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迎，這是個官場上曆久彌新的傳統，它不是任何規矩，但卻在兩千多年的“官史”之中默默地堅持流傳，直到後世高務實穿越來大明之時也仍然大有市場。
所謂界迎，就是當地官員領著自己的下屬前往自己轄區的邊界去迎接。
至於迎接誰，這個不好說，一般來講肯定是迎接上官。並且，界迎是迎接上官的最高規格。同時毫無疑問的是，如果迎接禦駕，必然需要界迎。
高侍讀的大駕當然遠不如禦駕尊貴，這中間差了何啻十萬八千裏？然而但對於梁縣尊來說卻未必，對他而言，高侍讀的大駕沒準真比禦駕還更重要。
別說在大明朝當地方官基本沒有見著禦駕的可能，就算退一萬步講，真能接待禦駕，可皇帝陛下也不會留意他區區一個小縣令，不可能天降鴻運給他梁縣尊，讓他平步青雲，升官右遷。
而高侍讀的大駕就不同了，梁縣尊覺得，如果能讓高侍讀滿意，將來他回京之後，隻要隨意在高閣老麵前誇自己幾句，那自己的考評可不就一定是個“優”？
要知道，高閣老可是兼著吏部尚書的，這天下銓務，盡在他手！對於一個區區七品縣令來說，他讓你升，你就必然會升；他讓你降，你就一定會降啊……這誰敢得罪？反正梁縣令不敢。
在中國古代的官場中，很早便有所謂三省六部，其中“三省”廢置不一，但六部卻一直穩定地保持至今，而六部之中最為特殊的，就是吏部。
按照大明此時的規矩，京官見到自己的上級是不用下跪請安的，但是如果遇到了內閣大學士或者吏部尚書，則必須下跪請安。
這裏就有一個問題，為何見到其他尚書不用下跪，而遇到吏部尚書就得下跪了呢？吏部尚書憑什麽就能特殊得跟“雖無宰相之名，卻有宰相之實”的內閣大學士一樣了呢？
無他，權力也。
因為吏部，它決定著大多數官員的前途。
本書前文有述，自從內閣製度形成以後，內閣開始逐步侵蝕原來屬於六部的權力(無風注：這裏是指朱元璋廢相之後、經過加強的六部權力)，到了嘉靖朝，尤其是嚴嵩掌權以後至今，首輔的權威更是如日中天，除了沒有“開府”，幾乎與丞相無二。當然李春芳可能算是個例外……
這種侵蝕有多嚴重呢？比如說兵部，如果沒有內閣的同意，堂堂兵部尚書甚至都無法調兵——倘若一位邊軍將領接到兵部調兵令，他不會立刻執行，而是首先會問：可有內閣行文？
如果沒有，那可真真抱歉，“恕本將不敢奉調。”
總而言之，言而總之，除了吏部以外，其餘的五部尚書在權力上都已經大大縮小。有明一朝，有的吏部尚書甚至不願意入閣。因為自己入閣，如果排名靠後，那可能就是明升暗降，實際權力還不如吏部尚書。
京官們每天麵對各種大佬，對高級官員並不稀罕，但如果說是吏部尚書，京官們則稱其為天官老爺。這是其他尚書遠遠達不到的，哪怕從名義上說，禮部才是第一，但從實際權力說，禮部連戶部都不如。
禮部尚書唯一的優勢在於入閣相對比較容易，很多閣老在入閣之前，都會先掛名一下禮部尚書，然後舉行廷推，順勢入閣——比如高拱當年也是這樣。
吏部何以如此權勢熏天？因為它最主要的職能就是考核審定和任免各級官員。
按照朝廷的規矩，四品以下的官員任免，由吏部自行決定。隻有四品以上的官員，才需要內閣與吏部商議——注意，是與吏部商議，吏部仍然有很大的發言權。
一般來說，四品以上的官員屬於中高級官員。按照大明的官製，地方主官隻有兵備道和位置重要的知府屬於四品官。也就是說，那些知縣、知州等官員，在吏部那裏僅僅是一個數字。如果有官員得罪了吏部尚書，吏部可以在正常的工作範圍內進行合理報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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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把一個官員今年先調往雲南，第二年立刻再調往遼東——怎樣，爽不爽？你這一年的任期，有半年時間全耽擱在路上了！爺整不死你？還敢不聽話麽？不聽話明年你繼續給爺回雲南。
而高拱之所以連續幾次請辭吏部尚書，原因也正是這權力實在太大：他本就是次輔，李春芳又不怎麽敢管事，內閣實際上是他在當家，他還身兼吏部尚書，一旦要決定官員升降，哪怕是四品以上，也相當於他自己與自己商量——之前海瑞堂堂應天巡撫，還不是高拱說調職就給他調職了？
這還得了！這在不明真相的外人看來，可不就是“竊人君威福以自專”？這個罪名要是坐實的話，那可就是亂臣賊子了啊！
所以高拱在這半年時間裏，已經連續三次請辭吏部尚書之職，奈何皇帝執意不肯，那就沒辦法了。此時的高拱自己都不會知道，曆史上他在短短兩年多時間裏，正式上疏請辭吏部尚書足足八次之多，而皇帝根本不為所動。
隆慶對高拱的信重之深，由此可見一斑。
正所謂“春江水暖鴨先知”，高務實在京畿，對高拱的威勢其實了解得反而不夠，而梁梧梁縣尊在地方上，反而對自己這位恩相的權柄體會得更加深刻。
於是，這日中午，高務實剛剛順著宣化馬驛過了定興縣界，就看到了令他吃驚不已的一幕。
原本他覺得自己“回鄉備考”帶著足足兩百騎丁，已經是排場巨大了，誰料論排場，那還是地方官更牛逼——梁縣尊一身官服筆挺，帶著闔縣上下官吏、衙役並鄉紳耆老，外加不知從哪裏雇來的群眾演員，足足五六百號人，在驛道兩旁列隊歡迎。
高務實直接目瞪口呆看傻了眼。
“我操這是幹啥……我他媽真的隻是路過啊！”用外人聽不見的聲音，以文名享譽京師士林的高侍讀，坐在馬車裏毫無風度的罵了一句。
所謂界迎，就是當地官員領著自己的下屬前往自己轄區的邊界去迎接。
至於迎接誰，這個不好說，一般來講肯定是迎接上官。並且，界迎是迎接上官的最高規格。同時毫無疑問的是，如果迎接禦駕，必然需要界迎。
高侍讀的大駕當然遠不如禦駕尊貴，這中間差了何啻十萬八千裏？然而但對於梁縣尊來說卻未必，對他而言，高侍讀的大駕沒準真比禦駕還更重要。
別說在大明朝當地方官基本沒有見著禦駕的可能，就算退一萬步講，真能接待禦駕，可皇帝陛下也不會留意他區區一個小縣令，不可能天降鴻運給他梁縣尊，讓他平步青雲，升官右遷。
而高侍讀的大駕就不同了，梁縣尊覺得，如果能讓高侍讀滿意，將來他回京之後，隻要隨意在高閣老麵前誇自己幾句，那自己的考評可不就一定是個“優”？
要知道，高閣老可是兼著吏部尚書的，這天下銓務，盡在他手！對於一個區區七品縣令來說，他讓你升，你就必然會升；他讓你降，你就一定會降啊……這誰敢得罪？反正梁縣令不敢。
在中國古代的官場中，很早便有所謂三省六部，其中“三省”廢置不一，但六部卻一直穩定地保持至今，而六部之中最為特殊的，就是吏部。
按照大明此時的規矩，京官見到自己的上級是不用下跪請安的，但是如果遇到了內閣大學士或者吏部尚書，則必須下跪請安。
這裏就有一個問題，為何見到其他尚書不用下跪，而遇到吏部尚書就得下跪了呢？吏部尚書憑什麽就能特殊得跟“雖無宰相之名，卻有宰相之實”的內閣大學士一樣了呢？
無他，權力也。
因為吏部，它決定著大多數官員的前途。
本書前文有述，自從內閣製度形成以後，內閣開始逐步侵蝕原來屬於六部的權力(無風注：這裏是指朱元璋廢相之後、經過加強的六部權力)，到了嘉靖朝，尤其是嚴嵩掌權以後至今，首輔的權威更是如日中天，除了沒有“開府”，幾乎與丞相無二。當然李春芳可能算是個例外……
這種侵蝕有多嚴重呢？比如說兵部，如果沒有內閣的同意，堂堂兵部尚書甚至都無法調兵——倘若一位邊軍將領接到兵部調兵令，他不會立刻執行，而是首先會問：可有內閣行文？
如果沒有，那可真真抱歉，“恕本將不敢奉調。”
總而言之，言而總之，除了吏部以外，其餘的五部尚書在權力上都已經大大縮小。有明一朝，有的吏部尚書甚至不願意入閣。因為自己入閣，如果排名靠後，那可能就是明升暗降，實際權力還不如吏部尚書。
京官們每天麵對各種大佬，對高級官員並不稀罕，但如果說是吏部尚書，京官們則稱其為天官老爺。這是其他尚書遠遠達不到的，哪怕從名義上說，禮部才是第一，但從實際權力說，禮部連戶部都不如。
禮部尚書唯一的優勢在於入閣相對比較容易，很多閣老在入閣之前，都會先掛名一下禮部尚書，然後舉行廷推，順勢入閣——比如高拱當年也是這樣。
吏部何以如此權勢熏天？因為它最主要的職能就是考核審定和任免各級官員。
按照朝廷的規矩，四品以下的官員任免，由吏部自行決定。隻有四品以上的官員，才需要內閣與吏部商議——注意，是與吏部商議，吏部仍然有很大的發言權。
一般來說，四品以上的官員屬於中高級官員。按照大明的官製，地方主官隻有兵備道和位置重要的知府屬於四品官。也就是說，那些知縣、知州等官員，在吏部那裏僅僅是一個數字。如果有官員得罪了吏部尚書，吏部可以在正常的工作範圍內進行合理報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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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高拱之所以連續幾次請辭吏部尚書，原因也正是這權力實在太大：他本就是次輔，李春芳又不怎麽敢管事，內閣實際上是他在當家，他還身兼吏部尚書，一旦要決定官員升降，哪怕是四品以上，也相當於他自己與自己商量——之前海瑞堂堂應天巡撫，還不是高拱說調職就給他調職了？
這還得了！這在不明真相的外人看來，可不就是“竊人君威福以自專”？這個罪名要是坐實的話，那可就是亂臣賊子了啊！
所以高拱在這半年時間裏，已經連續三次請辭吏部尚書之職，奈何皇帝執意不肯，那就沒辦法了。此時的高拱自己都不會知道，曆史上他在短短兩年多時間裏，正式上疏請辭吏部尚書足足八次之多，而皇帝根本不為所動。
隆慶對高拱的信重之深，由此可見一斑。
正所謂“春江水暖鴨先知”，高務實在京畿，對高拱的威勢其實了解得反而不夠，而梁梧梁縣尊在地方上，反而對自己這位恩相的權柄體會得更加深刻。
於是，這日中午，高務實剛剛順著宣化馬驛過了定興縣界，就看到了令他吃驚不已的一幕。
原本他覺得自己“回鄉備考”帶著足足兩百騎丁，已經是排場巨大了，誰料論排場，那還是地方官更牛逼——梁縣尊一身官服筆挺，帶著闔縣上下官吏、衙役並鄉紳耆老，外加不知從哪裏雇來的群眾演員，足足五六百號人，在驛道兩旁列隊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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