廷推這個製度，後世有人將之看做是某種程度上的皿煮選拔製，但本書前文中對此已有所述，總結起來就一句話：至少有明一代的廷推與皿煮基本沒關係。
不過大明一朝還是很喜歡用推舉這個手段來展示官員得位之正的，於是廷推就與類推、部推、敕推一起，構成了明代官僚銓選最重要的部分。
理論上來說，廷推的推舉對象通常是大九卿和巡撫，而參與者是閣臣與大九卿。以參議推升之官員票決的結果，作為皇帝參考的主要依據。
這與類推(參與者為吏部，推舉在內六品以下與在外五品以下官員)、部推(參與者為吏部，推舉小九卿、方麵[如兵備道]、知府等)、敕推(參與者為九卿、科道，推舉閣臣、吏兵二部尚書、總督)相結合，形成了公意表達的遞升。
考慮到科道官僚的選舉亦參照公意，明代的銓選同時在事實上構成了一種公意表達的循環，並憑此作為對抗皇帝特簡的辦法——皇帝拒絕廷推結果，實際上是間接否定部推、類推的結果，並可能影響敕推的合理性。
這麽一說明，諸位看官可能就發現了一個問題：推薦閣臣不是應該叫敕推嗎？
是的，正式來講的確叫敕推，隻是後來這兩者有合二為一的趨勢，慢慢的就都以廷推來一概而論了。
這種推舉製度之所以能形成並且延續下來，其實有兩點最根本的原因，這兩個根本原因都出在皇帝身上。
其一是，推舉製度方便省事。這個其實很簡單，滿朝上下那麽多臣子，作為皇帝而言，他可能連“全部認識”都做不到，遑論知根知底了，因此有些職位並不一定都要仔細考慮。讓大臣們擬定幾個人選，大致差不多的就可以了。
這有點兒像後世的人們用電腦，當懶得動腦子、或者麵對無關緊要的問題時，電腦會為人們推薦幾個選項，人們隻要作個簡單的選擇就可以了，相當體貼。而對皇帝而言，推舉出來的這幾個人選可能在他的印象中都差不多，用誰不是用？
從這一點上來看，還能順便想明白另一個問題，那就是為什麽明代中後期的內閣閣臣絕大多數都有“帝師”經曆(這裏是指做過日講官)。
答案很簡單：你做過日講官，皇帝對你印象比較深刻，至少大致上知道你是什麽樣的人，那你相較於其他僅在皇帝腦海中存留一個名字作為符號的官員來說，優勢當然大了無數倍。
推舉製度可以形成並延續至今的根本原因之二，則是對於皇帝而言，這種製度並未削弱皇帝的人事任免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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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該製度最重要、也是最容易引起誤解的一個地方。事實上，明代的廷推其實隻是個推薦過程，而並非參與討論和推舉的大臣們有最後決定權。關鍵的決定權始終還是在皇帝的手裏。
之所以容易引起誤解，是因為在後世的現代社會中，實行君主立憲的皿煮國家也會搞這一套。譬如英國女王，不要說英國本國的首相，就是前幾年的澳大利亞總理已經選出來了，但也必須有英國女王伊麗莎白的批準，才算是正式生效。
當然了，英國這個做法基本已經隻是法律上的一個形式而已，還從沒聽說過“從善如流”的女王陛下有不批準的時候。
然而在大明就完全不同了，最大的差異也是兩點：
一則廷推所推舉出來的人選不會隻有一個，通常是兩、三人，而最後由皇帝做最後定奪。換句話說，即便你入圍了，成為了被推舉的人選，也不是說那位置就已經是你的了，你還是有競爭者存在的。
再對比英國來看，你肯定沒聽說過近現代社會還能推出兩、三名英國首相候選人，然後再讓女王來選的事情吧？假設真有這種情況的話，你還會覺得英國女王隻是個擺設嗎？
二則廷推的人選是可以被駁回，甚至被直接跳過的。這一條本書前文有述，此處隻簡單舉例：嘉靖時的張璁就是被中旨特簡入閣，隆慶時殷士儋也是中旨特簡入閣，這都是跳過廷推的例子。
至於駁回，也是有的，原曆史上的朱翊鈞就幹過這事：當時顧憲成任吏部文選司郎中，掌管官吏班秩遷升、改調等事務。萬曆二十二年，朝廷廷推內閣大學士，顧憲成提名的人都是朱翊鈞所厭惡的，於是觸怒了皇帝，被削去官籍，革職回家。而那一次的廷推人選也被皇帝駁回，要求吏部重新擬定。
所以綜上所述，廷推作為一種製度來說，其象征意義更大一些，真正的最終決斷權始終掌握在皇帝的手裏。
當然這並不是說廷推就不重要了，恰恰相反，廷推的重要性還是很高的，甚至可以說意義重大。
這個意義的來源，在於明代士紳對於公意的堅持——“天子不能奪之公卿大夫，公卿大夫不能奪之愚夫愚婦”。
這種思想，使得皇帝的獨裁始終處於一種在道義上不被接受的狀態，因此哪怕是天下至尊的皇帝，貿然對抗公意也是很危險的。
傳統中國的政治期許，在於希望皇帝勞於求人、逸於使人，而非威福自專、權不下移。而在官僚係統高度體係化的明代，皇帝本身就是官僚係統的最重要的齒輪，因此他對於官僚集團達成的公意通常都必須抱持肯定態度，因為如果他否定其他齒輪的意誌，就可能導致官僚係統運轉不良。
為了維護皇權而跟官僚集團敵對，從協調者變為對抗者，先不說長遠來看是一種自掘墳墓的行為——因為其自曝了獨裁者本質。甚至短期的代價就非常大，是很容易被官僚集團抵製乃至拋棄的——別忘了萬曆後期官員解印自去的風潮，以及崇禎後期孤家寡人的態勢。
萬曆遭遇的是抵製，是因為國本之爭而導致的一種君臣之間互相的“非暴力不合作”；而崇禎就更嚴重了，那真的就是被官僚集團給拋棄了，甚至不僅僅是文官，他竟然被武將集團也一同拋棄。把明朝這種體製下的皇帝做到那個程度，也是沒誰了，死得真不冤。
當然現在的萬曆還沒有遭到明顯的抵製，因此這次廷推在他的諭旨之下，很快便有條不紊地行動起來了。
即便是廷推閣臣，首先也是吏部先圈定人選。在某些強勢吏部尚書掌權的時代，這個圈定人選是不容易受到其他幹涉的。
不過現在麽，就不同了。從嚴嵩之後直到如今，基本上都算是內閣強勢時期，吏部方麵隻能緊跟內閣的指示行事。
而具體到眼下，也有一點不同，那就是吏部整體來說是實學派當權的狀態。這當然有曆史原因，主要就是當年高拱以首輔之尊兼掌吏部，由於他獨掌銓務八年，導致吏部從此貼上了高黨的標簽。
如今的天官雖然是楊巍這個貌似中立而實際上的晉黨，但反正在張四維丁憂之後，高黨、晉黨其實已經沒法分家了——都是高務實說了算，因此吏部推出的人選當然會秉承高務實的意誌。
隻是，這次所謂高務實的意誌也不是他的意誌，這隻是個妥協產物，唯一聊以**的是這次的妥協是申時行退讓更多，高務實好歹還略占便宜。
不過這次吏部推舉還是挺有意思的，高務實擺明了不給麵子，或者說他真的貫徹了自己和申時行對話時表達的意思：這次的麵子裏子我都要拿！
因此吏部推薦的三個人選，幾乎都和高務實有關。
這三個人選分別是王家屏、陳經邦、於慎行。
王家屏，山西人，不管他自己怎麽看，在外界眼裏山西人就是自然而然的晉黨；
陳經邦雖然是福建人，但他是嘉靖四十四年乙醜科金榜二甲第七名，而那年的主考官是高拱，也就是說高拱是陳經邦的座師。當初正因為這個原因，所以陳經邦才成為朱翊鈞太子時期的第一批講官。換句話說，他既是高務實的老師，又是高務實師兄……某種程度上有種代師授藝的感覺。
至於於慎行，他是高務實鄉試的宗師，高務實的解元就是他點的。另外他們還有一個淵源：於慎行其實是張居正的學生。
當初張居正倒台之後，門生們由於地位大多都不高，倒沒有怎麽被高拱打壓，而且其中爬得最快的梁夢龍現在還成了高務實的盟友，直接加入了實學派，因此於慎行的背景是沒有問題的。
這一來，三個人選裏頭除了真正打算推上去的王家屏之外，後麵兩人都是高務實和朱翊鈞過去的老師——當然，王家屏後來也是做過講師的，隻是並非第一批罷了。
這個推薦送到皇帝手裏的時候，並非表示現在就讓皇帝拿主意，這隻是第一次過目，之後如果皇帝同意，就會讓內閣與“大九卿”廷推。
朱翊鈞對這三個人選基本都還滿意，因為三人都是做過他講師的人，他對他們還算了解。
隻是朱翊鈞有些奇怪，因為按照一般情況來看，陳經邦和於慎行現在即便要簡拔，似乎也就在尚書一級打止了，直接推上閣老好像還差了點資曆。
他想了想，覺得吏部實際上的意思就應該是主推王家屏，否則不會把他排在首位。
朱翊鈞其實也不清楚王家屏並非真正意義上的晉黨，他隻是琢磨王家屏既然是山西人，那麽把他補進內閣倒也算是不錯，某種程度上來說相當於頂了張四維留下的缺。
於是皇帝很快通知內閣，就以吏部報上的三位臣工作為廷推的舉薦對象舉行會推，看看大家都是什麽意見。
有明一朝有“大九卿”和“小九卿”之分。其中“大九卿”就是六部尚書加上左都禦史，再加上大理寺卿和通政使；“小九卿”則是太常寺卿、太仆寺卿、光祿寺卿、詹事、翰林學士、鴻臚寺卿、國子監祭酒、苑馬寺卿和尚寶司卿。
有資格廷推閣臣的是內閣大學士和大九卿，因此高務實也沒有資格參加，他隻能老老實實等會推的結果——雖然這基本上不可能出現意外。
參與這次會推的，便是內閣大學士申時行、許國、張學顏、吳兌四位閣老，再加上吏部尚書楊巍，戶部尚書沈鯉，禮部尚書徐學謨，兵部尚書梁夢龍，刑部尚書舒化，工部尚書楊兆，左都禦史趙錦，大理寺卿李世達，通政使張孟男，一共十三人。
其餘人前文都已有述，惟獨大理寺卿李世達沒有提到過，這裏補述一句：這位老兄是陝西涇陽人，和魏學曾是同鄉……補述完畢。
廷推雖然是在內閣值房的大通房舉行，離六部比較遠(內閣在宮裏，六部在宮外)，不過高務實得到消息一貫很快，在內閣廷推結果出來不到半個時辰之後，高務實就知道了結果。
絲毫沒有意外的，王家屏得到了與會大佬們的一致讚譽，被“公推”為新任閣臣的最佳人選。
這其實真的不會有什麽意外，看看與會眾人的派係就知道，幾乎不是實學派就是心學派，兩派實際上的掌權者既然達成了君子協議，這次會議還能有什麽變數？
廷推結果由申時行、許國兩人共同送去文華殿給提早在那等著的朱翊鈞，朱翊鈞對此結果也一點不意外，隻是朝申時行和許國問道：“朕覺得廷推的結果可以，不過王家屏現在還是翰林院侍讀學士，如要入閣，總得先調六部，二位先生以為該如何調任？”
這話朱翊鈞雖然說是“入閣要先調六部”，其實這隻是個統稱，實際上翰林史官入閣之前，先調的去處一般隻有兩個，要麽吏部，要麽禮部，這和張學顏、吳兌入閣的路線是不同的。
申時行早有準備，聞言立刻回答道：“可先外任吏部左侍郎。”
其實吏部左侍郎現在並沒有空缺，不過入閣前的這個加官有特殊性，偶爾並不需要實任。
朱翊鈞點了點頭表示同意，直接便道：“那就請申先生代朕擬旨，王家屏升任吏部左侍郎，加東閣大學士，入閣參預機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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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大明一朝還是很喜歡用推舉這個手段來展示官員得位之正的，於是廷推就與類推、部推、敕推一起，構成了明代官僚銓選最重要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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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與類推(參與者為吏部，推舉在內六品以下與在外五品以下官員)、部推(參與者為吏部，推舉小九卿、方麵[如兵備道]、知府等)、敕推(參與者為九卿、科道，推舉閣臣、吏兵二部尚書、總督)相結合，形成了公意表達的遞升。
考慮到科道官僚的選舉亦參照公意，明代的銓選同時在事實上構成了一種公意表達的循環，並憑此作為對抗皇帝特簡的辦法——皇帝拒絕廷推結果，實際上是間接否定部推、類推的結果，並可能影響敕推的合理性。
這麽一說明，諸位看官可能就發現了一個問題：推薦閣臣不是應該叫敕推嗎？
是的，正式來講的確叫敕推，隻是後來這兩者有合二為一的趨勢，慢慢的就都以廷推來一概而論了。
這種推舉製度之所以能形成並且延續下來，其實有兩點最根本的原因，這兩個根本原因都出在皇帝身上。
其一是，推舉製度方便省事。這個其實很簡單，滿朝上下那麽多臣子，作為皇帝而言，他可能連“全部認識”都做不到，遑論知根知底了，因此有些職位並不一定都要仔細考慮。讓大臣們擬定幾個人選，大致差不多的就可以了。
這有點兒像後世的人們用電腦，當懶得動腦子、或者麵對無關緊要的問題時，電腦會為人們推薦幾個選項，人們隻要作個簡單的選擇就可以了，相當體貼。而對皇帝而言，推舉出來的這幾個人選可能在他的印象中都差不多，用誰不是用？
從這一點上來看，還能順便想明白另一個問題，那就是為什麽明代中後期的內閣閣臣絕大多數都有“帝師”經曆(這裏是指做過日講官)。
答案很簡單：你做過日講官，皇帝對你印象比較深刻，至少大致上知道你是什麽樣的人，那你相較於其他僅在皇帝腦海中存留一個名字作為符號的官員來說，優勢當然大了無數倍。
推舉製度可以形成並延續至今的根本原因之二，則是對於皇帝而言，這種製度並未削弱皇帝的人事任免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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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該製度最重要、也是最容易引起誤解的一個地方。事實上，明代的廷推其實隻是個推薦過程，而並非參與討論和推舉的大臣們有最後決定權。關鍵的決定權始終還是在皇帝的手裏。
之所以容易引起誤解，是因為在後世的現代社會中，實行君主立憲的皿煮國家也會搞這一套。譬如英國女王，不要說英國本國的首相，就是前幾年的澳大利亞總理已經選出來了，但也必須有英國女王伊麗莎白的批準，才算是正式生效。
當然了，英國這個做法基本已經隻是法律上的一個形式而已，還從沒聽說過“從善如流”的女王陛下有不批準的時候。
然而在大明就完全不同了，最大的差異也是兩點：
一則廷推所推舉出來的人選不會隻有一個，通常是兩、三人，而最後由皇帝做最後定奪。換句話說，即便你入圍了，成為了被推舉的人選，也不是說那位置就已經是你的了，你還是有競爭者存在的。
再對比英國來看，你肯定沒聽說過近現代社會還能推出兩、三名英國首相候選人，然後再讓女王來選的事情吧？假設真有這種情況的話，你還會覺得英國女王隻是個擺設嗎？
二則廷推的人選是可以被駁回，甚至被直接跳過的。這一條本書前文有述，此處隻簡單舉例：嘉靖時的張璁就是被中旨特簡入閣，隆慶時殷士儋也是中旨特簡入閣，這都是跳過廷推的例子。
至於駁回，也是有的，原曆史上的朱翊鈞就幹過這事：當時顧憲成任吏部文選司郎中，掌管官吏班秩遷升、改調等事務。萬曆二十二年，朝廷廷推內閣大學士，顧憲成提名的人都是朱翊鈞所厭惡的，於是觸怒了皇帝，被削去官籍，革職回家。而那一次的廷推人選也被皇帝駁回，要求吏部重新擬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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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意義的來源，在於明代士紳對於公意的堅持——“天子不能奪之公卿大夫，公卿大夫不能奪之愚夫愚婦”。
這種思想，使得皇帝的獨裁始終處於一種在道義上不被接受的狀態，因此哪怕是天下至尊的皇帝，貿然對抗公意也是很危險的。
傳統中國的政治期許，在於希望皇帝勞於求人、逸於使人，而非威福自專、權不下移。而在官僚係統高度體係化的明代，皇帝本身就是官僚係統的最重要的齒輪，因此他對於官僚集團達成的公意通常都必須抱持肯定態度，因為如果他否定其他齒輪的意誌，就可能導致官僚係統運轉不良。
為了維護皇權而跟官僚集團敵對，從協調者變為對抗者，先不說長遠來看是一種自掘墳墓的行為——因為其自曝了獨裁者本質。甚至短期的代價就非常大，是很容易被官僚集團抵製乃至拋棄的——別忘了萬曆後期官員解印自去的風潮，以及崇禎後期孤家寡人的態勢。
萬曆遭遇的是抵製，是因為國本之爭而導致的一種君臣之間互相的“非暴力不合作”；而崇禎就更嚴重了，那真的就是被官僚集團給拋棄了，甚至不僅僅是文官，他竟然被武將集團也一同拋棄。把明朝這種體製下的皇帝做到那個程度，也是沒誰了，死得真不冤。
當然現在的萬曆還沒有遭到明顯的抵製，因此這次廷推在他的諭旨之下，很快便有條不紊地行動起來了。
即便是廷推閣臣，首先也是吏部先圈定人選。在某些強勢吏部尚書掌權的時代，這個圈定人選是不容易受到其他幹涉的。
不過現在麽，就不同了。從嚴嵩之後直到如今，基本上都算是內閣強勢時期，吏部方麵隻能緊跟內閣的指示行事。
而具體到眼下，也有一點不同，那就是吏部整體來說是實學派當權的狀態。這當然有曆史原因，主要就是當年高拱以首輔之尊兼掌吏部，由於他獨掌銓務八年，導致吏部從此貼上了高黨的標簽。
如今的天官雖然是楊巍這個貌似中立而實際上的晉黨，但反正在張四維丁憂之後，高黨、晉黨其實已經沒法分家了——都是高務實說了算，因此吏部推出的人選當然會秉承高務實的意誌。
隻是，這次所謂高務實的意誌也不是他的意誌，這隻是個妥協產物，唯一聊以**的是這次的妥協是申時行退讓更多，高務實好歹還略占便宜。
不過這次吏部推舉還是挺有意思的，高務實擺明了不給麵子，或者說他真的貫徹了自己和申時行對話時表達的意思：這次的麵子裏子我都要拿！
因此吏部推薦的三個人選，幾乎都和高務實有關。
這三個人選分別是王家屏、陳經邦、於慎行。
王家屏，山西人，不管他自己怎麽看，在外界眼裏山西人就是自然而然的晉黨；
陳經邦雖然是福建人，但他是嘉靖四十四年乙醜科金榜二甲第七名，而那年的主考官是高拱，也就是說高拱是陳經邦的座師。當初正因為這個原因，所以陳經邦才成為朱翊鈞太子時期的第一批講官。換句話說，他既是高務實的老師，又是高務實師兄……某種程度上有種代師授藝的感覺。
至於於慎行，他是高務實鄉試的宗師，高務實的解元就是他點的。另外他們還有一個淵源：於慎行其實是張居正的學生。
當初張居正倒台之後，門生們由於地位大多都不高，倒沒有怎麽被高拱打壓，而且其中爬得最快的梁夢龍現在還成了高務實的盟友，直接加入了實學派，因此於慎行的背景是沒有問題的。
這一來，三個人選裏頭除了真正打算推上去的王家屏之外，後麵兩人都是高務實和朱翊鈞過去的老師——當然，王家屏後來也是做過講師的，隻是並非第一批罷了。
這個推薦送到皇帝手裏的時候，並非表示現在就讓皇帝拿主意，這隻是第一次過目，之後如果皇帝同意，就會讓內閣與“大九卿”廷推。
朱翊鈞對這三個人選基本都還滿意，因為三人都是做過他講師的人，他對他們還算了解。
隻是朱翊鈞有些奇怪，因為按照一般情況來看，陳經邦和於慎行現在即便要簡拔，似乎也就在尚書一級打止了，直接推上閣老好像還差了點資曆。
他想了想，覺得吏部實際上的意思就應該是主推王家屏，否則不會把他排在首位。
朱翊鈞其實也不清楚王家屏並非真正意義上的晉黨，他隻是琢磨王家屏既然是山西人，那麽把他補進內閣倒也算是不錯，某種程度上來說相當於頂了張四維留下的缺。
於是皇帝很快通知內閣，就以吏部報上的三位臣工作為廷推的舉薦對象舉行會推，看看大家都是什麽意見。
有明一朝有“大九卿”和“小九卿”之分。其中“大九卿”就是六部尚書加上左都禦史，再加上大理寺卿和通政使；“小九卿”則是太常寺卿、太仆寺卿、光祿寺卿、詹事、翰林學士、鴻臚寺卿、國子監祭酒、苑馬寺卿和尚寶司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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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餘人前文都已有述，惟獨大理寺卿李世達沒有提到過，這裏補述一句：這位老兄是陝西涇陽人，和魏學曾是同鄉……補述完畢。
廷推雖然是在內閣值房的大通房舉行，離六部比較遠(內閣在宮裏，六部在宮外)，不過高務實得到消息一貫很快，在內閣廷推結果出來不到半個時辰之後，高務實就知道了結果。
絲毫沒有意外的，王家屏得到了與會大佬們的一致讚譽，被“公推”為新任閣臣的最佳人選。
這其實真的不會有什麽意外，看看與會眾人的派係就知道，幾乎不是實學派就是心學派，兩派實際上的掌權者既然達成了君子協議，這次會議還能有什麽變數？
廷推結果由申時行、許國兩人共同送去文華殿給提早在那等著的朱翊鈞，朱翊鈞對此結果也一點不意外，隻是朝申時行和許國問道：“朕覺得廷推的結果可以，不過王家屏現在還是翰林院侍讀學士，如要入閣，總得先調六部，二位先生以為該如何調任？”
這話朱翊鈞雖然說是“入閣要先調六部”，其實這隻是個統稱，實際上翰林史官入閣之前，先調的去處一般隻有兩個，要麽吏部，要麽禮部，這和張學顏、吳兌入閣的路線是不同的。
申時行早有準備，聞言立刻回答道：“可先外任吏部左侍郎。”
其實吏部左侍郎現在並沒有空缺，不過入閣前的這個加官有特殊性，偶爾並不需要實任。
朱翊鈞點了點頭表示同意，直接便道：“那就請申先生代朕擬旨，王家屏升任吏部左侍郎，加東閣大學士，入閣參預機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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