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拱的考課法，與張居正的考成法有一個最大的區別，就是高拱並不是把某地官員每年必須完成的事項全部定義出固定標準。
雖然，該地官員每年有多少件事情是必須辦的，這一條考課法與考成法是一致的，但一些細節處卻很不同。
比如考成法要求某地上繳的稅額，基本是一成不變的，朝廷一旦規定你這個府今年交多少稅，那麽張居正就隻看你這個知府交沒交足這個數，交足了就是考成合格，交不足就是不合格，基本不問其他緣由。
高拱的考課法就不同了，他結合了此前高務實給他的建議，采用了一種浮動數值的考量方式。就隨便以武昌府來舉例吧，其具體操作方式是：先把武昌府前十年的繳稅總額算出來，取一個年繳稅平均值，然後以這個平均值為基點，明年武昌府的繳稅額超過了這個平均值，那就至少算是合格，如果超過了5%，則算良好；超過了10%，那就算優秀了。
但這隻是考課法所考的其中一項，同時還要綜合其他項目來評價，比如說地區穩定。地區穩定是個大項目，其下又包括民變、騷亂、土匪、流寇、殺人案、搶劫案等各類治安事件的考察。
當然粗略一點來說，可以概括為“經濟(賦稅)要提高，動亂要減少！”
這就狠了。
按照大明或者其他封建王朝的一貫規律，所謂提高賦稅，方式無非就是壓榨得更狠，而壓榨這種事，最後十有八九都是平頭老百姓倒黴，然後就是官逼民反、社會動蕩。
現在又要提高賦稅，又不能搞得官逼民反，否則都是考課不合格，因此考課法剛剛推行的時候，大明的官員一時之間都有些發懵，這他娘的要怎麽搞？
那段時間，高拱的壓力無疑是巨大的，各種彈劾、申訴如雪片一般飛往通政司，堆滿了內閣，連兩宮都不得不私下宣召高拱問明情況。
但高拱是何等樣人？他認定了的改革路線，哪能因為一些彈劾、質疑就半途而廢？
天官一發威，官帽落成堆！
短短三個月的時間裏，許多上疏之時言辭激烈的官員就吃了大虧，革職候勘、回籍閑住、冠帶閑住、降級貶官、降調外任、調外任……各種輕重不一的處理決定，以聖旨的名義從吏部發往各衙門、各地方，全天下的大明官員都充分見識了顧命首輔的威嚴！
眼見得硬扛不是辦法的大明官員們，不得已隻好另覓他法，開始真正琢磨起怎麽完成這個該死的考課法來。
這時候，高拱的各種私信又開始寄往各地。私信政治是大明內閣製的一種特色，就是輔臣不通過正式途徑下文，而通過私信的方式告訴或者暗示地方官員該怎麽辦，這其實是內閣大學士不能真正成為宰相而不得已行之的一種變通辦法。
然而，紅頭文件不如領導打個招呼，古今一貫如此，所以高拱的私信效果奇佳——收到信的官員們頓時就知道首輔大人的意思了：收商稅啊！
農民起義在中國見得多了，商人起義在中國有嗎？
君不見嘉靖朝最大的海商(海盜)五峰船主汪直都心心念念想著被朝廷招安嗎？
幾十年後還有個更牛逼的海商鄭芝龍，一樣是想方設法覓招安呢！
各地的地方官員得到暗示，心領神會，雖然明知道動商人的蛋糕會有不小的麻煩，但為了自己的烏紗帽，卻也不得不想辦法動上一動了！
不過，這些官員也分不同的情況，但凡是自家家境富裕的那種，一般來說動得就比較輕微，略微加一點點商稅意思意思也就是了，因為他們隻要穩住烏紗帽不掉，反正也不是很缺錢。
如果是那種寒門學子出身，家境一般的官員，通常就更有往上爬的意願，動起手來刀子就下得比較狠。不過這麽做也有危險，因為碰到某些地方商人或者經常賣糧的富紳勢力較大的時候，可能會釀成一些小騷亂。
不過還是那句話，他們也就敢搞點什麽聚眾抗稅、聚眾罷市之類的名堂，在考課法中雖然也要扣分，但比出現民變、造反之類的情況扣分輕得多。
這些官員事後一計算才發現，一年哪怕出現三次這種罷市之類的騷亂所扣的分，也不如多收稅所加的分多啊！那還猶豫什麽，加啊！
當然大家也是會算賬的，知道一年不能加得太多，因為今年加多了，明年想要超過今年這個基數可就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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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仿佛市場調節的大手一般，很多地方衙門都開始逐步而緩慢的開始加收商稅，不求多，但求穩！
既然各地都加，那湖廣當然也加。但是，商稅的比例好加，商業規模的總值卻不好提高，如果總值不提高，那商稅想要連年增加就難辦了，勢必造成商人壓力越來越大，慢慢地說不定做生意的人都會越來越少，那就麻煩大了。
所以，提高商業總值也就成了地方官必須考慮的問題。湖廣雖然既有棉布又有絲綢，但規模卻沒法跟江南一帶相比，所以要論優勢產業，數來數去還是糧食。
怎麽提高糧食產量，現在已經成了湖廣官員心裏的一件大事——糧食從湖廣賣出去，那是要經過鈔關繳納商稅的！
這可是政績啊！是自己的烏紗帽能不能保住、能不能變大的關鍵啊！怎麽能不重視？
所以高務實的機會就來了，他要向湖廣官員兜售大修水利這個好辦法，因為這是一舉三得的好買賣！
大修水利如何一舉三得？
首先，興修水利在中國曆朝曆代都是政績的體現，而且還能邀名——“蘇堤春曉”知道麽？蘇堤就是蘇東坡修的啊！後人一提到蘇堤春曉，可不就得想起他蘇東坡的政績？更別提李冰父子的都江堰了，那真是千古美名啊！
其次，興修水利可以得利。就像都江堰一樣，讓成都平原成為水旱從人、沃野千裏的天府之國。湖廣本來就有大片好田，如果再加強水利建設，災害減少，那糧食產量不就要繼續增長？增產之後不就要加大外售？外售不就要提高商稅總額了？
再次，可以降低民變、騷亂爆發的幾率。大興水利雖然要花錢，但首先也要有人去修才行，這年頭沒有機械化作業，動大工需要的勞動力可不是少數。而閑置勞動力既然被大量雇去做工去了，各種治安犯罪的幾率當然也就降低了。
如果非要說興修水利還有什麽難題，那倒是也有一條：錢夠嗎？
所以當高務實把整個計劃告訴朱載堉的時候，朱載堉想了一會兒，也皺著眉頭問出了這個問題：“興修水利自然是利國利民之舉，如果可行的話，朱某自然是完全讚同也願意出一份力的，可是……湖廣各地衙門上哪弄這麽多錢來興修水利？而且，即便他們向咱們求購大量水泥，可是這對北方災情到底有什麽幫助？”
雖然，該地官員每年有多少件事情是必須辦的，這一條考課法與考成法是一致的，但一些細節處卻很不同。
比如考成法要求某地上繳的稅額，基本是一成不變的，朝廷一旦規定你這個府今年交多少稅，那麽張居正就隻看你這個知府交沒交足這個數，交足了就是考成合格，交不足就是不合格，基本不問其他緣由。
高拱的考課法就不同了，他結合了此前高務實給他的建議，采用了一種浮動數值的考量方式。就隨便以武昌府來舉例吧，其具體操作方式是：先把武昌府前十年的繳稅總額算出來，取一個年繳稅平均值，然後以這個平均值為基點，明年武昌府的繳稅額超過了這個平均值，那就至少算是合格，如果超過了5%，則算良好；超過了10%，那就算優秀了。
但這隻是考課法所考的其中一項，同時還要綜合其他項目來評價，比如說地區穩定。地區穩定是個大項目，其下又包括民變、騷亂、土匪、流寇、殺人案、搶劫案等各類治安事件的考察。
當然粗略一點來說，可以概括為“經濟(賦稅)要提高，動亂要減少！”
這就狠了。
按照大明或者其他封建王朝的一貫規律，所謂提高賦稅，方式無非就是壓榨得更狠，而壓榨這種事，最後十有八九都是平頭老百姓倒黴，然後就是官逼民反、社會動蕩。
現在又要提高賦稅，又不能搞得官逼民反，否則都是考課不合格，因此考課法剛剛推行的時候，大明的官員一時之間都有些發懵，這他娘的要怎麽搞？
那段時間，高拱的壓力無疑是巨大的，各種彈劾、申訴如雪片一般飛往通政司，堆滿了內閣，連兩宮都不得不私下宣召高拱問明情況。
但高拱是何等樣人？他認定了的改革路線，哪能因為一些彈劾、質疑就半途而廢？
天官一發威，官帽落成堆！
短短三個月的時間裏，許多上疏之時言辭激烈的官員就吃了大虧，革職候勘、回籍閑住、冠帶閑住、降級貶官、降調外任、調外任……各種輕重不一的處理決定，以聖旨的名義從吏部發往各衙門、各地方，全天下的大明官員都充分見識了顧命首輔的威嚴！
眼見得硬扛不是辦法的大明官員們，不得已隻好另覓他法，開始真正琢磨起怎麽完成這個該死的考課法來。
這時候，高拱的各種私信又開始寄往各地。私信政治是大明內閣製的一種特色，就是輔臣不通過正式途徑下文，而通過私信的方式告訴或者暗示地方官員該怎麽辦，這其實是內閣大學士不能真正成為宰相而不得已行之的一種變通辦法。
然而，紅頭文件不如領導打個招呼，古今一貫如此，所以高拱的私信效果奇佳——收到信的官員們頓時就知道首輔大人的意思了：收商稅啊！
農民起義在中國見得多了，商人起義在中國有嗎？
君不見嘉靖朝最大的海商(海盜)五峰船主汪直都心心念念想著被朝廷招安嗎？
幾十年後還有個更牛逼的海商鄭芝龍，一樣是想方設法覓招安呢！
各地的地方官員得到暗示，心領神會，雖然明知道動商人的蛋糕會有不小的麻煩，但為了自己的烏紗帽，卻也不得不想辦法動上一動了！
不過，這些官員也分不同的情況，但凡是自家家境富裕的那種，一般來說動得就比較輕微，略微加一點點商稅意思意思也就是了，因為他們隻要穩住烏紗帽不掉，反正也不是很缺錢。
如果是那種寒門學子出身，家境一般的官員，通常就更有往上爬的意願，動起手來刀子就下得比較狠。不過這麽做也有危險，因為碰到某些地方商人或者經常賣糧的富紳勢力較大的時候，可能會釀成一些小騷亂。
不過還是那句話，他們也就敢搞點什麽聚眾抗稅、聚眾罷市之類的名堂，在考課法中雖然也要扣分，但比出現民變、造反之類的情況扣分輕得多。
這些官員事後一計算才發現，一年哪怕出現三次這種罷市之類的騷亂所扣的分，也不如多收稅所加的分多啊！那還猶豫什麽，加啊！
當然大家也是會算賬的，知道一年不能加得太多，因為今年加多了，明年想要超過今年這個基數可就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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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仿佛市場調節的大手一般，很多地方衙門都開始逐步而緩慢的開始加收商稅，不求多，但求穩！
既然各地都加，那湖廣當然也加。但是，商稅的比例好加，商業規模的總值卻不好提高，如果總值不提高，那商稅想要連年增加就難辦了，勢必造成商人壓力越來越大，慢慢地說不定做生意的人都會越來越少，那就麻煩大了。
所以，提高商業總值也就成了地方官必須考慮的問題。湖廣雖然既有棉布又有絲綢，但規模卻沒法跟江南一帶相比，所以要論優勢產業，數來數去還是糧食。
怎麽提高糧食產量，現在已經成了湖廣官員心裏的一件大事——糧食從湖廣賣出去，那是要經過鈔關繳納商稅的！
這可是政績啊！是自己的烏紗帽能不能保住、能不能變大的關鍵啊！怎麽能不重視？
所以高務實的機會就來了，他要向湖廣官員兜售大修水利這個好辦法，因為這是一舉三得的好買賣！
大修水利如何一舉三得？
首先，興修水利在中國曆朝曆代都是政績的體現，而且還能邀名——“蘇堤春曉”知道麽？蘇堤就是蘇東坡修的啊！後人一提到蘇堤春曉，可不就得想起他蘇東坡的政績？更別提李冰父子的都江堰了，那真是千古美名啊！
其次，興修水利可以得利。就像都江堰一樣，讓成都平原成為水旱從人、沃野千裏的天府之國。湖廣本來就有大片好田，如果再加強水利建設，災害減少，那糧食產量不就要繼續增長？增產之後不就要加大外售？外售不就要提高商稅總額了？
再次，可以降低民變、騷亂爆發的幾率。大興水利雖然要花錢，但首先也要有人去修才行，這年頭沒有機械化作業，動大工需要的勞動力可不是少數。而閑置勞動力既然被大量雇去做工去了，各種治安犯罪的幾率當然也就降低了。
如果非要說興修水利還有什麽難題，那倒是也有一條：錢夠嗎？
所以當高務實把整個計劃告訴朱載堉的時候，朱載堉想了一會兒，也皺著眉頭問出了這個問題：“興修水利自然是利國利民之舉，如果可行的話，朱某自然是完全讚同也願意出一份力的，可是……湖廣各地衙門上哪弄這麽多錢來興修水利？而且，即便他們向咱們求購大量水泥，可是這對北方災情到底有什麽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