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之禎這個名字，高務實是熟悉的，不過對於王之禎這個人，他隻在當初王崇古還在京師時見過幾麵，印象不算特別深刻。
王崇古實際上是高務實的舅外公，在王家所在的蒲州當地叫做舅姥爺，不過高務實當年與他在大同見麵時(俺答封貢前高務實代太子檢閱宣大防務)，由於領著欽命和教令，當麵隻以官場俗稱相稱，王崇古入京之後，才有幾次私人拜訪，得以認識王之禎。
但高務實與王之禎的父親王謙很熟悉，因為王家的私營兵工廠就是王謙力主開辦，並且主動前來找高務實商談合作的——合作的主要方向是京華方麵為其提供精鐵、精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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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謙的身份是高務實的表舅，但他考中進士隻比高務實早了一屆，乃是萬曆五年的金榜，當時其年已三十有七，不過名次尚可，且非常湊巧，二甲第三十七名(史實)。
不過王謙的官運比較一般，一開始翰林院散館之後任了工部主事，沒多久因為高拱去世，高黨內部一時顧不上照顧他一個新丁，任他自由發展，結果被派去杭州榷稅。
到了杭州倒是展現了一把，湊巧碰上杭州羅木營兵變，兵變亂軍挾持了巡撫吳善言——這位老兄名字取得可能不大準確，沒有因為“善言”自己搞定兵變，結果還是王謙趕過去安撫，才把這事兒擺平，將吳撫台救了出來。
不過吳撫台沒來及報答王謙，就被得知消息的朱翊鈞認定無能，派兵部侍郎張佳胤取代吳善言並鎮壓繼續生亂的浙軍，於是王謙也就隻好繼續留在浙江，負責稅製改革方麵的事務，至今還在杭州未歸。
王謙有二子，長子便是王之禎，他不太好讀書，便以王崇古之功，蔭官錦衣衛千戶；在他之後，王謙次子之乾，蔭國子監生；還有一幼子之采，目前還小，隻有十三四歲，留在山西老家讀書——其實王家還有蔭官錦衣衛的名額，但之乾、之采目前看來都能讀書，便都沒去，隻給之乾要了個蔭國子監生的名頭，免掉一場考試。
之乾、之采先不去說了，隻說王之禎，他比高務實還大兩歲，今年二十有二，在錦衣衛當差已經幾年，不過至今仍然還是個千戶——他蔭官就是千戶，等於原地踏步了幾年，大致就是在打醬油。
這一點看起來有點奇怪，張四維早幾年就是次輔了，按理說照顧一下外甥很容易，何至於王之禎打醬油呢？
實際上張四維也有他的難處。
眾所周知，他的晚輩中已經身處官場的隻有三個人，一個是外甥高務實，一個是兒子張泰徵，還有一個就是外甥王之禎。
高務實沒得說，他的前途全大明都在看好，根本不必張四維刻意關照什麽；
兒子張泰徵是正經進士出身，與高務實為萬曆八年的同年，並且高居二甲第四名，翰林院庶吉士排名前列。他庶吉士散館之後已經做到禮部祠祭清吏司主事了，雖說隻是個沒什麽油水的六品閑差，但張家反正也不缺錢，他隻要按部就班慢慢來就行，暫時來說也不需要張四維提拔。
於是世人都把目光盯在張四維的王家親戚那頭，前次王謙這個表兄弟以工部主事得了去杭州榷稅的差遣時，都有禦史彈劾張四維，說他給表弟找美差呢，他又哪有心思去給王之禎想法子？
樹大，就肯定招風，除非這棵樹長的位置特別好，長在大山的背風麵——譬如高務實，他這棵樹背後的大山是皇帝，一般的風就不大找他。
當然，也可能更重要的原因在於高務實本身是一棵比較特殊的樹，他是棵搖錢樹。
但張四維沒機會幫王之禎一把，高務實現在卻有機會，而且也不怕利用機會。
為什麽？因為在原本的曆史上，萬曆二十三年的時候，王之禎自己都能混成錦衣衛左都督！
這說明什麽？說明王之禎雖然讀書不太行，但做人做官還是有能力的，辦事水平也不會太糟糕，這不就有了提拔的基礎了麽！
況且，高務實也不是提拔王之禎，他也沒這個權力，他隻是給王之禎創造一點露臉的機會，讓他的名字能夠出現在朱翊鈞麵前罷了——高務實當然也可以直接在朱翊鈞麵前提起王之禎，但那就未免流於下乘，不夠水平了。
至於說高務本，他這位堂兄為人比較老實本分，如果是在某些清水衙門，或許可以做個主官，但在錦衣衛這種虎狼之地，高務實就根本不考慮把他推上堂官位置了，頂破天能做個副手的樣子，甚至再低一點也說不定。
不過不管怎麽說，高務實是敢於想辦法推他們一把的，也不擔心皇帝懷疑——不是因為他跟皇帝關係親密。
這是個“製度”和“趨勢”的問題。
製度，就是大明朝獨特的蔭官製度(蔭官曆朝都有，但明代比較有特色)；趨勢，就是“文官蔭武職”的特殊趨勢。
明代的蔭官製度，本書前文曾有淺議，此處不再贅述，單說一下這個“文官蔭武職”的神奇趨勢。
根據考證《明實錄》可以發現，有明一代的“文臣蔭武”並非一開始就有的，其發源於景泰年間。
景泰元年(1450)八月，其時督兵貴州的兵部尚書侯璡“以勞瘁卒於普定”，景帝“賜祭葬，蔭其子錦衣衛世襲千戶”，至此之後的景泰二年、景泰五年等，這種“文臣蔭武”的記載就開始不斷出現了。
但是仔細分析一下景泰年間的“文臣蔭武”記錄可以發現，當時那些文官蔭子武職的情況，應該視為對文臣軍功勳業的個別嘉獎，其製度化運行程度甚低(我就不一一舉例了)。
此後天順、成化、弘治三朝延續前政，視軍事貢獻為主要衡量標準以蔭敘文官子弟武職。當時正逢明代文臣督、撫統兵製度推廣之際，得蔭之邊臣有所增多。
當時，有關文臣蔭子武職的具體條件、實行細則並未開列於典章，從景泰朝以降的十餘個相關事例來看，獲得文臣蔭武優待的大臣，還是文官集團中的絕對少數，仍屬於“異典”範疇。但不斷累積的文臣蔭武案例，也構成了一種類似“事例法”的製度規範。
作為“事例法”，典型的前朝文臣蔭子武職故事，常為後人援引為再開蔭敘恩典的依據。例如於謙之子於冕，本受蔭任府軍前衛副千戶，但到了成化朝，於冕“自陳不願武職，改兵部員外郎”後“累遷至應天府尹”。但這個，仍然還是特例。
然而從正德朝始，文臣冒濫軍功以蔭敘世襲武職的情況就陡然增多了，這明顯是受到武宗尚武情節及宦官佞幸冒功風氣的不良影響。
據《弇山堂別集》載，正德五年“寧夏平”，邊功加恩於內閣大學士李東陽、楊廷和、劉忠、梁儲等，閣臣皆加官蔭子。此次推恩雖未將閣老們蔭子武臣，但邊功恩及內閣實“自茲歲始”。
至正德八年，“以山東、河南賊平，內閣大學士李東陽、楊廷和、梁儲、費宏各蔭子錦衣世襲正千戶，辭”。
此後正德十二年，朝廷“錄大同打魚王山及鎮西南山莊坪等處功”，將監督太監張忠“加祿米二十四石，蔭弟侄一人為錦衣衛正千戶”，並“總兵左都督劉暉子副千戶，提督侍郎丁鳳子百戶，俱世襲”，又以“兵部運籌有功”加尚書王瓊“少保兼太子太保，蔭子如忠”。
該戰役本因諸將官杭雄等拚殺“乃有此捷”，而太監張忠提前回朝，並無功勞，隻是因兵部尚書王瓊題請，“故忠再受賞而並及瓊”。當時王瓊“與權幸相結納”，多次冒領軍功，“數承蔭敘”。
正德十三年七月，武宗又開“應州禦虜功升賞”，大肆封賞蔭內臣武將子弟，“督餉侍郎鄭琮仁、侯觀，廵撫都禦史胡瓚、劉達各蔭子”錦衣衛百戶。此次推恩加蔭被《明武宗實錄》編纂者認為是“軍功之濫未有甚於此者”。
然而同月內，武宗又自以“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朱壽，親統六師剿除虜寇”的名義，功賞隨軍太監穀大用等內臣、兵部尚書王瓊等文臣、都督朱泰等武弁佞幸，蔭其子弟為錦衣衛千、百戶，另以“運籌定議，協力成功”為名敕內閣楊廷和、梁儲、蔣冕、毛紀“各蔭子侄一人錦衣衛世襲正千戶”。
總之，在正德一朝，部分文臣隨內臣、近婞冒濫軍功以蔭子武職，誠為不稽。
此後，嘉靖皇帝入繼大統，為拉攏朝臣，以擁迎駕戴功再開大規模冒濫蔭子，其中閣臣蔭子之命令尤為不稽，受蔭大臣紛紛請辭。
然而，這個勢頭已經止不住了，尤其嘉靖中後期開始，大明邊事迭起，使得朝廷較為常態化地加蔭文臣子弟以武職。
內閣大臣、兵部僚員、地方督撫、殉節紳宦等以各類勳勞得蔭，在原曆史上，這種趨勢長期持續直至明朝滅亡。嘉靖中後期以降，內閣重臣如夏言“暴貴自擬世襲錦衣”，翟鑾“以故相行九邊”蔭錦衣，其餘嚴嵩、徐階、高拱、張居正等等一批閣老、重臣，皆以推恩軍功勳勞，得蔭子錦衣。
更關鍵的是，皇帝們對於這些大臣的後代，並沒有什麽不信任，甚至還格外信任，比方說現在的劉守有，將來的王之禎、吳孟明(吳兌之孫)，這些錦衣衛都督，很多都是文臣蔭官之後。
既然製度與趨勢已經如此，高務實又有何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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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書友“約書亞”、“迷人的小電視”、“飛翔的折耳貓”、“秦朝小駐”、“kxzf”的月票支持，謝謝！
ps：昨天那章之後，有書友書評擔心高務實的親戚在錦衣衛中掌權會影響皇帝對高務實的信任，這裏就多解釋了一下。還剩一點非製度的人性問題下一章說，我先洗個澡。
王崇古實際上是高務實的舅外公，在王家所在的蒲州當地叫做舅姥爺，不過高務實當年與他在大同見麵時(俺答封貢前高務實代太子檢閱宣大防務)，由於領著欽命和教令，當麵隻以官場俗稱相稱，王崇古入京之後，才有幾次私人拜訪，得以認識王之禎。
但高務實與王之禎的父親王謙很熟悉，因為王家的私營兵工廠就是王謙力主開辦，並且主動前來找高務實商談合作的——合作的主要方向是京華方麵為其提供精鐵、精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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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王謙的官運比較一般，一開始翰林院散館之後任了工部主事，沒多久因為高拱去世，高黨內部一時顧不上照顧他一個新丁，任他自由發展，結果被派去杭州榷稅。
到了杭州倒是展現了一把，湊巧碰上杭州羅木營兵變，兵變亂軍挾持了巡撫吳善言——這位老兄名字取得可能不大準確，沒有因為“善言”自己搞定兵變，結果還是王謙趕過去安撫，才把這事兒擺平，將吳撫台救了出來。
不過吳撫台沒來及報答王謙，就被得知消息的朱翊鈞認定無能，派兵部侍郎張佳胤取代吳善言並鎮壓繼續生亂的浙軍，於是王謙也就隻好繼續留在浙江，負責稅製改革方麵的事務，至今還在杭州未歸。
王謙有二子，長子便是王之禎，他不太好讀書，便以王崇古之功，蔭官錦衣衛千戶；在他之後，王謙次子之乾，蔭國子監生；還有一幼子之采，目前還小，隻有十三四歲，留在山西老家讀書——其實王家還有蔭官錦衣衛的名額，但之乾、之采目前看來都能讀書，便都沒去，隻給之乾要了個蔭國子監生的名頭，免掉一場考試。
之乾、之采先不去說了，隻說王之禎，他比高務實還大兩歲，今年二十有二，在錦衣衛當差已經幾年，不過至今仍然還是個千戶——他蔭官就是千戶，等於原地踏步了幾年，大致就是在打醬油。
這一點看起來有點奇怪，張四維早幾年就是次輔了，按理說照顧一下外甥很容易，何至於王之禎打醬油呢？
實際上張四維也有他的難處。
眾所周知，他的晚輩中已經身處官場的隻有三個人，一個是外甥高務實，一個是兒子張泰徵，還有一個就是外甥王之禎。
高務實沒得說，他的前途全大明都在看好，根本不必張四維刻意關照什麽；
兒子張泰徵是正經進士出身，與高務實為萬曆八年的同年，並且高居二甲第四名，翰林院庶吉士排名前列。他庶吉士散館之後已經做到禮部祠祭清吏司主事了，雖說隻是個沒什麽油水的六品閑差，但張家反正也不缺錢，他隻要按部就班慢慢來就行，暫時來說也不需要張四維提拔。
於是世人都把目光盯在張四維的王家親戚那頭，前次王謙這個表兄弟以工部主事得了去杭州榷稅的差遣時，都有禦史彈劾張四維，說他給表弟找美差呢，他又哪有心思去給王之禎想法子？
樹大，就肯定招風，除非這棵樹長的位置特別好，長在大山的背風麵——譬如高務實，他這棵樹背後的大山是皇帝，一般的風就不大找他。
當然，也可能更重要的原因在於高務實本身是一棵比較特殊的樹，他是棵搖錢樹。
但張四維沒機會幫王之禎一把，高務實現在卻有機會，而且也不怕利用機會。
為什麽？因為在原本的曆史上，萬曆二十三年的時候，王之禎自己都能混成錦衣衛左都督！
這說明什麽？說明王之禎雖然讀書不太行，但做人做官還是有能力的，辦事水平也不會太糟糕，這不就有了提拔的基礎了麽！
況且，高務實也不是提拔王之禎，他也沒這個權力，他隻是給王之禎創造一點露臉的機會，讓他的名字能夠出現在朱翊鈞麵前罷了——高務實當然也可以直接在朱翊鈞麵前提起王之禎，但那就未免流於下乘，不夠水平了。
至於說高務本，他這位堂兄為人比較老實本分，如果是在某些清水衙門，或許可以做個主官，但在錦衣衛這種虎狼之地，高務實就根本不考慮把他推上堂官位置了，頂破天能做個副手的樣子，甚至再低一點也說不定。
不過不管怎麽說，高務實是敢於想辦法推他們一把的，也不擔心皇帝懷疑——不是因為他跟皇帝關係親密。
這是個“製度”和“趨勢”的問題。
製度，就是大明朝獨特的蔭官製度(蔭官曆朝都有，但明代比較有特色)；趨勢，就是“文官蔭武職”的特殊趨勢。
明代的蔭官製度，本書前文曾有淺議，此處不再贅述，單說一下這個“文官蔭武職”的神奇趨勢。
根據考證《明實錄》可以發現，有明一代的“文臣蔭武”並非一開始就有的，其發源於景泰年間。
景泰元年(1450)八月，其時督兵貴州的兵部尚書侯璡“以勞瘁卒於普定”，景帝“賜祭葬，蔭其子錦衣衛世襲千戶”，至此之後的景泰二年、景泰五年等，這種“文臣蔭武”的記載就開始不斷出現了。
但是仔細分析一下景泰年間的“文臣蔭武”記錄可以發現，當時那些文官蔭子武職的情況，應該視為對文臣軍功勳業的個別嘉獎，其製度化運行程度甚低(我就不一一舉例了)。
此後天順、成化、弘治三朝延續前政，視軍事貢獻為主要衡量標準以蔭敘文官子弟武職。當時正逢明代文臣督、撫統兵製度推廣之際，得蔭之邊臣有所增多。
當時，有關文臣蔭子武職的具體條件、實行細則並未開列於典章，從景泰朝以降的十餘個相關事例來看，獲得文臣蔭武優待的大臣，還是文官集團中的絕對少數，仍屬於“異典”範疇。但不斷累積的文臣蔭武案例，也構成了一種類似“事例法”的製度規範。
作為“事例法”，典型的前朝文臣蔭子武職故事，常為後人援引為再開蔭敘恩典的依據。例如於謙之子於冕，本受蔭任府軍前衛副千戶，但到了成化朝，於冕“自陳不願武職，改兵部員外郎”後“累遷至應天府尹”。但這個，仍然還是特例。
然而從正德朝始，文臣冒濫軍功以蔭敘世襲武職的情況就陡然增多了，這明顯是受到武宗尚武情節及宦官佞幸冒功風氣的不良影響。
據《弇山堂別集》載，正德五年“寧夏平”，邊功加恩於內閣大學士李東陽、楊廷和、劉忠、梁儲等，閣臣皆加官蔭子。此次推恩雖未將閣老們蔭子武臣，但邊功恩及內閣實“自茲歲始”。
至正德八年，“以山東、河南賊平，內閣大學士李東陽、楊廷和、梁儲、費宏各蔭子錦衣世襲正千戶，辭”。
此後正德十二年，朝廷“錄大同打魚王山及鎮西南山莊坪等處功”，將監督太監張忠“加祿米二十四石，蔭弟侄一人為錦衣衛正千戶”，並“總兵左都督劉暉子副千戶，提督侍郎丁鳳子百戶，俱世襲”，又以“兵部運籌有功”加尚書王瓊“少保兼太子太保，蔭子如忠”。
該戰役本因諸將官杭雄等拚殺“乃有此捷”，而太監張忠提前回朝，並無功勞，隻是因兵部尚書王瓊題請，“故忠再受賞而並及瓊”。當時王瓊“與權幸相結納”，多次冒領軍功，“數承蔭敘”。
正德十三年七月，武宗又開“應州禦虜功升賞”，大肆封賞蔭內臣武將子弟，“督餉侍郎鄭琮仁、侯觀，廵撫都禦史胡瓚、劉達各蔭子”錦衣衛百戶。此次推恩加蔭被《明武宗實錄》編纂者認為是“軍功之濫未有甚於此者”。
然而同月內，武宗又自以“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朱壽，親統六師剿除虜寇”的名義，功賞隨軍太監穀大用等內臣、兵部尚書王瓊等文臣、都督朱泰等武弁佞幸，蔭其子弟為錦衣衛千、百戶，另以“運籌定議，協力成功”為名敕內閣楊廷和、梁儲、蔣冕、毛紀“各蔭子侄一人錦衣衛世襲正千戶”。
總之，在正德一朝，部分文臣隨內臣、近婞冒濫軍功以蔭子武職，誠為不稽。
此後，嘉靖皇帝入繼大統，為拉攏朝臣，以擁迎駕戴功再開大規模冒濫蔭子，其中閣臣蔭子之命令尤為不稽，受蔭大臣紛紛請辭。
然而，這個勢頭已經止不住了，尤其嘉靖中後期開始，大明邊事迭起，使得朝廷較為常態化地加蔭文臣子弟以武職。
內閣大臣、兵部僚員、地方督撫、殉節紳宦等以各類勳勞得蔭，在原曆史上，這種趨勢長期持續直至明朝滅亡。嘉靖中後期以降，內閣重臣如夏言“暴貴自擬世襲錦衣”，翟鑾“以故相行九邊”蔭錦衣，其餘嚴嵩、徐階、高拱、張居正等等一批閣老、重臣，皆以推恩軍功勳勞，得蔭子錦衣。
更關鍵的是，皇帝們對於這些大臣的後代，並沒有什麽不信任，甚至還格外信任，比方說現在的劉守有，將來的王之禎、吳孟明(吳兌之孫)，這些錦衣衛都督，很多都是文臣蔭官之後。
既然製度與趨勢已經如此，高務實又有何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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