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是大元的前身，亦是殘餘。
隨著庫裏台大會的日益臨近，近期以來蒙古人最重要的一場婚禮悄然落下帷幕，大成台吉迎娶了俺答的遺孀鍾金哈屯。之所以是“悄然”，因為這場婚禮雖然有重要的政治意義，但雙方男非初娶，女是再嫁，大操大辦不符常理。
除此之外，還要照顧一下大成比吉和額爾德木圖的麵子。
“老師，今天瓦剌人的使者也到了。”額爾德木圖有些興奮地出現在高務實身前，衝著閉目養神的高務實一拱手，道：“父親說，就算老汗在位時曾經打得瓦剌人數次遷徙，都沒有今日這般盛況，他讓我前來再次向老師致謝。”
高務實沒有睜眼，近來他勞心勞力，雖然年輕，也頗為倦怠，這些天一直表現得很疲憊，庫裏台大會的操辦他幾乎沒有參與，全部交給把漢那吉和鍾金哈屯這對新……呃，再婚夫婦自行處置。
“大哉乾元，恭喜蒙古又有了興盛之相。”高務實語氣平靜地說道，然後話鋒一轉：“額爾德木圖，你可曾想過，以元之極大，何以迅速敗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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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不是送分題麽？額爾德木圖馬上道：“蒙古人不知馬上可得天下，馬上卻治不得天下這個道理。”
誰料高務實卻搖了搖頭，道：“元時，文化甚盛。”他緩緩睜眼，看著眼前半大的蒙古學生，微微一笑：“甚至，漢人也有不少得益於這種文化的地方。”
額爾德木圖呆了一呆，遲疑道：“真的嗎？”
“你不信麽？”高務實微微笑著，道：“元代文化是波斯文化、蒙古文化、漢文化的結合，文化越交流就越興盛……我舉一個例子：青花本是波斯文化，藍色調是***的主色調之一。在元之前，中國沒有青花。元時，從波斯帶來了這種藍色的紋樣，可以畫在瓷器上。
青花瓷之前，無論中國陶瓷如何更迭，都是各領風騷，可是青花瓷橫空出世之後，馬上成了主流，二三百年來沒人撼動它的地位。”
高務實這個舉例的確沒有問題，從元以後，明清兩代，民窯、官窯占第一位的，都是青花瓷。晚清的時候，粉彩倒是挑戰過它的地位，但最後也是敗給了它。
但光一個青花瓷還不足以讓額爾德木圖相信，他的神情顯然是將信將疑的。
於是高務實又道：“還有景泰藍，元對大明產生重大影響的工藝品，還有就是景泰藍。它是以藍色基調為主的，於元代始創，跟景泰(明代年號)沒關係。其實景泰藍也是典型的外來文化，歸根結底就是掐絲琺琅工藝，是由阿拉伯人——也就是回回傳來。明初《格古要論》中稱其是從“大食”傳來的工藝。而聰明的中國匠人學會了這門手藝，再把中國紋飾套進去，發揚光大，變成中國獨有的宮廷文化”。
額爾德木圖遲疑了一下，小聲道：“可是……此皆小道。”
“那麽何為大道呢？天象之學算不算？”高務實嗬嗬一笑，又道：“在天象之學上，元廷主持翻譯了托勒密的《天文大集》，伊本·優努斯的《哈基姆星表》等著作，回回天文學家紮馬魯丁主持‘回回司天監’，製造了多環儀、方位儀、斜緯儀、平緯儀、天球儀、地球儀、觀象儀等儀器，中國本土的科學家郭守敬則吸收其中精華改進和製造了簡儀、仰儀、圭表、候極儀、渾天象、立運儀、景符、窺幾等儀器，並與王恂、許衡等人共同編製出中國最先進、施行最久的曆法《授時曆》。而這部曆法的編成，則得益於在全國各地設置的二十七個天文觀測站。
同時，《授時曆》的編成，不但列出了三次內插公式(“招差法”)，還使用‘垛壘、招差、勾股、弧矢之法’進行縝密計算，其中將回回發明的弧三角法應用於割圓術獲得‘弧矢割圓術’(即球麵直角三角形解法)，朱世傑的《四元玉鑒》將‘天元術’推廣為‘四元術’(四元高次聯立方程)，並提出‘消元’的解法，這比……嗯，這至今仍然是數術之巔。”
高務實剛才差點脫口而出一句：比歐洲領先三百年。
額爾德木圖一直被把漢那吉教導得認為隻有漢人的文化最強，雖然高務實這樣說了，還是堅持道：“可這些學問都不實際。”
高務實想了想，問道：“那麽，醫學實際麽？在醫學上，出現(金)元四大學派，綜合了漢醫和阿拉伯醫學的《回回藥方》，這是一本綜合性回醫藥學典籍，共有三十六卷，包括內科、外科、婦科、兒科、骨傷和皮膚病等科，約有藥方六七千之多，我們現在熟悉的很多藥方，例如芳香揮發藥、滴鼻劑、露酒劑、油劑、糖漿劑等，並非傳自於扁鵲、華佗，倒是來自於阿拉伯醫學帶來的‘海藥’。”
醫學肯定是最實際的，額爾德木圖無法辯駁，隻好道：“可大元還是亡了。”他頓了一頓，有些落寞地道：“既然老師說大元不是亡於文化，那大元為何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高務實道：“《左傳》有雲：‘君以此興，必以此亡’。處處體現其‘大’的大元王朝，隻存在了百年便冰消瓦解，卻也是倒在了‘大’上。”
額爾德木圖詫異道：“大，也可以亡國？”
高務實道：“大自然可以說寬、博、雄、壯，但另一麵也是粗、陋、散、縱。元朝的主要統治地域是漢地，但卻並沒有將漢人儒家文化作為統治全國的意識形態，統治者對全國實行信仰自由自是好事，但統治者本身也在各種信仰之間遊蕩，始終不能確立國家最根本的治國理念，就會讓國家的根基完全建立在強大武力之上，也就是你方才所說的‘天下馬上治之’，必然容易鬆動。”
這個問題，高務實沒有展開來和額爾德木圖說，實際上元朝的法律是雜糅了蒙古紮撒和唐宋法典而成的，本身便有很多抵牾，而元朝曆任皇帝還“唯知輕典之為尚”，元末葉子奇所著《草木子》提到“元世祖定天下之刑，笞杖徒流絞五等。笞杖罪既定，曰天饒他一下，地饒他一下，我饒他一下。自是合笞五十，止笞四十七。……天下死囚審讞已定，亦不加刑，皆老死於囹圄。……故七八十年中，老稚不曾聞斬戮。及見一死人頭，則相驚駭。可謂勝殘去殺，黎元在海涵春育中矣”。
取代元朝的明太祖朱元璋總結前朝時，便認為“其失在於縱馳”。對百姓用輕典自然可以獲得民心，但對官員也是如此，則必然會導致腐敗盛行而治貪不利，朝廷欲要寬以待民，貪官酷吏卻使得民怨沸騰。
元朝本來就沒有主體意識形態，本身還是異族入主，而又用法寬縱，可想而知反抗的星星之火始終不能防患於未然，一旦中央政權衰弱，便是燎原烈火。
還有，元朝人分四等，從法律上確定民族壓迫政策，占人口絕大多數的漢人和南人自然常懷憤憤，最大族群的精英對於這種壓迫必然很難對朝廷產生歸屬感。
相對的，因為統治寬鬆，社會經濟發達，等級製度在很多時候並不能保證處在第一、二等的蒙古人、色目人處於強勢。事實上終元一代，蒙古人、色目人的普通百姓因窮困而淪落為漢人、南人奴隸者比比皆是，作為一個異民族政權，本民族百姓必然會因為這些情況而減弱對朝廷的向心力。
蒙古人粗獷豪爽，快意恩仇。這樣的性格，作為個人可以算是優點，但作為一個大帝國的統治者，就必然會缺少縝密的思慮和精明的算計。
元朝曆十一帝，幾乎每次皇位更迭，都要有殘酷的殺戮甚至大規模的戰爭。權謀家設計於密室，發難於朝堂，一二人便可定大位的情況比較少見，因此動不動就明刀明槍的對壘。
皇族、貴族、重臣之間的內耗往往導致舉國不寧，國家大喪元氣。而這樣明目張膽的奪權鬥爭也必然使得皇室威望在民間下降。
另外，元人自稱“國朝大事，曰征伐，曰搜狩，曰宴饗”。成宗之後，對外戰爭基本停止，三件大事便隻剩下狩獵和宴會了。朝廷由上至下，一片享樂之風，各種遊戲種類繁多，如圍獵、打馬球、捶丸(步行打球)、蹴鞠(足球)、射柳、射圃、角羝、雙陸、象棋、圍棋、撇蘭、投壺、頂針、續麻、拆白、道字等等不一而足，甚至到了“元時人多恒舞酣歌，不事生產”的地步。
國家根本大事尚未安定，這樣消弭誌向會產生什麽樣的結果，可以想見。到末代皇帝元惠宗時，宮中盛行“大喜樂”的超級荒淫遊戲，麵對“紅巾萬千”而束手無策，可說早有前因。
不過，高務實畢竟不是真的為了教額爾德木圖治國，他隻是以這樣的方式告訴額爾德木圖：中國之強，強在堅定的實行儒家製度，所以呢……你將來也應該這麽辦呀！
額爾德木圖懂了，用力地點了點頭。
高務實笑了笑，再次閉目養神起來，心中卻忍不住嘟囔：儒家麽……推廣給你們倒還是不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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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庫裏台大會的日益臨近，近期以來蒙古人最重要的一場婚禮悄然落下帷幕，大成台吉迎娶了俺答的遺孀鍾金哈屯。之所以是“悄然”，因為這場婚禮雖然有重要的政治意義，但雙方男非初娶，女是再嫁，大操大辦不符常理。
除此之外，還要照顧一下大成比吉和額爾德木圖的麵子。
“老師，今天瓦剌人的使者也到了。”額爾德木圖有些興奮地出現在高務實身前，衝著閉目養神的高務實一拱手，道：“父親說，就算老汗在位時曾經打得瓦剌人數次遷徙，都沒有今日這般盛況，他讓我前來再次向老師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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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料高務實卻搖了搖頭，道：“元時，文化甚盛。”他緩緩睜眼，看著眼前半大的蒙古學生，微微一笑：“甚至，漢人也有不少得益於這種文化的地方。”
額爾德木圖呆了一呆，遲疑道：“真的嗎？”
“你不信麽？”高務實微微笑著，道：“元代文化是波斯文化、蒙古文化、漢文化的結合，文化越交流就越興盛……我舉一個例子：青花本是波斯文化，藍色調是***的主色調之一。在元之前，中國沒有青花。元時，從波斯帶來了這種藍色的紋樣，可以畫在瓷器上。
青花瓷之前，無論中國陶瓷如何更迭，都是各領風騷，可是青花瓷橫空出世之後，馬上成了主流，二三百年來沒人撼動它的地位。”
高務實這個舉例的確沒有問題，從元以後，明清兩代，民窯、官窯占第一位的，都是青花瓷。晚清的時候，粉彩倒是挑戰過它的地位，但最後也是敗給了它。
但光一個青花瓷還不足以讓額爾德木圖相信，他的神情顯然是將信將疑的。
於是高務實又道：“還有景泰藍，元對大明產生重大影響的工藝品，還有就是景泰藍。它是以藍色基調為主的，於元代始創，跟景泰(明代年號)沒關係。其實景泰藍也是典型的外來文化，歸根結底就是掐絲琺琅工藝，是由阿拉伯人——也就是回回傳來。明初《格古要論》中稱其是從“大食”傳來的工藝。而聰明的中國匠人學會了這門手藝，再把中國紋飾套進去，發揚光大，變成中國獨有的宮廷文化”。
額爾德木圖遲疑了一下，小聲道：“可是……此皆小道。”
“那麽何為大道呢？天象之學算不算？”高務實嗬嗬一笑，又道：“在天象之學上，元廷主持翻譯了托勒密的《天文大集》，伊本·優努斯的《哈基姆星表》等著作，回回天文學家紮馬魯丁主持‘回回司天監’，製造了多環儀、方位儀、斜緯儀、平緯儀、天球儀、地球儀、觀象儀等儀器，中國本土的科學家郭守敬則吸收其中精華改進和製造了簡儀、仰儀、圭表、候極儀、渾天象、立運儀、景符、窺幾等儀器，並與王恂、許衡等人共同編製出中國最先進、施行最久的曆法《授時曆》。而這部曆法的編成，則得益於在全國各地設置的二十七個天文觀測站。
同時，《授時曆》的編成，不但列出了三次內插公式(“招差法”)，還使用‘垛壘、招差、勾股、弧矢之法’進行縝密計算，其中將回回發明的弧三角法應用於割圓術獲得‘弧矢割圓術’(即球麵直角三角形解法)，朱世傑的《四元玉鑒》將‘天元術’推廣為‘四元術’(四元高次聯立方程)，並提出‘消元’的解法，這比……嗯，這至今仍然是數術之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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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務實想了想，問道：“那麽，醫學實際麽？在醫學上，出現(金)元四大學派，綜合了漢醫和阿拉伯醫學的《回回藥方》，這是一本綜合性回醫藥學典籍，共有三十六卷，包括內科、外科、婦科、兒科、骨傷和皮膚病等科，約有藥方六七千之多，我們現在熟悉的很多藥方，例如芳香揮發藥、滴鼻劑、露酒劑、油劑、糖漿劑等，並非傳自於扁鵲、華佗，倒是來自於阿拉伯醫學帶來的‘海藥’。”
醫學肯定是最實際的，額爾德木圖無法辯駁，隻好道：“可大元還是亡了。”他頓了一頓，有些落寞地道：“既然老師說大元不是亡於文化，那大元為何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高務實道：“《左傳》有雲：‘君以此興，必以此亡’。處處體現其‘大’的大元王朝，隻存在了百年便冰消瓦解，卻也是倒在了‘大’上。”
額爾德木圖詫異道：“大，也可以亡國？”
高務實道：“大自然可以說寬、博、雄、壯，但另一麵也是粗、陋、散、縱。元朝的主要統治地域是漢地，但卻並沒有將漢人儒家文化作為統治全國的意識形態，統治者對全國實行信仰自由自是好事，但統治者本身也在各種信仰之間遊蕩，始終不能確立國家最根本的治國理念，就會讓國家的根基完全建立在強大武力之上，也就是你方才所說的‘天下馬上治之’，必然容易鬆動。”
這個問題，高務實沒有展開來和額爾德木圖說，實際上元朝的法律是雜糅了蒙古紮撒和唐宋法典而成的，本身便有很多抵牾，而元朝曆任皇帝還“唯知輕典之為尚”，元末葉子奇所著《草木子》提到“元世祖定天下之刑，笞杖徒流絞五等。笞杖罪既定，曰天饒他一下，地饒他一下，我饒他一下。自是合笞五十，止笞四十七。……天下死囚審讞已定，亦不加刑，皆老死於囹圄。……故七八十年中，老稚不曾聞斬戮。及見一死人頭，則相驚駭。可謂勝殘去殺，黎元在海涵春育中矣”。
取代元朝的明太祖朱元璋總結前朝時，便認為“其失在於縱馳”。對百姓用輕典自然可以獲得民心，但對官員也是如此，則必然會導致腐敗盛行而治貪不利，朝廷欲要寬以待民，貪官酷吏卻使得民怨沸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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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的，因為統治寬鬆，社會經濟發達，等級製度在很多時候並不能保證處在第一、二等的蒙古人、色目人處於強勢。事實上終元一代，蒙古人、色目人的普通百姓因窮困而淪落為漢人、南人奴隸者比比皆是，作為一個異民族政權，本民族百姓必然會因為這些情況而減弱對朝廷的向心力。
蒙古人粗獷豪爽，快意恩仇。這樣的性格，作為個人可以算是優點，但作為一個大帝國的統治者，就必然會缺少縝密的思慮和精明的算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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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族、貴族、重臣之間的內耗往往導致舉國不寧，國家大喪元氣。而這樣明目張膽的奪權鬥爭也必然使得皇室威望在民間下降。
另外，元人自稱“國朝大事，曰征伐，曰搜狩，曰宴饗”。成宗之後，對外戰爭基本停止，三件大事便隻剩下狩獵和宴會了。朝廷由上至下，一片享樂之風，各種遊戲種類繁多，如圍獵、打馬球、捶丸(步行打球)、蹴鞠(足球)、射柳、射圃、角羝、雙陸、象棋、圍棋、撇蘭、投壺、頂針、續麻、拆白、道字等等不一而足，甚至到了“元時人多恒舞酣歌，不事生產”的地步。
國家根本大事尚未安定，這樣消弭誌向會產生什麽樣的結果，可以想見。到末代皇帝元惠宗時，宮中盛行“大喜樂”的超級荒淫遊戲，麵對“紅巾萬千”而束手無策，可說早有前因。
不過，高務實畢竟不是真的為了教額爾德木圖治國，他隻是以這樣的方式告訴額爾德木圖：中國之強，強在堅定的實行儒家製度，所以呢……你將來也應該這麽辦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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