為一種普通食材、藥材。比如蘇軾在給朋友王定國的信中就說，“必欲寄信，隻多寄好幹棗、人參為望。如無的便，亦不須差人，豈可以口腹萬裏勞人哉。”在給章質夫的信中又說，“萬一有南來便人，為致人參、幹棗數斤，朝夕所須也。”
從這裏可以看出，對蘇軾而言，人參就和幹棗一樣，隻是一種滿足口腹之欲的食品，而非包治百病的神藥。且他動輒托人順路帶上“數斤”，也說明這種食品在當時並不名貴。
當然在明代之前，也有少數人參品種被認為很名貴。比如，上黨參中有一種“紫團參”，據說僅生長在上黨地區的紫團山上。《夢溪筆談》裏就有記載，說王安石患有哮喘，需用紫團參醫治而不可得。有朋友送來幾兩，王安石堅辭不受，說：“平生無紫團參，亦活到今日”。
不過，從蘇軾為滿足“口腹”之欲，“朝夕”食用人參來看，至少普通上黨參在北宋仍屬普通之物，隻有其中個別特產參品別高看一籌。但這也沒什麽奇怪，就好比普通的茶葉才值幾個錢，但你要說名茶，那價格又要翻上多少倍？
人參的價格也很能說明問題。直到嘉靖年間，人參仍是一種價格低廉的商品，一斤人參隻要白銀一錢五分。而到了萬曆年間，參價上漲至約3兩白銀每斤——原因前文說了。而至崇禎時，參價已高達到十六兩白銀每斤。
而人參地位大變，直接成為神藥，其實還是發生在韃清代明之後，其主要原因大概有四條。
其一便是人參被視為清朝王氣的具現。本來人參的命名，就有著很強的神秘性。比如，隋唐誌怪傳奇小說《廣古今五行記》中有一個故事：“隋文帝時，上黨有人宅後每夜聞人呼聲，求之不得。去宅一裏許，見人參枝葉異常，掘之入地五尺，得人參，一如人體，四肢畢備，呼聲遂絕”。
這種說法一直流傳下來，甚至影響了李時珍，《本草綱目》中也將這種誌怪玄談視作人參藥效的由來寫了進去：“參漸長成者，根如人形，有神，故謂之人參、神草”。
具體到清朝，因為產參的東北乃是“龍興之地”，充斥“王氣”，人參很自然地被視為這種“王氣”的具現。比如，乾隆年間的著名文人阮葵生就說：“自遼陽以東，山林中皆有之，蓋地氣所鍾，豈偶然哉？”——這是明確將人參的生長與東北的地氣聯係在一起，至於他這個說法明顯是捧韃清臭腳的問題，那倒是不必多談，總之這些說法加強了人參迷信，這是肯定的。
其二則是清廷壟斷人參貿易，推動參價暴漲，加劇了民間的人參迷信。
上黨參從市場退出後，大明隻能從關外女真人手中大量進口遼東參作為替代品。女真和大明的人參貿易數額極大，是女真崛起的最重要財源。
比如在原曆史上，從萬曆十一年七月到次年三月，八個月時間裏，海西女真人在邊境和大明交易二十六次，售出人參1733.75斤。萬曆十一年至萬曆十二年，僅大明朝廷為購買人參就付出了白銀三萬兩。
以上這兩次交易還隻是官方收購，不算數量更大的民間貿易。所以為減輕國庫壓力，降低人參價格，原曆史上的大明朝廷就曾一度關閉邊市，導致建州女真積壓的十多萬斤人參全部爛掉。
這裏頭還有一些其他事，眼下暫時先不詳說，總之在糾葛不斷的人參貿易中，女真漸漸集聚起了對抗明朝的力量。
韃清入關後，其皇室繼續將人參貿易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清初，皇室在東北設有專門的采參組織“打牲烏拉總管衙門”，八旗王公也被允許派人到指定的山上采參。私人采參被嚴厲禁止，甚至有“采參處如遇漢人，一概緝捕”的詔令。
乾隆年間，為加大對人參貿易的控製，又成立了“官參局”。規定凡進山采參的民眾，必須持有官府發放的憑證。官參局收上來的人參，部分上品供宮中使用，部分交給內務府售賣或處置，剩餘的才賣給參商。
清朝的人參管理製度極為複雜，但歸根結底，其製度保證了東北人參貿易的利潤，大部分落入皇帝私囊——最多時，數額達到每年100萬兩白銀。
朝廷壟斷人參貿易，其結果就是參價的暴漲。比如，在江南地區，內務府指定“江南三織造”(江寧織造、杭州織造、蘇州織造)、粵海關等為人參特許經銷商。這些官辦經銷商不遺餘力哄抬人參價格，於是到了乾隆中期，人參價格已達六百至八百兩白銀每斤；嘉慶年間，更突破至兩千兩白銀每斤。
參價的暴漲，是與人參的神化相輔相成的。生活在乾隆時期的醫生徐靈胎，曾經寫過一篇《人參論》，提到時人存在著一種“因人參價格高而迷信其療效”的心理：“夫醫者之所以遇疾即用，而病家服之死而無悔者，何也？蓋愚人之心，皆以價貴為良藥，價賤為劣藥。”
這段話的大意很簡單：患者覺得參價既然這麽高，那人參自然是最好的藥。醫者也樂於利用患者這種心理，動輒給他們開人參吃——患者吃了人參後，病情好轉當然是人參的神妙，若病情仍不見好轉，也不會埋怨醫生。因為在他們看來，人參治不好的病，那肯定就是真治不好了。
嗯……後世某些所謂氣功大師，對這種思維的利用也是很到位的。
其三則是韃清皇室大量服用人參，對民間起到了示範效應。大量上品人參被清宮留用，是因為皇室對人參的消耗量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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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清宮檔案《人參上用底簿》，乾隆帝生命最後兩年，“共進人參三百五十九次，四等人參三十七兩九錢”。他還寫過一首《詠人參》詩，說人參“五葉三丫雲吉擁，**朱實露甘溥。地靈物產資陰騭，功著醫經注大端”。乾隆朝的妃嬪、公主也服用人參。乃至慈禧也常吃人參，其從光緒二十六年十月到次年九月，300多天的時間裏，“共用噙化人參二斤一兩一錢。”
清朝皇帝還時常用人參賞賜大臣。如大學士嵇曾筠請求回鄉養病，乾隆帝下令賞賜人參十斤；大學士傅恒在金川領兵作戰，水土不服，乾隆帝賞賜人參三斤。清朝的藩屬，如暹羅國王、安南國王等，也都收到過人參這種特別賞賜。
有了皇室帶頭示範，民間對人參“神效”的迷信一發不可收拾，有了“非參不治，服必完全”的執念。
最後一條則是江南的“溫補”文化，迎合了人參迷信的盛行。大概也是從乾隆時期開始，江南發展起一種古怪的補藥文化。如當時的醫生徐大椿說：“今則以古聖之法為卑鄙不足道，又不能指出病名，惟以陽虛陰虛、肝氣腎弱等套語概之，專用溫補，以致外邪入裏，馴至不救。”
徐大椿的批評非常到位——當然，他所說的“外邪入裏”雲雲，高務實覺得也比較玄乎，隻能理解為病毒感染什麽的。總之當時很多江南醫生都喜歡開補藥，而各種補藥之中，最受歡迎的，又數人參。
醫界的這種風氣，其實也是在迎合時人的人參迷信。既然“都門諸貴人喜服人參，雖極清苦亦竭力購參以服之”——無論貧富，都相信通過人參溫補能治好痼疾，那麽作為醫生，最安全、最賺錢的辦法，無疑也就是開藥時多開人參。
韃清對人參的神化影響至高務實穿越前，當時仍有很多中國人相信人參是一種包治百病的補藥。但科學檢測早已證實，被認為藥效最強的參根，主要成分與胡蘿卜相似；參根中的其他成分，在提取後也僅表現出很低的藥性。
唯一讓高務實不敢完全否定人參的原因，不在於人參本身，而在於中醫用藥與西醫有很根本的差別。
西醫用藥通常很直接，我這個藥是治什麽病的，你就用於什麽病，它的藥效是很明確的，指向性很強。但中醫則不同，中醫講究君臣佐使，同樣的幾味藥，哪怕隻是搭配的分量不同，有時候藥效也完全不是一回事，甚至可能不是針對同一種病的，這就複雜了。
高務實不通醫學，雖然他很相信現代醫學，但中醫幾千年來治愈的患者也數不盡數，他可不敢認為中醫無用，所以眼下對於大明進口人參一事，他也不敢仗著商場地位直接給斷掉。
不過，斷雖然不斷輕易斷，可拿來威脅努爾哈赤卻是完全可以的。
按照高務實在信中的說法，斷絕人參貿易，大明不會有什麽大問題，但對於你建州左衛而言，卻有生死存亡之虞。如果你再不退兵，今年的邊市就將不會再有大明商人去撫順關收參。
至於我是不是能做到……你若想證實，那就不妨試試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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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書友“曹麵子”的打賞支持，謝謝！
感謝書友“胖得飛不動”、“特斯拉的漏電保護器”、“神秘的菠蘿”、“ASolaF”的月票支持，謝謝！
PS：問一下，其他小說中可有說到努爾哈赤崛起的命脈其實是人參貿易的嗎？
再PS：本章說明人參神話用了些篇幅，所以這章送了800字。
至少在此時，他相信努爾哈赤不敢有激怒自己的勇氣。
也許漠南之戰離遼東還有些太遠，可是遼南之戰對於女真而言，那就是爆發在家門口的一場大戰了。其戰爭過程，遼東周邊的各部，無論女真還是蒙古，現在都很清楚。
高務實在此戰中不僅運籌帷幄，而且展示出了女真人無可企及的力量。他手下不僅悍將雲集，而且除了可以動用大明朝廷的力量之外，還有一支隨時可以化為戰兵的家丁隊伍，這支家丁隊伍的人數還特別巨大。
怎樣的數量可以叫特別巨大？反正努爾哈赤掰著指頭算了算，他現在控製的人口都還不如京華在遼東所擁有各類雇工的兩成，即便排除那些從事柞絲產業女工，建州左衛的人口也不到京華在遼東雇工的一半。
人口和雇工當然不是一回事，但京華在遼東的產業因為新建遼陽基地的緣故，現在有大量的礦工、鐵匠等青壯為主的雇。按照京華的習慣，這樣的基地一定會有護礦隊、護廠隊，努爾哈赤知道，這些人是可以隨時化為戰兵的，一定要算在京華的武裝力量之中。
而努爾哈赤本身有多少兵力呢？
別看他剛剛擊敗了尼堪外蘭，實際上他的兵力也就三千多人，還不到四千之眾，這點人連京華遼陽鋼鐵廠都未必能拿下，何況其餘。
要知道，高務實可不僅僅是京華的東家，他還是大明的兵部左侍郎，真把高務實惹毛了，說動朝廷先剿了他努爾哈赤也不奇怪。
更何況，因為人參貿易的原因，現在努爾哈赤根本就離不開高務實。
控製了遼河水道的高務實，現在已經事實上成為遼東商業的幕後天子，幾乎任何大宗貿易，都難以避開京華的貿易網絡。
在遼東的貿易市場上，人參、毛皮、蜂蜜、蘑菇、木耳、榛子、鬆子都深受關內歡迎的特產，而其中尤以人參最受歡迎且幾乎不可替代。
眾所周知，在古代中醫寶典裏，人參都被列為藥中上品。曆代醫家認為它有補五髒、安精神、定魂魄、止驚悸、除邪氣、明目開心益智、久服輕身延年、治男婦一切虛症等功效，因此人參的價格一直不菲。
而偏偏此時原本盛產人參的山西上黨，因為人為采摘過度，當地的人參幾乎滅絕，因此人參的主要產區已經轉移到了女真聚集的遼東地區，這就讓遼東撫順的邊市成為了全大明乃至全世界最大的人參貿易市場。
據京華這邊自己的統計，女真對大明的人參年交易量均在數萬斤以上，按此時的人參價格，依照人參品相的不同，大約每斤在三兩到五兩白銀上下(注：此為《本草綱目》中記載，即約莫在萬曆初年的價格，而明末前夕的人參價格已經暴漲至15-20兩)，所以每年交易額就高達十幾萬兩甚至二十多萬兩，這對於窮得叮當響的女真人來說，其中的利潤如何可想而知。
可以說，人參貿易不僅是女真人生活的重要經濟來源，更是努爾哈赤實力擴大的重要經濟支柱。換句話說，此時的高務實隻要扼死人參貿易，努爾哈赤的實力就要大跌，甚至出現內部紛亂，那也是沒準的。
這種時候，努爾哈赤豈敢挑釁高務實的權威？
因此高務實在送走吳兌之後就直接在兵部寫了信，派人走京華自家的渠道送去遼東，直接交到努爾哈赤手裏了。他相信以努爾哈赤在原曆史中表現出來的水平，不會看不出這其中的關鍵，不會做傻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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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務實本人對於人參的藥性其實是持一定懷疑態度的，因為他記得後世的現代醫學分析人參的成分後得出的結論是“與胡蘿卜根差不多”，而且人參的逐漸神話過程他也很清楚。
中國最早有關人參藥用價值的記錄，見於成書秦漢時期的《神農本草經》。到了東漢末年，張仲景在《傷寒論》中，說人參“主治心下痞堅，旁治不食嘔吐等”。後來南朝《名醫別錄》、唐朝《藥性本草》、宋朝《諸家本草》、元朝《用藥法象》等曆代醫書，對人參的藥用功能都有提及，但都談不上神妙無比。
可是到了明朝，人參就忽然變得厲害起來了，成了“人參治男婦一切虛症”，包括“發熱自汗、眩暈頭痛”，及“痎疾、滑瀉久病”等。人參遂從普通中藥材種脫穎而出，榮登“神藥”地位。
方才曾說，明代以前中國人吃的人參，主要產於上黨地區(今山西長治)，被稱為“上黨參”；其次就是遼東地區的遼東參，又稱遼參。
早年間，人參隻被視為一種普通食材、藥材。比如蘇軾在給朋友王定國的信中就說，“必欲寄信，隻多寄好幹棗、人參為望。如無的便，亦不須差人，豈可以口腹萬裏勞人哉。”在給章質夫的信中又說，“萬一有南來便人，為致人參、幹棗數斤，朝夕所須也。”
從這裏可以看出，對蘇軾而言，人參就和幹棗一樣，隻是一種滿足口腹之欲的食品，而非包治百病的神藥。且他動輒托人順路帶上“數斤”，也說明這種食品在當時並不名貴。
當然在明代之前，也有少數人參品種被認為很名貴。比如，上黨參中有一種“紫團參”，據說僅生長在上黨地區的紫團山上。《夢溪筆談》裏就有記載，說王安石患有哮喘，需用紫團參醫治而不可得。有朋友送來幾兩，王安石堅辭不受，說：“平生無紫團參，亦活到今日”。
不過，從蘇軾為滿足“口腹”之欲，“朝夕”食用人參來看，至少普通上黨參在北宋仍屬普通之物，隻有其中個別特產參品別高看一籌。但這也沒什麽奇怪，就好比普通的茶葉才值幾個錢，但你要說名茶，那價格又要翻上多少倍？
人參的價格也很能說明問題。直到嘉靖年間，人參仍是一種價格低廉的商品，一斤人參隻要白銀一錢五分。而到了萬曆年間，參價上漲至約3兩白銀每斤——原因前文說了。而至崇禎時，參價已高達到十六兩白銀每斤。
而人參地位大變，直接成為神藥，其實還是發生在韃清代明之後，其主要原因大概有四條。
其一便是人參被視為清朝王氣的具現。本來人參的命名，就有著很強的神秘性。比如，隋唐誌怪傳奇小說《廣古今五行記》中有一個故事：“隋文帝時，上黨有人宅後每夜聞人呼聲，求之不得。去宅一裏許，見人參枝葉異常，掘之入地五尺，得人參，一如人體，四肢畢備，呼聲遂絕”。
這種說法一直流傳下來，甚至影響了李時珍，《本草綱目》中也將這種誌怪玄談視作人參藥效的由來寫了進去：“參漸長成者，根如人形，有神，故謂之人參、神草”。
具體到清朝，因為產參的東北乃是“龍興之地”，充斥“王氣”，人參很自然地被視為這種“王氣”的具現。比如，乾隆年間的著名文人阮葵生就說：“自遼陽以東，山林中皆有之，蓋地氣所鍾，豈偶然哉？”——這是明確將人參的生長與東北的地氣聯係在一起，至於他這個說法明顯是捧韃清臭腳的問題，那倒是不必多談，總之這些說法加強了人參迷信，這是肯定的。
其二則是清廷壟斷人參貿易，推動參價暴漲，加劇了民間的人參迷信。
上黨參從市場退出後，大明隻能從關外女真人手中大量進口遼東參作為替代品。女真和大明的人參貿易數額極大，是女真崛起的最重要財源。
比如在原曆史上，從萬曆十一年七月到次年三月，八個月時間裏，海西女真人在邊境和大明交易二十六次，售出人參1733.75斤。萬曆十一年至萬曆十二年，僅大明朝廷為購買人參就付出了白銀三萬兩。
以上這兩次交易還隻是官方收購，不算數量更大的民間貿易。所以為減輕國庫壓力，降低人參價格，原曆史上的大明朝廷就曾一度關閉邊市，導致建州女真積壓的十多萬斤人參全部爛掉。
這裏頭還有一些其他事，眼下暫時先不詳說，總之在糾葛不斷的人參貿易中，女真漸漸集聚起了對抗明朝的力量。
韃清入關後，其皇室繼續將人參貿易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清初，皇室在東北設有專門的采參組織“打牲烏拉總管衙門”，八旗王公也被允許派人到指定的山上采參。私人采參被嚴厲禁止，甚至有“采參處如遇漢人，一概緝捕”的詔令。
乾隆年間，為加大對人參貿易的控製，又成立了“官參局”。規定凡進山采參的民眾，必須持有官府發放的憑證。官參局收上來的人參，部分上品供宮中使用，部分交給內務府售賣或處置，剩餘的才賣給參商。
清朝的人參管理製度極為複雜，但歸根結底，其製度保證了東北人參貿易的利潤，大部分落入皇帝私囊——最多時，數額達到每年100萬兩白銀。
朝廷壟斷人參貿易，其結果就是參價的暴漲。比如，在江南地區，內務府指定“江南三織造”(江寧織造、杭州織造、蘇州織造)、粵海關等為人參特許經銷商。這些官辦經銷商不遺餘力哄抬人參價格，於是到了乾隆中期，人參價格已達六百至八百兩白銀每斤；嘉慶年間，更突破至兩千兩白銀每斤。
參價的暴漲，是與人參的神化相輔相成的。生活在乾隆時期的醫生徐靈胎，曾經寫過一篇《人參論》，提到時人存在著一種“因人參價格高而迷信其療效”的心理：“夫醫者之所以遇疾即用，而病家服之死而無悔者，何也？蓋愚人之心，皆以價貴為良藥，價賤為劣藥。”
這段話的大意很簡單：患者覺得參價既然這麽高，那人參自然是最好的藥。醫者也樂於利用患者這種心理，動輒給他們開人參吃——患者吃了人參後，病情好轉當然是人參的神妙，若病情仍不見好轉，也不會埋怨醫生。因為在他們看來，人參治不好的病，那肯定就是真治不好了。
嗯……後世某些所謂氣功大師，對這種思維的利用也是很到位的。
其三則是韃清皇室大量服用人參，對民間起到了示範效應。大量上品人參被清宮留用，是因為皇室對人參的消耗量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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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清宮檔案《人參上用底簿》，乾隆帝生命最後兩年，“共進人參三百五十九次，四等人參三十七兩九錢”。他還寫過一首《詠人參》詩，說人參“五葉三丫雲吉擁，**朱實露甘溥。地靈物產資陰騭，功著醫經注大端”。乾隆朝的妃嬪、公主也服用人參。乃至慈禧也常吃人參，其從光緒二十六年十月到次年九月，300多天的時間裏，“共用噙化人參二斤一兩一錢。”
清朝皇帝還時常用人參賞賜大臣。如大學士嵇曾筠請求回鄉養病，乾隆帝下令賞賜人參十斤；大學士傅恒在金川領兵作戰，水土不服，乾隆帝賞賜人參三斤。清朝的藩屬，如暹羅國王、安南國王等，也都收到過人參這種特別賞賜。
有了皇室帶頭示範，民間對人參“神效”的迷信一發不可收拾，有了“非參不治，服必完全”的執念。
最後一條則是江南的“溫補”文化，迎合了人參迷信的盛行。大概也是從乾隆時期開始，江南發展起一種古怪的補藥文化。如當時的醫生徐大椿說：“今則以古聖之法為卑鄙不足道，又不能指出病名，惟以陽虛陰虛、肝氣腎弱等套語概之，專用溫補，以致外邪入裏，馴至不救。”
徐大椿的批評非常到位——當然，他所說的“外邪入裏”雲雲，高務實覺得也比較玄乎，隻能理解為病毒感染什麽的。總之當時很多江南醫生都喜歡開補藥，而各種補藥之中，最受歡迎的，又數人參。
醫界的這種風氣，其實也是在迎合時人的人參迷信。既然“都門諸貴人喜服人參，雖極清苦亦竭力購參以服之”——無論貧富，都相信通過人參溫補能治好痼疾，那麽作為醫生，最安全、最賺錢的辦法，無疑也就是開藥時多開人參。
韃清對人參的神化影響至高務實穿越前，當時仍有很多中國人相信人參是一種包治百病的補藥。但科學檢測早已證實，被認為藥效最強的參根，主要成分與胡蘿卜相似；參根中的其他成分，在提取後也僅表現出很低的藥性。
唯一讓高務實不敢完全否定人參的原因，不在於人參本身，而在於中醫用藥與西醫有很根本的差別。
西醫用藥通常很直接，我這個藥是治什麽病的，你就用於什麽病，它的藥效是很明確的，指向性很強。但中醫則不同，中醫講究君臣佐使，同樣的幾味藥，哪怕隻是搭配的分量不同，有時候藥效也完全不是一回事，甚至可能不是針對同一種病的，這就複雜了。
高務實不通醫學，雖然他很相信現代醫學，但中醫幾千年來治愈的患者也數不盡數，他可不敢認為中醫無用，所以眼下對於大明進口人參一事，他也不敢仗著商場地位直接給斷掉。
不過，斷雖然不斷輕易斷，可拿來威脅努爾哈赤卻是完全可以的。
按照高務實在信中的說法，斷絕人參貿易，大明不會有什麽大問題，但對於你建州左衛而言，卻有生死存亡之虞。如果你再不退兵，今年的邊市就將不會再有大明商人去撫順關收參。
至於我是不是能做到……你若想證實，那就不妨試試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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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書友“胖得飛不動”、“特斯拉的漏電保護器”、“神秘的菠蘿”、“ASolaF”的月票支持，謝謝！
PS：問一下，其他小說中可有說到努爾哈赤崛起的命脈其實是人參貿易的嗎？
再PS：本章說明人參神話用了些篇幅，所以這章送了8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