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綎走後，高務實便笑著道：“若是我猜得沒錯，百裏峽的生財之道，大概是在北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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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淦大吃一驚：“你……少爺怎會知曉？”
這一聲“少爺”，可是在沒有劉綎在場的情況下叫出來的，高務實心裏頗為滿意，但更滿意的是曹淦的反應。
看來我的估計沒有錯，百裏峽真正賴以為生的買賣，真的是和蒙古人交易。
高務實並不是和朝廷裏麵的某些大臣一般，持著堅決反對和蒙古人進行任何商貿的思想。在高務實看來，明朝對蒙古的貿易不僅有利可圖，甚至因為大明有著完全碾壓蒙古的巨大經濟體量，大可以達成利用經濟手段來控製蒙古各部的目的，因此他不僅支持對蒙古進行貿易，而且希望大力擴大這種貿易的規模，直到蒙古各部形成“離開了大明根本沒法活”的嚴重經濟依賴。屆時的蒙古，說是大明臣屬，有何不可？
這才是高務實前世作為一個小小政治人物所養成的思維定式：能用經濟手段解決的，堅決不用政治手段；能用政治手段解決的，堅決不用軍事手段。
我堅持要有能打死你的能力，但我同時堅持，不到最後關頭絕不開打。畢竟，打仗這種事，第一難免損耗太大，第二難免出現意外。
《孫子兵法·謀攻篇》說“凡用兵之法，全國為上，破國次之；全軍為上，破軍次之；全旅為上，破旅次之；全卒為上，破卒次之；全伍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用經濟手段逐漸控製蒙古，使蒙古漸漸為我所用，難道不比傾全國之力，耗費巨大人力物力財力去打下蒙古來得劃算？再說，即便打下蒙古，漢人難道去蒙古左建一個城，右建一個城？不適合農耕的蒙古草原，漢人得花多少力氣去維持占領？
除非生產力和軍事革命已經達到後世那般程度，否則高務實都堅持認為，以蒙治蒙才是長治久安的好辦法。
更何況，蒙古人不僅可以跟漢人化敵為友，甚至還可以跟漢人成為戰友：要知道將來說不定還有野豬皮會跳出來為患，需要蒙古朋友出兵和大明配合一下呢——當然，現在還不是朋友。
曹淦這麽一問，高務實便哈哈一笑，但沒有回答他的話，反而繼續問道：“你們和蒙古人交易，你們賣什麽，他們賣什麽？或者說，你們是以貨易貨？”
高務實這麽一問，倒是讓曹淦有些興奮起來了，道：“蒙古人需要的東西可多著呢，綢緞、布絹、綿花、針線索、梳篦、米鹽、糖果、梭布、水獺皮、羊皮盒子……啥玩意兒都喜歡，啥玩意兒都要。”頓了一頓，又道：“至於咱們，收得也算寬泛，馬、牛、羊、騾、驢及馬尾、羊皮、皮襖這些，咱們也都收。”
高務實略微詫異：“為何我們還有水獺皮能出售？蒙古沒有？”不得不說，高務實的對野生動物的了解不怎麽樣，他還以為蒙古那邊各種獸皮應該都很是充足，連帶製皮技術也很先進來著。
“水獺多在河流湖泊邊棲息，蒙古那邊倒也不是說完全沒有，可相比咱們就少得多了，再說他們平日以遊牧為生，反倒不是經常去獵捕水獺之類的東西。而蒙古冬天頗冷，水獺皮對他們很是有用，再加上咱們漢人手巧，製皮精美耐用，因此蒙古人很喜歡找咱們漢人買水獺皮，特別是蒙古貴人們，都喜歡水獺皮。”曹淦解釋道。
高務實又想了想，問道：“你們不賣那些鐵鍋之類的東西？”
曹淦搖頭道：“鐵鍋這等物什，價格倒也不能說不劃算，但官府、邊軍也有時候會查。小人是覺得，反正做其他買賣也能養活百裏峽這一幫子人，犯不著為了幾口鐵鍋犯禁，惹得官府側目，自找麻煩。”
高務實讚道：“好，你這個想法很聰明。”然後又問道：“不過我聽說官市並不常開……你是走的私市這條線？”
其實蒙古人與漢人直接的貿易往來根本就沒怎麽斷過，遠的不說，就說大明，永樂年間，阿魯台就與明朝開始了“朝貢貿易”，“歲或一貢，或再貢，以為常”。這種“朝貢貿易”屬於官方間的貿易，主要出於蒙古封建主的請求。他們希望通過朝貢獲得加倍的回賜，取得綢緞等他們自己生產不了卻又很想享用的高檔產品。
這種“朝貢貿易”與百姓之間互通有無的互市貿易是性質不同的商業活動，與遊牧和農業兩種經濟之間的交換活動不可同日而語。馬克思不是說過麽，“各民族之間的相互關係取決於每一個民族的生產力，分工和內部交往的發展程度”。明初的“朝貢貿易”是與當時蒙古地區的社會經濟發展相適應的貿易方式。
到了明中期前後，蒙古地區的社會經濟得到了發展。成化十六年，在《明史》裏被稱為小王子的達延汗消除了蒙古社會內部的割據和混戰局麵。嘉靖時，“小王子最富強，控弦十餘萬，多畜貨貝，稍厭兵，乃徙幕東方，稱土蠻，分諸部落在西北邊者甚眾”。“年來收養殘穢．兼之鹵我生口，日滋月息，即令小王子、吉囊、俺答諸部落，可三四十萬，視昔之奔命窮荒，不見馬矢者，盛耶？衰耶”。
可見這個時期蒙古畜牧生產的發展和人口的增長，一方麵使得他們能夠把更多的畜產品作為商品而用於交換，另一方麵自身也出現了“部落眾多，食用不足”的情況。在這種情況下，蒙古必然要萌發出對外貿易的強烈要求，以便用自己的畜產品來換取漢人生產的糧食及其他生活消費品。而當這種要求不能得到滿足時，蒙古統治者就隻能發動戰爭，企圖打開與漢人進行貿易的大門。“庚戌之變”其實就是這類戰爭的一個縮影。
在這段時期中，盡管蒙漢統治者之間經常發生武裝衝突，民族間的戰爭時斷時續，但其實在民間卻已自發地出現了貿易活動，史稱“私市”。
“私市”並非近來才有，實際上早在弘治年間就已經出現了，“近聞北虜進貢多挾馬入邊私市，市者得之皆以歸勢家，因取厚利”。“厚利”之下，商民必趨之若鶩，“遠近商賈多以鐵貨與虜交易，村市居民亦相率犯禁”。盡管大明朝廷頒發了一係列的禁令，企圖禁絕“私市”，但是蒙漢間的貿易活動是蒙古與漢人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產物，並不是大明朝廷利用國家的強製力量所能窒息得了的。
錯非如此，來年高拱怎麽可能借機推動“俺答封貢”這樁大事？可見做這件事是有各種基礎的，大明朝廷隻要有個能夠真正站在實際立場看問題的政治家，就一定會順勢而為。
私市，就是這種基礎的一個具體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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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聲“少爺”，可是在沒有劉綎在場的情況下叫出來的，高務實心裏頗為滿意，但更滿意的是曹淦的反應。
看來我的估計沒有錯，百裏峽真正賴以為生的買賣，真的是和蒙古人交易。
高務實並不是和朝廷裏麵的某些大臣一般，持著堅決反對和蒙古人進行任何商貿的思想。在高務實看來，明朝對蒙古的貿易不僅有利可圖，甚至因為大明有著完全碾壓蒙古的巨大經濟體量，大可以達成利用經濟手段來控製蒙古各部的目的，因此他不僅支持對蒙古進行貿易，而且希望大力擴大這種貿易的規模，直到蒙古各部形成“離開了大明根本沒法活”的嚴重經濟依賴。屆時的蒙古，說是大明臣屬，有何不可？
這才是高務實前世作為一個小小政治人物所養成的思維定式：能用經濟手段解決的，堅決不用政治手段；能用政治手段解決的，堅決不用軍事手段。
我堅持要有能打死你的能力，但我同時堅持，不到最後關頭絕不開打。畢竟，打仗這種事，第一難免損耗太大，第二難免出現意外。
《孫子兵法·謀攻篇》說“凡用兵之法，全國為上，破國次之；全軍為上，破軍次之；全旅為上，破旅次之；全卒為上，破卒次之；全伍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用經濟手段逐漸控製蒙古，使蒙古漸漸為我所用，難道不比傾全國之力，耗費巨大人力物力財力去打下蒙古來得劃算？再說，即便打下蒙古，漢人難道去蒙古左建一個城，右建一個城？不適合農耕的蒙古草原，漢人得花多少力氣去維持占領？
除非生產力和軍事革命已經達到後世那般程度，否則高務實都堅持認為，以蒙治蒙才是長治久安的好辦法。
更何況，蒙古人不僅可以跟漢人化敵為友，甚至還可以跟漢人成為戰友：要知道將來說不定還有野豬皮會跳出來為患，需要蒙古朋友出兵和大明配合一下呢——當然，現在還不是朋友。
曹淦這麽一問，高務實便哈哈一笑，但沒有回答他的話，反而繼續問道：“你們和蒙古人交易，你們賣什麽，他們賣什麽？或者說，你們是以貨易貨？”
高務實這麽一問，倒是讓曹淦有些興奮起來了，道：“蒙古人需要的東西可多著呢，綢緞、布絹、綿花、針線索、梳篦、米鹽、糖果、梭布、水獺皮、羊皮盒子……啥玩意兒都喜歡，啥玩意兒都要。”頓了一頓，又道：“至於咱們，收得也算寬泛，馬、牛、羊、騾、驢及馬尾、羊皮、皮襖這些，咱們也都收。”
高務實略微詫異：“為何我們還有水獺皮能出售？蒙古沒有？”不得不說，高務實的對野生動物的了解不怎麽樣，他還以為蒙古那邊各種獸皮應該都很是充足，連帶製皮技術也很先進來著。
“水獺多在河流湖泊邊棲息，蒙古那邊倒也不是說完全沒有，可相比咱們就少得多了，再說他們平日以遊牧為生，反倒不是經常去獵捕水獺之類的東西。而蒙古冬天頗冷，水獺皮對他們很是有用，再加上咱們漢人手巧，製皮精美耐用，因此蒙古人很喜歡找咱們漢人買水獺皮，特別是蒙古貴人們，都喜歡水獺皮。”曹淦解釋道。
高務實又想了想，問道：“你們不賣那些鐵鍋之類的東西？”
曹淦搖頭道：“鐵鍋這等物什，價格倒也不能說不劃算，但官府、邊軍也有時候會查。小人是覺得，反正做其他買賣也能養活百裏峽這一幫子人，犯不著為了幾口鐵鍋犯禁，惹得官府側目，自找麻煩。”
高務實讚道：“好，你這個想法很聰明。”然後又問道：“不過我聽說官市並不常開……你是走的私市這條線？”
其實蒙古人與漢人直接的貿易往來根本就沒怎麽斷過，遠的不說，就說大明，永樂年間，阿魯台就與明朝開始了“朝貢貿易”，“歲或一貢，或再貢，以為常”。這種“朝貢貿易”屬於官方間的貿易，主要出於蒙古封建主的請求。他們希望通過朝貢獲得加倍的回賜，取得綢緞等他們自己生產不了卻又很想享用的高檔產品。
這種“朝貢貿易”與百姓之間互通有無的互市貿易是性質不同的商業活動，與遊牧和農業兩種經濟之間的交換活動不可同日而語。馬克思不是說過麽，“各民族之間的相互關係取決於每一個民族的生產力，分工和內部交往的發展程度”。明初的“朝貢貿易”是與當時蒙古地區的社會經濟發展相適應的貿易方式。
到了明中期前後，蒙古地區的社會經濟得到了發展。成化十六年，在《明史》裏被稱為小王子的達延汗消除了蒙古社會內部的割據和混戰局麵。嘉靖時，“小王子最富強，控弦十餘萬，多畜貨貝，稍厭兵，乃徙幕東方，稱土蠻，分諸部落在西北邊者甚眾”。“年來收養殘穢．兼之鹵我生口，日滋月息，即令小王子、吉囊、俺答諸部落，可三四十萬，視昔之奔命窮荒，不見馬矢者，盛耶？衰耶”。
可見這個時期蒙古畜牧生產的發展和人口的增長，一方麵使得他們能夠把更多的畜產品作為商品而用於交換，另一方麵自身也出現了“部落眾多，食用不足”的情況。在這種情況下，蒙古必然要萌發出對外貿易的強烈要求，以便用自己的畜產品來換取漢人生產的糧食及其他生活消費品。而當這種要求不能得到滿足時，蒙古統治者就隻能發動戰爭，企圖打開與漢人進行貿易的大門。“庚戌之變”其實就是這類戰爭的一個縮影。
在這段時期中，盡管蒙漢統治者之間經常發生武裝衝突，民族間的戰爭時斷時續，但其實在民間卻已自發地出現了貿易活動，史稱“私市”。
“私市”並非近來才有，實際上早在弘治年間就已經出現了，“近聞北虜進貢多挾馬入邊私市，市者得之皆以歸勢家，因取厚利”。“厚利”之下，商民必趨之若鶩，“遠近商賈多以鐵貨與虜交易，村市居民亦相率犯禁”。盡管大明朝廷頒發了一係列的禁令，企圖禁絕“私市”，但是蒙漢間的貿易活動是蒙古與漢人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產物，並不是大明朝廷利用國家的強製力量所能窒息得了的。
錯非如此，來年高拱怎麽可能借機推動“俺答封貢”這樁大事？可見做這件事是有各種基礎的，大明朝廷隻要有個能夠真正站在實際立場看問題的政治家，就一定會順勢而為。
私市，就是這種基礎的一個具體表現。