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高務實搞的水泥問世,大明已經逐漸接受了水泥這種新型建築材料,這幾年來,光從朝廷的角度來說,大同邊牆整修、薊北邊牆整修等工程都大量運用到了水泥。而河工方麵也同樣如此,連續數年都大量購入水泥,用於加固關鍵河段以及新挖河段。
按照魏學曾和高務實交底所言,光是今年一年,河工方麵用來購入水泥的款項就達到二十七萬兩,而本年河工的朝廷總撥款也隻有七十一萬兩,購入水泥的花費占比達到了38%之多。
這就很好理解魏學曾為此來找高務實商議賒賬的事宜了——工部尚書魏學曾與河總潘季馴都是高拱提拔起來的,他們或許敢於將其他款項延後撥付,但對於京華水泥的貨款,未經高務實同意,他們肯定不敢隨意延後,這太影響內部團結了。
不過,既然是內部,相對來說也有一個好處,就是可以私下商議,於是就有了魏學曾今日之行。
高務實知道,京華水泥廠的水泥賣得其實是挺貴的,他並沒有因為要“支援國家建設”就在這方麵自己壓價。高務實的思路一直都是希望大明朝廷建立起有效可行的新財政體係,能夠在正常的商業運作範圍下完成國家的各項工程,而不是他高某人從頭到尾學**。
他說自己願意繳稅,這是心裏話,因為在他看來繳稅本來就是天經地義的事,沒有國家給於的良好商業環境,商人怎麽可能取得好的利潤率?好比一旦國家動蕩,或許有部分商人能發財,但更多的商人肯定隻能破產,這就是商業大環境的影響。
但繳稅歸繳稅,正常的商業行為卻不該被扭曲——當然在大明,扭曲的東西太多了,倒也不差這一塊。比方說曆史上萬曆三大征,很多後世之人都知道,那三場仗戶部根本沒有投多少錢進去,主要是靠萬曆帝的內帑在支撐。
事實上這種國家層麵的戰爭,戶部出軍費難道不是理所應當的事?
還有萬曆中後期的各種因災免稅,免來免去也是內帑幫忙出錢,萬曆甚至不得不下詔警告戶部“不要單恃內帑”。
這其實就是典型的財政製度扭曲:地方不肯收稅——戶部沒錢所以不肯出錢——皇帝拿內帑補貼國用——內帑沒錢所以廣派中官收取礦稅(商稅為主)——地方上疏罵皇帝貪財——皇帝批評戶部不作為並繼續收礦稅——地方越不肯繳稅。
如此循環往複,局麵越來越糟,地方官員覺得皇帝貪婪成性,皇帝也嫌這些官員屁用沒有,於是整個國家大局越來越差,皇帝也越來越不待見這些官員。
說到底,關鍵還是官員覺得天下是皇帝的天下,哪怕是朝廷缺錢,不夠了也得你皇帝掏腰包補上。而皇帝覺得你們光知道說這裏要減稅,那裏要減稅,減來減去戶部窮得老鼠都不肯去,一旦國家有事,一個大子都拿不出來,盡要朕自掏腰包?朕難道會法術,無中生有便拿得出真金白銀來?那行,收稅這件事你們幹脆就別管了,朕自己派家奴去收!
而太監們到了地方,除了肯定要完成皇帝交待的任務之外,當然也還得自己撈一筆“辛苦費”,於是壓榨地方那也是常有的。這時候再加上地方官府的冷眼旁觀甚至暗中慫恿,地方上鬧出對抗礦監的亂子又有什麽好奇怪?
說穿了,就是八個字:自私自利,權責不分。自私自利主要指官員,權責不分倒是可以怪萬曆自己——連帶他的祖宗們。大明朝這麽多年,居然沒有一個皇帝覺得這套財政體係有問題,該改革!
在萬曆之前的皇帝們,竟然大多沒有認識到稅收不起來是件十分要命的事,到了萬曆,他其實還稍微“進步”了一點,認識到了錢對於國家的重要性,因為不管辦什麽事,都得要有錢。隻是他也沒從製度上想辦法,隻能靠著“不要臉”去撈錢補貼這個千瘡百孔的財政體係。
曆史上的萬曆“貪財”到了什麽程度?有些商人竟敢身穿明黃服飾,而有官員報告給萬曆的時候,萬曆居然說:隻要他們交錢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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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務實簡直不知道該怎麽評價,這是心大,還是哀莫大於心死?為了撈錢補貼國用,連這樣在其他時代能被當做謀逆的大事,在萬曆眼中也隻是錢的問題了!
當然,至少魏學曾現在還沒有跟他商討免費使用水泥,隻是希望將付款時間延遲一些,這還是可以商量的。
“魏部堂,其實京華水泥廠也好,京華的其他產業也罷,具體的生意晚生是很少過問的。但是在商言商,生意歸生意,延遲付賬或者說賒賬……不是說一定不可以,但水泥廠方麵會不會因為款子沒有到位而影響開工,這個暫時晚生也還不清楚,因此具體的事情要具體商議。”
這是題中應有之義,魏學曾不是熱血少年,不會不懂其中含義,也不會要求高務實破家為國。他輕輕點頭,道:“求真所言,我自然是理解的,不過我還有另外的建議,不知求真可願聽上一聽?”
高務實笑道:“願聞高論。”
“算不上什麽高論。”魏學曾擺手道:“原本前次開港,無論是北方的天津,還是南方的寧波、泉州、廣州三地,其官港都是朝廷所開。雖然眼下天津港因為求真你的大筆投入,現在已經形成了京華私港為主,朝廷官港為輔的局麵,但官港始終是存在的。”
高務實心中一動,但沒有表露出來,而是略帶詫異地問:“不錯,那又如何?”
“那些官港都是工部營建,產權也是掛在工部的。”魏學曾果然說到了高務實心動的點:“工部的意思是,這些官港在工部手裏隻能勉強保本,甚至南方三港居然還要賠錢,所以不如幹脆賣出去……不知求真是否願意接手?”
高務實知道魏學曾所說的“南方三港居然還要賠錢”並不是指開港本身賠錢,問題是那個引稅和進出口稅並不是工部的收益,工部能拿到的隻是單純的港口運營收益。但工部哪裏會運營什麽港口?
天津港靠著高務實的私港帶動,形成了一些些規模效應,所以工部還能混個勉強保本,而南方那邊流行的是各大家都有自己的小港口——這裏要補充說明一下,這個時期的開港並不是向後世那樣基本隻有一個巨大的主港,而是很多私人都可以自己建個碼頭就號稱一港。
比如泉州開港,私人港口居然有好幾十個,而其中絕大部分都隻是有一兩個碼頭而已。
如此分散,自然也就很難形成規模效應,從而讓官港也跟著沾光了。
雖然心動不已,但是在商言商,高務實還是故作為難地道:“既然魏部堂也說南方三港都在虧錢,您還把這個當做交換提供給晚生?”
誰知魏學曾搖頭道:“在工部手裏虧錢是不假,但在求真你手裏,哪能虧錢?求真,我雖然不會做買賣,但這點眼光自信還是有的,這三處官港營建費用超過二十五萬兩,再加上天津官港,總的營建費用接近四十萬兩。現在雖然過去幾年,但估算三十五萬應該沒問題吧?你再饒我一點,我把四大官港打包賣給你,你免了今年河工的水泥款,再給工部湊足十萬兩,你看如何?”
按照魏學曾和高務實交底所言,光是今年一年,河工方麵用來購入水泥的款項就達到二十七萬兩,而本年河工的朝廷總撥款也隻有七十一萬兩,購入水泥的花費占比達到了38%之多。
這就很好理解魏學曾為此來找高務實商議賒賬的事宜了——工部尚書魏學曾與河總潘季馴都是高拱提拔起來的,他們或許敢於將其他款項延後撥付,但對於京華水泥的貨款,未經高務實同意,他們肯定不敢隨意延後,這太影響內部團結了。
不過,既然是內部,相對來說也有一個好處,就是可以私下商議,於是就有了魏學曾今日之行。
高務實知道,京華水泥廠的水泥賣得其實是挺貴的,他並沒有因為要“支援國家建設”就在這方麵自己壓價。高務實的思路一直都是希望大明朝廷建立起有效可行的新財政體係,能夠在正常的商業運作範圍下完成國家的各項工程,而不是他高某人從頭到尾學**。
他說自己願意繳稅,這是心裏話,因為在他看來繳稅本來就是天經地義的事,沒有國家給於的良好商業環境,商人怎麽可能取得好的利潤率?好比一旦國家動蕩,或許有部分商人能發財,但更多的商人肯定隻能破產,這就是商業大環境的影響。
但繳稅歸繳稅,正常的商業行為卻不該被扭曲——當然在大明,扭曲的東西太多了,倒也不差這一塊。比方說曆史上萬曆三大征,很多後世之人都知道,那三場仗戶部根本沒有投多少錢進去,主要是靠萬曆帝的內帑在支撐。
事實上這種國家層麵的戰爭,戶部出軍費難道不是理所應當的事?
還有萬曆中後期的各種因災免稅,免來免去也是內帑幫忙出錢,萬曆甚至不得不下詔警告戶部“不要單恃內帑”。
這其實就是典型的財政製度扭曲:地方不肯收稅——戶部沒錢所以不肯出錢——皇帝拿內帑補貼國用——內帑沒錢所以廣派中官收取礦稅(商稅為主)——地方上疏罵皇帝貪財——皇帝批評戶部不作為並繼續收礦稅——地方越不肯繳稅。
如此循環往複,局麵越來越糟,地方官員覺得皇帝貪婪成性,皇帝也嫌這些官員屁用沒有,於是整個國家大局越來越差,皇帝也越來越不待見這些官員。
說到底,關鍵還是官員覺得天下是皇帝的天下,哪怕是朝廷缺錢,不夠了也得你皇帝掏腰包補上。而皇帝覺得你們光知道說這裏要減稅,那裏要減稅,減來減去戶部窮得老鼠都不肯去,一旦國家有事,一個大子都拿不出來,盡要朕自掏腰包?朕難道會法術,無中生有便拿得出真金白銀來?那行,收稅這件事你們幹脆就別管了,朕自己派家奴去收!
而太監們到了地方,除了肯定要完成皇帝交待的任務之外,當然也還得自己撈一筆“辛苦費”,於是壓榨地方那也是常有的。這時候再加上地方官府的冷眼旁觀甚至暗中慫恿,地方上鬧出對抗礦監的亂子又有什麽好奇怪?
說穿了,就是八個字:自私自利,權責不分。自私自利主要指官員,權責不分倒是可以怪萬曆自己——連帶他的祖宗們。大明朝這麽多年,居然沒有一個皇帝覺得這套財政體係有問題,該改革!
在萬曆之前的皇帝們,竟然大多沒有認識到稅收不起來是件十分要命的事,到了萬曆,他其實還稍微“進步”了一點,認識到了錢對於國家的重要性,因為不管辦什麽事,都得要有錢。隻是他也沒從製度上想辦法,隻能靠著“不要臉”去撈錢補貼這個千瘡百孔的財政體係。
曆史上的萬曆“貪財”到了什麽程度?有些商人竟敢身穿明黃服飾,而有官員報告給萬曆的時候,萬曆居然說:隻要他們交錢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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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至少魏學曾現在還沒有跟他商討免費使用水泥,隻是希望將付款時間延遲一些,這還是可以商量的。
“魏部堂,其實京華水泥廠也好,京華的其他產業也罷,具體的生意晚生是很少過問的。但是在商言商,生意歸生意,延遲付賬或者說賒賬……不是說一定不可以,但水泥廠方麵會不會因為款子沒有到位而影響開工,這個暫時晚生也還不清楚,因此具體的事情要具體商議。”
這是題中應有之義,魏學曾不是熱血少年,不會不懂其中含義,也不會要求高務實破家為國。他輕輕點頭,道:“求真所言,我自然是理解的,不過我還有另外的建議,不知求真可願聽上一聽?”
高務實笑道:“願聞高論。”
“算不上什麽高論。”魏學曾擺手道:“原本前次開港,無論是北方的天津,還是南方的寧波、泉州、廣州三地,其官港都是朝廷所開。雖然眼下天津港因為求真你的大筆投入,現在已經形成了京華私港為主,朝廷官港為輔的局麵,但官港始終是存在的。”
高務實心中一動,但沒有表露出來,而是略帶詫異地問:“不錯,那又如何?”
“那些官港都是工部營建,產權也是掛在工部的。”魏學曾果然說到了高務實心動的點:“工部的意思是,這些官港在工部手裏隻能勉強保本,甚至南方三港居然還要賠錢,所以不如幹脆賣出去……不知求真是否願意接手?”
高務實知道魏學曾所說的“南方三港居然還要賠錢”並不是指開港本身賠錢,問題是那個引稅和進出口稅並不是工部的收益,工部能拿到的隻是單純的港口運營收益。但工部哪裏會運營什麽港口?
天津港靠著高務實的私港帶動,形成了一些些規模效應,所以工部還能混個勉強保本,而南方那邊流行的是各大家都有自己的小港口——這裏要補充說明一下,這個時期的開港並不是向後世那樣基本隻有一個巨大的主港,而是很多私人都可以自己建個碼頭就號稱一港。
比如泉州開港,私人港口居然有好幾十個,而其中絕大部分都隻是有一兩個碼頭而已。
如此分散,自然也就很難形成規模效應,從而讓官港也跟著沾光了。
雖然心動不已,但是在商言商,高務實還是故作為難地道:“既然魏部堂也說南方三港都在虧錢,您還把這個當做交換提供給晚生?”
誰知魏學曾搖頭道:“在工部手裏虧錢是不假,但在求真你手裏,哪能虧錢?求真,我雖然不會做買賣,但這點眼光自信還是有的,這三處官港營建費用超過二十五萬兩,再加上天津官港,總的營建費用接近四十萬兩。現在雖然過去幾年,但估算三十五萬應該沒問題吧?你再饒我一點,我把四大官港打包賣給你,你免了今年河工的水泥款,再給工部湊足十萬兩,你看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