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慶帝是今天突然宣布這件事的，即便高務實昨晚聽高拱跟他提了一句說自己將和成國公朱希忠一道“知經筵事”，也就是兩人同時兼任太子經筵事務的主管，但對於其他人選的安排，高拱昨夜並未提及，所以高務實也是剛剛得知。
說實話，太子講師的這個陣容配置有些震撼到了他，如果再加上真正負責太子經筵具體事務的申時行，那隻能說這個配置豪華程度基本已經算是上天了。
讓我們來捋一捋這幾個人。
高拱就不介紹了，先說朱希忠這位跟高拱並列掛名的武臣勳貴之首。
朱希忠，字貞卿，永樂朝成國公朱能之玄孫，嘉靖十五年襲爵成國公，名在諸勳貴之上。曆掌五軍都督府後、右兩府，總神機營，提督十二團營及五軍營，歲祿七百石。曆事嘉靖、隆慶兩朝，已先後六十多次代表皇帝出城祭天地，所獲賞賜不可勝紀。
作為一個武臣勳貴，他有多得聖寵呢？反正在他本人已經被拔高到這個地步的情況下，他的親弟弟朱希孝現在還是錦衣衛都督。
更值得一提的是，大明一朝從開國至今，以武臣勳貴身份，活著加封太師的一共六人，分別是：張輔、張懋、朱永、徐光祚、郭勳、朱希忠。
前麵五個都是早已入土了的，所以朱希忠是眼下大明唯一一位活著加到太師這個三公最高職務的武臣勳貴。
太師不可怕，可怕的是活著的太師，因為這相當於在官階上賞無可賞了。更別說人家的弟弟朱希孝也位居太保，恐不恐怖？
當然，如果曆史不能被高務實改寫的話，將來張居正也會活著加太師，和開國時期的李善長並列，成為大明唯二的兩個文臣活太師。而此前權臣如嚴嵩，以及接任首輔的徐階，都不過少師罷了。如今內閣裏的李春芳、高拱、陳以勤和張居正隻是少傅，其中李春芳和高拱是隆慶元年加的少傅，陳以勤是隆慶二年加，張居正是隆慶三年加……至於趙貞吉，他沒混進三公三孤這個層次。
接下來是申時行。申時行出任“同知經筵事”從任何方麵講都是夠資格的：他是嘉靖四十一年的狀元出身。有明一朝，狀元例授翰林院修撰，掌修國史，申時行當然也不例外。他入翰林院數年之後，進宮為左庶子。左庶子是皇太子東宮左春坊的長官，職如皇帝的侍中。不過，申時行的具體職掌不是侍從東宮，而是以左庶子的身份掌理翰林院。此後又遷為禮部右侍郎，成為禮部的三巨頭之一。
套用個高務實前世的說法，申時行幹這個位置，叫做專業能力精湛，從政經驗豐富，在多個崗位上經過充分鍛煉，且職務分管正好對口。
完美。
唯一讓高務實有些疑惑的是，申時行乃是嘉靖四十一年的金榜，而張居正是他的座師，高拱為何同意讓申時行來負責太子經筵的具體事務？
高務實思忖：這事兒待會回去得問一問三伯。
再接下來就是六位真正給太子上課的老師了。
陳經邦是嘉靖四十四年乙醜科金榜二甲第七名，排名很高，學識沒問題；那年的主考官是高拱，也沒問題。曆史上此人後來做到過禮部尚書，這個位置是很容易入閣的，但他運氣可能有些不佳，在萬曆十三年、禮部尚書任上跟內閣大佬鬧了矛盾，辭官回家了。此後多年，萬曆還時不時派人探望他，但機會一直不好，未能起複。但不管怎麽說，他既然是乙醜科金榜，算做高拱一派，或者至少算親高拱一派，問題不是很大。
接下來三位：沈鯉、許國、顧養謙算是高務實的熟人——上次高拱家中門生聚會就有他們哥仨，都是嘉靖四十四年乙醜科的金榜，也不必過多介紹。簡單地說，沈鯉和許國後來都幹過閣臣，顧養謙比他們倆混得稍微差點，但也幹過薊遼總督兼朝鮮經略(當時在援朝逐倭)，終官於協理京營戎政、兵部左侍郎。
然後是張位。張位是隆慶二年的進士，這一年的主考官是李春芳，是誰把他弄進名單裏的，想來不必多問。
不過這裏要順便說個可能不為很多人所知的情況：明朝建立後，程朱理學的確被確立為官方意識形態。但是，洪武、建文年間，雖然科舉考試首場的七篇經義文章嚴格限定在四書五經範圍內，卻並未規定必須以程朱理學為宗，程朱傳注僅是參考之一。
此外，當時八股文尚未定型，在文章形式上也並非十分的嚴格。故此，士子答題時仍有一些發揮餘地。永樂年間，明廷開始組織編纂《四書大全》、《五經大全》和《性理大全》，並頒示全國，規定答題時以程朱理學的注釋為準則，且須“代古人語氣為之”。這才真正開始鉗製讀書人的思想。
而到了正德、嘉靖年間，隨著陽明心學的興起，程朱理學的獨尊地位就開始受到挑戰。王陽明汲取了老莊和佛教的心性論思想，提出了“致良知”和“知行合一”說。他廣收門徒，力倡講學，不僅培養了一大批信徒，而且使陽明心學迅速傳播開來。陽明心學不僅在普通士人中廣為流傳，而且在南北兩京的官僚隊伍中也有很多信徒。徐階、李春芳等高官都崇信陽明心學，在京師力倡講學，不僅進一步擴大了陽明心學的影響，而且使之逐漸被官學和科舉接納，躋身於主流意識形態。
尤其是嘉靖中後期到隆慶年間這段時間，其實陽明心學在科舉考試中的影響已超過程朱理學。譬如剛才提到的隆慶二年的會試，因為李春芳擔任主考官，其所作程文就以王學解經，並將《莊子》之言入文。實際上從嘉隆中期開始，唐宋派對科舉考試有重要影響。其成員不僅大都推崇和信奉陽明心學，而且將心學思想融入八股文和策論中。
高拱和張居正雖然不提倡講學，但其實也受到過心學的熏陶，因此高拱此前才對高務實提到他不反對王陽明當時的“真心學”，他反對的是眼下日漸務虛的“假心學”。張居正就更直接了，他認為現在的心學純粹就是光瞎想而不做事，一點都沒顧忌實際情況，知行合一完全成了空談。
扯遠了，言歸正傳，張位既然是李春芳選出來的進士，多半跟高拱和張居正的思路都不太相同，但李春芳畢竟是首輔，太子經筵這種大事，怎麽也得塞個人進來。
最後是陳於陛。這個人選很有意思，因為他是陳以勤的親兒子！但他資曆算比較淺了，是隆慶二年戊辰科的進士，比高拱門下這幾位嘉靖四十四年進士要晚了一科，但跟張位倒是同科。
按理說，既然李春芳、高拱甚至張居正都往太子經筵講官裏頭塞了人，陳以勤塞人也不奇怪。但高務實覺得事情恐怕沒那麽簡單，畢竟在他的印象中，陳以勤的問題隻是有些保守，但其為人還是比較正派的，也談不上攬權，他應該不至於這麽幹。
再有就是，就算陳以勤真要塞人，也犯不著塞自己的親兒子這麽明顯吧？他陳閣老難道就沒有門生親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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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高務實認為，這裏頭估計也有問題。隻是眼下手頭什麽情報都沒有，瞎猜沒有意義，還得回去找三伯問一下再說。
但不管怎麽說，這次太子經筵事，從日講官這邊看，不僅講官本身已經是豪華配置，隻怕他們身後的配置更加豪華！
說實話，太子講師的這個陣容配置有些震撼到了他，如果再加上真正負責太子經筵具體事務的申時行，那隻能說這個配置豪華程度基本已經算是上天了。
讓我們來捋一捋這幾個人。
高拱就不介紹了，先說朱希忠這位跟高拱並列掛名的武臣勳貴之首。
朱希忠，字貞卿，永樂朝成國公朱能之玄孫，嘉靖十五年襲爵成國公，名在諸勳貴之上。曆掌五軍都督府後、右兩府，總神機營，提督十二團營及五軍營，歲祿七百石。曆事嘉靖、隆慶兩朝，已先後六十多次代表皇帝出城祭天地，所獲賞賜不可勝紀。
作為一個武臣勳貴，他有多得聖寵呢？反正在他本人已經被拔高到這個地步的情況下，他的親弟弟朱希孝現在還是錦衣衛都督。
更值得一提的是，大明一朝從開國至今，以武臣勳貴身份，活著加封太師的一共六人，分別是：張輔、張懋、朱永、徐光祚、郭勳、朱希忠。
前麵五個都是早已入土了的，所以朱希忠是眼下大明唯一一位活著加到太師這個三公最高職務的武臣勳貴。
太師不可怕，可怕的是活著的太師，因為這相當於在官階上賞無可賞了。更別說人家的弟弟朱希孝也位居太保，恐不恐怖？
當然，如果曆史不能被高務實改寫的話，將來張居正也會活著加太師，和開國時期的李善長並列，成為大明唯二的兩個文臣活太師。而此前權臣如嚴嵩，以及接任首輔的徐階，都不過少師罷了。如今內閣裏的李春芳、高拱、陳以勤和張居正隻是少傅，其中李春芳和高拱是隆慶元年加的少傅，陳以勤是隆慶二年加，張居正是隆慶三年加……至於趙貞吉，他沒混進三公三孤這個層次。
接下來是申時行。申時行出任“同知經筵事”從任何方麵講都是夠資格的：他是嘉靖四十一年的狀元出身。有明一朝，狀元例授翰林院修撰，掌修國史，申時行當然也不例外。他入翰林院數年之後，進宮為左庶子。左庶子是皇太子東宮左春坊的長官，職如皇帝的侍中。不過，申時行的具體職掌不是侍從東宮，而是以左庶子的身份掌理翰林院。此後又遷為禮部右侍郎，成為禮部的三巨頭之一。
套用個高務實前世的說法，申時行幹這個位置，叫做專業能力精湛，從政經驗豐富，在多個崗位上經過充分鍛煉，且職務分管正好對口。
完美。
唯一讓高務實有些疑惑的是，申時行乃是嘉靖四十一年的金榜，而張居正是他的座師，高拱為何同意讓申時行來負責太子經筵的具體事務？
高務實思忖：這事兒待會回去得問一問三伯。
再接下來就是六位真正給太子上課的老師了。
陳經邦是嘉靖四十四年乙醜科金榜二甲第七名，排名很高，學識沒問題；那年的主考官是高拱，也沒問題。曆史上此人後來做到過禮部尚書，這個位置是很容易入閣的，但他運氣可能有些不佳，在萬曆十三年、禮部尚書任上跟內閣大佬鬧了矛盾，辭官回家了。此後多年，萬曆還時不時派人探望他，但機會一直不好，未能起複。但不管怎麽說，他既然是乙醜科金榜，算做高拱一派，或者至少算親高拱一派，問題不是很大。
接下來三位：沈鯉、許國、顧養謙算是高務實的熟人——上次高拱家中門生聚會就有他們哥仨，都是嘉靖四十四年乙醜科的金榜，也不必過多介紹。簡單地說，沈鯉和許國後來都幹過閣臣，顧養謙比他們倆混得稍微差點，但也幹過薊遼總督兼朝鮮經略(當時在援朝逐倭)，終官於協理京營戎政、兵部左侍郎。
然後是張位。張位是隆慶二年的進士，這一年的主考官是李春芳，是誰把他弄進名單裏的，想來不必多問。
不過這裏要順便說個可能不為很多人所知的情況：明朝建立後，程朱理學的確被確立為官方意識形態。但是，洪武、建文年間，雖然科舉考試首場的七篇經義文章嚴格限定在四書五經範圍內，卻並未規定必須以程朱理學為宗，程朱傳注僅是參考之一。
此外，當時八股文尚未定型，在文章形式上也並非十分的嚴格。故此，士子答題時仍有一些發揮餘地。永樂年間，明廷開始組織編纂《四書大全》、《五經大全》和《性理大全》，並頒示全國，規定答題時以程朱理學的注釋為準則，且須“代古人語氣為之”。這才真正開始鉗製讀書人的思想。
而到了正德、嘉靖年間，隨著陽明心學的興起，程朱理學的獨尊地位就開始受到挑戰。王陽明汲取了老莊和佛教的心性論思想，提出了“致良知”和“知行合一”說。他廣收門徒，力倡講學，不僅培養了一大批信徒，而且使陽明心學迅速傳播開來。陽明心學不僅在普通士人中廣為流傳，而且在南北兩京的官僚隊伍中也有很多信徒。徐階、李春芳等高官都崇信陽明心學，在京師力倡講學，不僅進一步擴大了陽明心學的影響，而且使之逐漸被官學和科舉接納，躋身於主流意識形態。
尤其是嘉靖中後期到隆慶年間這段時間，其實陽明心學在科舉考試中的影響已超過程朱理學。譬如剛才提到的隆慶二年的會試，因為李春芳擔任主考官，其所作程文就以王學解經，並將《莊子》之言入文。實際上從嘉隆中期開始，唐宋派對科舉考試有重要影響。其成員不僅大都推崇和信奉陽明心學，而且將心學思想融入八股文和策論中。
高拱和張居正雖然不提倡講學，但其實也受到過心學的熏陶，因此高拱此前才對高務實提到他不反對王陽明當時的“真心學”，他反對的是眼下日漸務虛的“假心學”。張居正就更直接了，他認為現在的心學純粹就是光瞎想而不做事，一點都沒顧忌實際情況，知行合一完全成了空談。
扯遠了，言歸正傳，張位既然是李春芳選出來的進士，多半跟高拱和張居正的思路都不太相同，但李春芳畢竟是首輔，太子經筵這種大事，怎麽也得塞個人進來。
最後是陳於陛。這個人選很有意思，因為他是陳以勤的親兒子！但他資曆算比較淺了，是隆慶二年戊辰科的進士，比高拱門下這幾位嘉靖四十四年進士要晚了一科，但跟張位倒是同科。
按理說，既然李春芳、高拱甚至張居正都往太子經筵講官裏頭塞了人，陳以勤塞人也不奇怪。但高務實覺得事情恐怕沒那麽簡單，畢竟在他的印象中，陳以勤的問題隻是有些保守，但其為人還是比較正派的，也談不上攬權，他應該不至於這麽幹。
再有就是，就算陳以勤真要塞人，也犯不著塞自己的親兒子這麽明顯吧？他陳閣老難道就沒有門生親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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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高務實認為，這裏頭估計也有問題。隻是眼下手頭什麽情報都沒有，瞎猜沒有意義，還得回去找三伯問一下再說。
但不管怎麽說，這次太子經筵事，從日講官這邊看，不僅講官本身已經是豪華配置，隻怕他們身後的配置更加豪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