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洗工作基本完成，敢於造反作亂的出頭鳥，也被打爛了鳥頭，是時候進行下一步的操作了。
工業和商業方麵的事情，由於早已熟門熟路，早在清洗進行的同時就已經在辦，各個方麵配合都還不錯，高務實不必過於操心，至少不必事必躬親地每件小事都跑去了解過問。
但農業方麵就不同了，這對於這一世的高務實而言，基本還是個新課題，但偏偏又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課題——不比工商業的重要性低半點！
所以，他不能不親自過問，甚至有時候還要找人商議。
可惜能商議的人也不多，因為他要搞的事情有點古怪，甚至就連那位在安南絕對算得上見識廣博的阮秉謙聽了之後，都不僅有些遲疑，仔細思忖盤算了老半天，才對他道：“恕老朽駑鈍……高龍文此舉，是要在安南為京華集團‘建皇莊’麽？”
高務實怔了一怔：怎麽是建皇莊呢？我這套農業製度，可是脫胎於我最熟悉的聯產承包責任製啊！
阮秉廉見高務實皺眉不語，以為自己說得不夠明白，便接著道：“高龍文，你看，大明的皇莊，據老朽所知，乃是一田兩稅，既需要交國家的賦稅，又需要交皇室的貢賦，所以嘉靖元年時，禦史王琳與安陸州知州王槐曾奏言：‘查莊田稅銀畝八分，三倍民田’，而其管莊之宦官等人，更是壞事做絕……”
“阮老且稍等。”高務實打斷道：“阮老，您是在擔心京華沒收的這些田地，在實行了我這聯產承包製之後，使種田之人承受過重的賦稅，以至於淒涼無依？”
“難道不會嗎？”阮秉謙憂心忡忡地道：“高龍文，你這製度，首先是建立在包幹、包產之上的，換句話說：不管他們種田種成什麽樣，都統司的稅必須按時按量繳納，京華集團收的稅——哦，你這裏叫抽成，也必須按時按量，這不就是交雙份麽？”
高務實笑道：“可是，我這裏沒有人把不該由他們承擔的‘空田’、‘假田’以及明明被某些權貴所占之田的稅收強加於他們頭上。”
他用手指點了點桌上的文稿，微笑著道：“京華集團內部有財務部門，有審計部門，還有監察部門，每一畝田用在了何處，獲利多少，都是有賬目的。同時，每一年哪些地方多開辟了田地、哪些地方有田地廢棄，這些變更也都要記錄在冊。
另外，關於您所說的‘管莊’問題，我也可以答複：京華集團隻收稅，但並這裏不派人管莊，每一個您口中的‘莊’，他們將自行選舉有德望之人出任莊老，負責平時的莊中各項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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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莊老每任暫定為三年，三年任滿，由莊民在京華派出的‘選舉監督隊’監督下，進行無記名投票，選舉新一任的莊老；並且還要對上一任莊老投‘卸任考核票’，以確定上一任莊老在其三年任期中，是否兢兢業業、行事公正。如有不盡力、不公正者，京華將會進行調查，然後酌情、依律地進行處置。”
他雖然說了依律，但這個律現在還沒有出台，對於這種具體事務，他深知不能拍腦袋決定，要等這個製度實行一段時間之後，各種問題暴露出來，再按照下麵的反饋來召集更多人商議，而他打算隻在最後進行拍板。
阮秉謙怔了一怔，遲疑了一下，問道：“聽起來，這和大明民間的實際情況相差並不大，隻是多了三個不同：一是莊老有任期；二是莊老上任要先取信於莊民，而卸任要述職於莊民；三是京華參與監督莊老之考核……是這樣的意思吧？”
看起來，阮秉謙把莊老看成了大明的鄉紳，不過好在，他還是發現了莊老和鄉紳的不同。
鄉紳之所以是鄉紳，靠的是他的家世、地位、財富，而莊老則不然，想成為莊老，家世、地位、財富聽起來都不管用，隻有讓莊民們信服，才能成功。
其實這就是基層選舉製度，不過高務實也隻會讓這種選舉製度存在於基層，因為這個年代的人沒有什麽信息來源，平時能打交道的其實就那麽很小一個範圍內的人，選個村長他們或許還可以分辨得出誰好誰壞，畢竟天天見麵。
但假設，讓他們選個縣令，他們連候選人都未必全認識，那選個什麽勁？還不是按照中國人的習慣，不管好壞選個同鄉就是了——畢竟大夥兒都知道，哪怕是當官的人，對自己鄉梓也總比對外人要好得多。
這樣的話，選舉就成了拚家鄉的人口，那就毫無意義了。所以，高務實搞出來的這個基層選舉，他隻會讓其停留在基層——也就是村啊莊啊這個層麵。
“有這三條就夠了。”高務實道：“其實，隻要沒有權貴階層在中間層層截留，交兩份稅也根本不多……現在安南都統司也是按照大明的田賦來征收了，而大明田賦極低，太祖時每畝交個兩到四鬥不等，現在更是降低到了一鬥稍多，已經低得幾近於無啦。”
鬥，是一個體積單位，不同的稻米，在重量上會有出入，但大致應該都在後世的12-15斤左右，一畝地交15斤的賦稅，這是中國曆史上的農業稅最低點，任誰都不應該說高了。
阮秉謙想了想，又問道：“那麽，京華收多少呢？”
高務實淡淡地道：“京華一畝地收十鬥。”
阮秉謙頓時大吃一驚：“怎會這麽高？”
高務實笑容中露出淡淡地不屑：“蘇州一帶的水田，水稻畝產在六百五十斤左右，而安南水力充裕、土地肥沃，日照更甚於蘇州，畝產不會低於此數——倘若低了，那說明田地照料得不好。京華收十鬥，都統司收一鬥，也不過十一鬥，最多不過一百六十五斤，佃戶能留下將近五百斤……還不夠麽？”
高務實的這個數據，是他當年在黨校學習一篇關於袁老爺子功績的課時，看到的中國農業遺產研究室閔宗殿先生發表論文《宋明清時期太湖地區水稻畝產量的探討》，此文推算出了唐、宋、明、清四個朝代太湖流域的平均畝產：唐朝畝產138公斤；宋朝畝產225公斤；明朝畝產333公斤；清朝畝產278公斤。
安南紅河平原相比於長江中下遊平原，在水稻種植上絲毫不落下風，且稻種同樣是占城稻(當時中國是引進的占城稻)，畝產沒有理由比大明國內要低，所以這個征收比例其實真的不算高。
阮秉謙幹咳一聲，強笑道：“這個……自來收稅，少有如此高者……”
高務實微微擺手，淡淡地道：“那是因為，自來就擺脫不了權貴階層從中漁利。我京華則不同，京華不派人管理田莊，而派下去征收的人，他們本身的收入又與這些田地抽成毫無關係，如此一來，田莊的佃戶除了交這一畝地十一鬥的稻子之外，再無其他任何負擔——或者，阮老覺得有人敢打我京華田莊的主意？”
阮秉謙馬上變了臉色，連連擺手：“斷無此理，斷無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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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秉廉見高務實皺眉不語，以為自己說得不夠明白，便接著道：“高龍文，你看，大明的皇莊，據老朽所知，乃是一田兩稅，既需要交國家的賦稅，又需要交皇室的貢賦，所以嘉靖元年時，禦史王琳與安陸州知州王槐曾奏言：‘查莊田稅銀畝八分，三倍民田’，而其管莊之宦官等人，更是壞事做絕……”
“阮老且稍等。”高務實打斷道：“阮老，您是在擔心京華沒收的這些田地，在實行了我這聯產承包製之後，使種田之人承受過重的賦稅，以至於淒涼無依？”
“難道不會嗎？”阮秉謙憂心忡忡地道：“高龍文，你這製度，首先是建立在包幹、包產之上的，換句話說：不管他們種田種成什麽樣，都統司的稅必須按時按量繳納，京華集團收的稅——哦，你這裏叫抽成，也必須按時按量，這不就是交雙份麽？”
高務實笑道：“可是，我這裏沒有人把不該由他們承擔的‘空田’、‘假田’以及明明被某些權貴所占之田的稅收強加於他們頭上。”
他用手指點了點桌上的文稿，微笑著道：“京華集團內部有財務部門，有審計部門，還有監察部門，每一畝田用在了何處，獲利多少，都是有賬目的。同時，每一年哪些地方多開辟了田地、哪些地方有田地廢棄，這些變更也都要記錄在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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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秉謙怔了一怔，遲疑了一下，問道：“聽起來，這和大明民間的實際情況相差並不大，隻是多了三個不同：一是莊老有任期；二是莊老上任要先取信於莊民，而卸任要述職於莊民；三是京華參與監督莊老之考核……是這樣的意思吧？”
看起來，阮秉謙把莊老看成了大明的鄉紳，不過好在，他還是發現了莊老和鄉紳的不同。
鄉紳之所以是鄉紳，靠的是他的家世、地位、財富，而莊老則不然，想成為莊老，家世、地位、財富聽起來都不管用，隻有讓莊民們信服，才能成功。
其實這就是基層選舉製度，不過高務實也隻會讓這種選舉製度存在於基層，因為這個年代的人沒有什麽信息來源，平時能打交道的其實就那麽很小一個範圍內的人，選個村長他們或許還可以分辨得出誰好誰壞，畢竟天天見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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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這三條就夠了。”高務實道：“其實，隻要沒有權貴階層在中間層層截留，交兩份稅也根本不多……現在安南都統司也是按照大明的田賦來征收了，而大明田賦極低，太祖時每畝交個兩到四鬥不等，現在更是降低到了一鬥稍多，已經低得幾近於無啦。”
鬥，是一個體積單位，不同的稻米，在重量上會有出入，但大致應該都在後世的12-15斤左右，一畝地交15斤的賦稅，這是中國曆史上的農業稅最低點，任誰都不應該說高了。
阮秉謙想了想，又問道：“那麽，京華收多少呢？”
高務實淡淡地道：“京華一畝地收十鬥。”
阮秉謙頓時大吃一驚：“怎會這麽高？”
高務實笑容中露出淡淡地不屑：“蘇州一帶的水田，水稻畝產在六百五十斤左右，而安南水力充裕、土地肥沃，日照更甚於蘇州，畝產不會低於此數——倘若低了，那說明田地照料得不好。京華收十鬥，都統司收一鬥，也不過十一鬥，最多不過一百六十五斤，佃戶能留下將近五百斤……還不夠麽？”
高務實的這個數據，是他當年在黨校學習一篇關於袁老爺子功績的課時，看到的中國農業遺產研究室閔宗殿先生發表論文《宋明清時期太湖地區水稻畝產量的探討》，此文推算出了唐、宋、明、清四個朝代太湖流域的平均畝產：唐朝畝產138公斤；宋朝畝產225公斤；明朝畝產333公斤；清朝畝產278公斤。
安南紅河平原相比於長江中下遊平原，在水稻種植上絲毫不落下風，且稻種同樣是占城稻(當時中國是引進的占城稻)，畝產沒有理由比大明國內要低，所以這個征收比例其實真的不算高。
阮秉謙幹咳一聲，強笑道：“這個……自來收稅，少有如此高者……”
高務實微微擺手，淡淡地道：“那是因為，自來就擺脫不了權貴階層從中漁利。我京華則不同，京華不派人管理田莊，而派下去征收的人，他們本身的收入又與這些田地抽成毫無關係，如此一來，田莊的佃戶除了交這一畝地十一鬥的稻子之外，再無其他任何負擔——或者，阮老覺得有人敢打我京華田莊的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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