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如果說隆慶不肯讓內閣的權力進一步擴大，又如何解釋他讓高拱以武英殿大學士身份兼任吏部尚書呢？要知道，吏部尚書號稱“天官”，執掌人事大權，而內閣中因為排名在高拱之前的首輔李春芳根本不敢與高拱爭鋒，高拱又相當於掌握了行政權。
按理說這個權力本身就已經十分巨大了，可隆慶帝仍不滿意，竟然連司禮監掌印也讓高拱推薦的人頂上，這在某種程度上來說，就相當於把最後的審核權也給了高拱！
而在原本的曆史上，所有人都必須承認，終隆慶一朝，但凡跟高拱對著幹的，最後都是鞠躬下台，無一例外。
為什麽總說高拱是隆慶心目中唯一可以完全信任的臣子？這就是原因：隆慶不僅能完全、徹底的放權給高拱，而且對高拱的支持力度大到了“跟高先生作對，就是跟朕作對”這個程度。
那麽，高務實猜測隆慶不肯繼續加大內閣權力，是不是和這種信任形成了一個悖論呢？他認為不是。原因是，隆慶信任的並非內閣這種製度，也絲毫不希望違背太祖不設宰相的初衷，他信任的是且僅是高拱這個人而已！
這是有很大區別的。如果隆慶真的是信任內閣製度本身，並且下意識認為有一個實際意義上的宰相是好事，那麽他就應該不在乎具體由誰來做這個大權在握的“宰相”。然而事實是，此前徐階“負海內人望”，稍稍有些大權在握的跡象時，隆慶就果斷讓他回家養老了。可見在他心中，高拱可以大權在握，但內閣本身並不能有這樣的慣例，首輔這個位置本身的權力仍然要限製在“輔”，而不能是“宰”。
所以，他寧可讓高拱兼任吏部尚書，寧可任用高拱推薦的司禮監掌印，以這些行動來大力加強高拱的權力和威望，也不會直接把這些權力交給內閣。因為隻要這些權力是分開的，那麽將來如果沒有高拱這樣一個人，權力就仍然分散，不會形成對皇帝的架空。但如果這些權力演變成內閣的權力，那麽內閣的主事人——譬如首輔，就可能真正變成了宰相。
要知道，現在的內閣已經是有議政權的，有人視內閣為“中書省”，稱閣臣為“宰相”，主要也是著眼於這一點。而內閣議政權，主要就體現在票擬上，其文書運作機製，基本有三個方麵。
首先，凡六部題請、奏準的政事，製度上內閣事先雖未被“關白”，但事後並不是備顧問，也不是說可能不被顧問，而是全部必經內閣擬旨，並且全都是可以予以“駁正”。全國除上述六部題請、奏準，然後“發擬”之外的一切章奏，也全都交內閣批答、票擬。
其次，諸司奏事，關白內閣。景泰三年十二月，景帝命吏部舉用方麵等官，吏部“每次置二簿，鈐以部印，……一封進司禮監便覽，二送內閣備顧問”，打破了“諸司奏事內閣不得關白”的陳規。隨著內閣製度的形成，諸司在上疏之前，對重大問題的處理一般得與內閣商議，以達成諒解。譬如正德、嘉靖之際的吏部尚書王瓊就說：“內閣之權漸重，無異宰相之設。六部之權漸輕，凡事多樂受內閣風旨而後行。
再次，在外之督、撫、總兵、巡按禦史直接上書內閣，請示機宜。尤其是自正德以後，督撫們紛紛以揭帖的方式上書內閣，請示軍、政、財、賦之計，內閣則居中遙授方略，習以為常。故每當民變平息、邊事安定，毫不例外地要封賞內閣諸臣，酬其運籌帷幄之勞。
以上三方麵文書，皇帝的全部決策都不外乎通過它們做出。由於全都必經內閣票擬，所以和過去翰林學士等的“備顧問”不同，內閣的這一議政權是主動並且比較穩定的。
此外，內閣票擬對皇權還有一定的製約作用。首先，在票擬上，皇帝的批紅權原則上不可超越內閣票擬而徑自為之，票擬則經過批紅而成為行政命令。其次，皇帝如果主動下手詔、中旨處理政事，按例也必須送內閣“商確可否”，“聖意所予奪，亦必下內閣議而後行”。內閣如不同意，理論上可將手詔、中旨“封還”、“執奏”，也就是拒絕擬旨。
大學士徐溥曾疏言：“即位以來，未嚐有內降。幸門一開，末流安底。臣等不敢奉詔。”嘉靖初年，大學士楊廷和“封還禦批者四，執奏幾三十疏”。
再次，閣臣密揭，表明內閣的觀點與立場，皇帝不得不重視。密揭是內閣進言奏事的方式之一，“中外大小臣工上封事，外有通政司，內則有會極門，俱有號簿，惟內閣獨得進密揭。……外廷千言，不如禁密片語”。
內閣通過票擬、駁正，既可以為皇帝出謀劃策，處理全國政務，解除皇帝的沉重負擔；又與擁有執行權的六部相互配合、製衡，提高統治質量與效率。這就是內閣有“宰相化”的發展趨勢和內閣大學士被視為“宰相”的主要原因。
當然，皇帝如果完全不顧及臉麵，還是可以繞開內閣，譬如嘉靖在大禮議時代就老做這種事，但是相應的，就有了海瑞那樣的文官，敢罵皇帝說“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內外臣工之所知也”，於是嘉靖這個極有手腕的皇帝在後世成了昏君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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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慶當然見識和了解過自己父皇的手腕，他當然不想自己將來也混一個昏君的身後名，因此他的動作是很小心翼翼的：高務實這個太子伴讀是朕這個皇帝要新設的，但是這個職務雖然掛在翰林院，卻沒有品級，按慣例來說也就是所謂的“不入流”。就這麽點不入流的小事，你們不能說我亂來吧？
至於他獻書之功，朕雖然給了個侍讀學士，但卻是“假侍讀學士”——這裏的“假”不是真假的假，相當於“榮譽侍讀學士”——並非實際擔任侍讀學士這個職務，純屬看在太子的麵子上給他掛個名，這你們不能說我亂來吧？
高務實正是因為想明白了這些，所以才會覺得隻怕不光是後世史學界某些人小看了隆慶，自己此前說不定都小看了這個仁厚之君——他仁厚可能不假，但仁厚不代表沒有手段。
瞧瞧他今天幹得多漂亮，用新設一個無品閑官，既給太子找回了麵子，又向高拱展示了寵信，順便試探了一下文官們對皇權伸張的底線和態度，甚至還小小地顯露了一下自己作為皇帝的崢嶸。
厲害呀。
按理說這個權力本身就已經十分巨大了，可隆慶帝仍不滿意，竟然連司禮監掌印也讓高拱推薦的人頂上，這在某種程度上來說，就相當於把最後的審核權也給了高拱！
而在原本的曆史上，所有人都必須承認，終隆慶一朝，但凡跟高拱對著幹的，最後都是鞠躬下台，無一例外。
為什麽總說高拱是隆慶心目中唯一可以完全信任的臣子？這就是原因：隆慶不僅能完全、徹底的放權給高拱，而且對高拱的支持力度大到了“跟高先生作對，就是跟朕作對”這個程度。
那麽，高務實猜測隆慶不肯繼續加大內閣權力，是不是和這種信任形成了一個悖論呢？他認為不是。原因是，隆慶信任的並非內閣這種製度，也絲毫不希望違背太祖不設宰相的初衷，他信任的是且僅是高拱這個人而已！
這是有很大區別的。如果隆慶真的是信任內閣製度本身，並且下意識認為有一個實際意義上的宰相是好事，那麽他就應該不在乎具體由誰來做這個大權在握的“宰相”。然而事實是，此前徐階“負海內人望”，稍稍有些大權在握的跡象時，隆慶就果斷讓他回家養老了。可見在他心中，高拱可以大權在握，但內閣本身並不能有這樣的慣例，首輔這個位置本身的權力仍然要限製在“輔”，而不能是“宰”。
所以，他寧可讓高拱兼任吏部尚書，寧可任用高拱推薦的司禮監掌印，以這些行動來大力加強高拱的權力和威望，也不會直接把這些權力交給內閣。因為隻要這些權力是分開的，那麽將來如果沒有高拱這樣一個人，權力就仍然分散，不會形成對皇帝的架空。但如果這些權力演變成內閣的權力，那麽內閣的主事人——譬如首輔，就可能真正變成了宰相。
要知道，現在的內閣已經是有議政權的，有人視內閣為“中書省”，稱閣臣為“宰相”，主要也是著眼於這一點。而內閣議政權，主要就體現在票擬上，其文書運作機製，基本有三個方麵。
首先，凡六部題請、奏準的政事，製度上內閣事先雖未被“關白”，但事後並不是備顧問，也不是說可能不被顧問，而是全部必經內閣擬旨，並且全都是可以予以“駁正”。全國除上述六部題請、奏準，然後“發擬”之外的一切章奏，也全都交內閣批答、票擬。
其次，諸司奏事，關白內閣。景泰三年十二月，景帝命吏部舉用方麵等官，吏部“每次置二簿，鈐以部印，……一封進司禮監便覽，二送內閣備顧問”，打破了“諸司奏事內閣不得關白”的陳規。隨著內閣製度的形成，諸司在上疏之前，對重大問題的處理一般得與內閣商議，以達成諒解。譬如正德、嘉靖之際的吏部尚書王瓊就說：“內閣之權漸重，無異宰相之設。六部之權漸輕，凡事多樂受內閣風旨而後行。
再次，在外之督、撫、總兵、巡按禦史直接上書內閣，請示機宜。尤其是自正德以後，督撫們紛紛以揭帖的方式上書內閣，請示軍、政、財、賦之計，內閣則居中遙授方略，習以為常。故每當民變平息、邊事安定，毫不例外地要封賞內閣諸臣，酬其運籌帷幄之勞。
以上三方麵文書，皇帝的全部決策都不外乎通過它們做出。由於全都必經內閣票擬，所以和過去翰林學士等的“備顧問”不同，內閣的這一議政權是主動並且比較穩定的。
此外，內閣票擬對皇權還有一定的製約作用。首先，在票擬上，皇帝的批紅權原則上不可超越內閣票擬而徑自為之，票擬則經過批紅而成為行政命令。其次，皇帝如果主動下手詔、中旨處理政事，按例也必須送內閣“商確可否”，“聖意所予奪，亦必下內閣議而後行”。內閣如不同意，理論上可將手詔、中旨“封還”、“執奏”，也就是拒絕擬旨。
大學士徐溥曾疏言：“即位以來，未嚐有內降。幸門一開，末流安底。臣等不敢奉詔。”嘉靖初年，大學士楊廷和“封還禦批者四，執奏幾三十疏”。
再次，閣臣密揭，表明內閣的觀點與立場，皇帝不得不重視。密揭是內閣進言奏事的方式之一，“中外大小臣工上封事，外有通政司，內則有會極門，俱有號簿，惟內閣獨得進密揭。……外廷千言，不如禁密片語”。
內閣通過票擬、駁正，既可以為皇帝出謀劃策，處理全國政務，解除皇帝的沉重負擔；又與擁有執行權的六部相互配合、製衡，提高統治質量與效率。這就是內閣有“宰相化”的發展趨勢和內閣大學士被視為“宰相”的主要原因。
當然，皇帝如果完全不顧及臉麵，還是可以繞開內閣，譬如嘉靖在大禮議時代就老做這種事，但是相應的，就有了海瑞那樣的文官，敢罵皇帝說“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內外臣工之所知也”，於是嘉靖這個極有手腕的皇帝在後世成了昏君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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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慶當然見識和了解過自己父皇的手腕，他當然不想自己將來也混一個昏君的身後名，因此他的動作是很小心翼翼的：高務實這個太子伴讀是朕這個皇帝要新設的，但是這個職務雖然掛在翰林院，卻沒有品級，按慣例來說也就是所謂的“不入流”。就這麽點不入流的小事，你們不能說我亂來吧？
至於他獻書之功，朕雖然給了個侍讀學士，但卻是“假侍讀學士”——這裏的“假”不是真假的假，相當於“榮譽侍讀學士”——並非實際擔任侍讀學士這個職務，純屬看在太子的麵子上給他掛個名，這你們不能說我亂來吧？
高務實正是因為想明白了這些，所以才會覺得隻怕不光是後世史學界某些人小看了隆慶，自己此前說不定都小看了這個仁厚之君——他仁厚可能不假，但仁厚不代表沒有手段。
瞧瞧他今天幹得多漂亮，用新設一個無品閑官，既給太子找回了麵子，又向高拱展示了寵信，順便試探了一下文官們對皇權伸張的底線和態度，甚至還小小地顯露了一下自己作為皇帝的崢嶸。
厲害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